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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义听着她的话，心里暗暗佩服，自己却说不出什么话来。这个青年在赤杨岗村子里，是出名的手巧心灵的人。但是一张
嘴却像个没锯开的葫芦，一句话也倒不出来。他只读过四年小学，却写得一笔好字。他只学了一个月算盘，却能把加减乘除练得精熟。他用高粱秆子扎的蛔蝈笼，样子是仿一座关帝庙扎的。不但有三间正殿，还有廊房山门。他能在一个金瓜上刻画出“八仙过海”，他能把一捆麦秆编成五棚楼的天坛型草帽。可是这些精巧的手艺，这些惊人的聪明，现在对他来说却没有一点用处了。
第二天，凤英又催着春义到人市上去了。他到了那里，碰巧有一个建筑公司招募三十个力工运砖块，一天干十二个小时给八毛钱。因为八毛钱还可以买斤馒头，人“轰”地一声都围上去了。这个招募小工的工头却是个厉害人。他说：“大家都不要吵，我得挑！”
接着他就像买牲口一样，一个一个地看着身板牙口挑起来。轮到春义时，他先打量了他一眼，接着重重地在他肩上拍了一掌。最后说：“你跑几步我看看。”
春义跑了几步，脸已经红到耳朵后了。
“你大概两天没吃饭了吧？”工头问。
春义低着头没有回答。
“嗯，像个姑娘！”工头又睃了他一眼说：“肩膀还不窄。”说着他像推一头牲口一样，把他推到被招雇的行列里。
春义干的活是在一家砖窑前，向胶轮大车上装砖。十八辆胶轮大车川流不息地跑着。他们不住气地向车上装着。从清早到天黑，一直不停地装着。中午只休息了半个钟头，啃了两个馒头，到了下午，他的十个指头上，全磨出了鲜血。他痛恨自己这个庄稼人，皮肉长得太细嫩了。
西安市里满街华灯明亮的时候，春义才晃着快要零散的身
体去找凤英。他口袋里已经装了八毛钱角票，他不时向口袋里摸着，生怕被街上的小偷偷去。他正走到中正门大街，忽然从后边走过来一个留着乱莲蓬头发的年轻人，手里拿着一副眼镜在春义的跟前晃着说：“喂！老乡，要眼镜不要？真正的茶色水晶镜。便宜货！”
“我不要！”春义说着往前走着。
那个青年又跳到他面前说：“看看嘛！你看这镜片、镜架！便宜得很哪！”
春义没有停步仍然走着说：“我不要，看它干吗！”
正说着，那副眼镜忽然掉在地上了。那个青年拉住他说：“你别走！你怎么把我的眼镜弄掉在地上了？”
春义一急说：“我根本没有碰你的眼镜，是你自己弄掉的。”
那青年说：“你说什么？我把镜子交给你，你掉在地上，还想耍赖？你不能走！你要赔我的眼镜。”他一边说着一边拉着春义的衣襟。
春义这个平日非常腼腆的人，这时也恼了。他说：“怎么，休想讹人啊！”他挽起了袖子。
这时围过来一些看热闹的人。又一个青年推着他说：“别发火，别发火，有理讲理嘛。先把眼镜抬起来看看，看摔坏了没有？”
那个青年从地上拾起眼镜，看了看，眼镜没有摔坏。原先那个青年却故意对着电灯照着说：
“摔破了！有一道纹”
春义愤愤地说：“我不管你摔破没摔破！我根本设有摸你眼镜。”说罢挣着就走，那个青年还要上前去拉他，另一个青年却使了个眼色说：“穷光蛋！放他走吧！”接着是一阵怪笑。
春义觉得这两个人有点恶心，心里说：“这也算个人！”他想着自己还算庆幸，眼镜真要摔破了，他们还真要说麻瘩！他又想起刚才吵架时，他应该向大家说：“我两只手在口袋里一直没有拿出来，怎么接住他的眼镜？”这句话最能说明他没有碰过眼镜，可惜当时没有想起来，自己的嘴太笨了。
回到北关，凤英在锅盖上切着白菜叶子，她兴奋地对春义说：“街口南边卖机器轧的杂面条，两角五分钱一斤。杂面条煮起来涨锅，买一斤就够咱俩吃啦。”
春义笑着说：“买一斤半。我今天有点饿了。”他说着就往口袋里掏钱，手伸到口袋里一摸，钱却没有了。他吃了一惊，又赶快摸另一个口袋。可是不管怎么掏，两个口袋里连一个小纸片也没有。他的眼睛忽然一黑，马上想起那两个街痞子在吵架时挤着他的样子，他又想起他们两个挤眉弄眼的表情。他全明白了：“钱被他们掏跑了！”
夜里，他躺在地上睡不着觉。十个指头疼得像刀子割一样，但更使他心疼的是，一天的工钱被小流氓偷去了。他有点害羞，觉得自己太没有能耐。他想到这个城市地方，就是人吃人的生活。在农村，人是向土地要东西，在城市，人是向人身上榨取、勒索，甚至偷盗东西。
他看了看凤英，凤英裹着一条被子睡在地上铺的麻袋片上，睡得很香。天快亮了，凤英的头发上凝结了一层白霜。他心里引起了一阵强烈的自疚。他和凤英结婚几个月了，他们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住过一间房子，甚至没有在一张床睡过一夜。自己是她的丈夫，丈夫是要对妻子的幸福和生活负责的。他觉得自己太不中用了。……
天亮了，春义还准备去装砖。城墙上响起了警报。警报“呜
——！呜！——”地叫着。日本鬼子的飞机要来西安轰炸了。因为各个街口都已戒严，春义无法通过。一直到中午十二点警报才解除。据说日寇的飞机是飞到重庆投炸弹去了。就在这时候，他在车站看到一张“告示”。“告示”上号召难民到黄龙山去开荒，到那里每人可以发二百斤小麦安家粮，还发镢头等二具。春义看到这个消息，心里觉得一阵兴奋。他气喘吁吁地跑回北关和凤英商量说：
“咱们干脆去黄龙山开荒吧！还是种地可靠。不在这城市混了，我真住不惯这城市。到黄龙山，咱们今年冬天能开出几亩地，明年一年就不发愁了。”
凤英有些犹豫。她说：“谁知道是真的假的？到那里这一冬天吃什么？住什么地方？城市的活路总要多一些，这么多人，他们能生活下来，我们也能生活下来。昨天我问一个大嫂，她在戏院门前卖瓜子，一天就赚两元多钱。”
春义劝她说：“人家是当地人。咱们是初来乍到，人地两生，连个遮风避雨的地方都没有，还说做什么生意？”他又哀求凤英说：“凤英，这城市就是遍地是钱，我也拾不了。在这儿净受欺侮，我这个人，不是这个材料。”他说着低下了头。凤英想起他昨天被偷的事，又想起他那十个露着红肉的手指头，心里着实可怜。她说：“你看吧，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反正你是男子汉，你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我就怕到那里荒天野地，他们要是不发粮食，才叫哭天天都不应哩！”
春义说：“这是政府出的“告示’’上说的。他们不能随便说话。”
凤英说：“‘告示’是什么？‘告示’是一张纸。今天说了。明天又不算数的事多得很。凡是出‘告示’，都是想方设法骗人
的。”
话虽如此说，凤英还是把行李捆了捆，跟着春义上路了。
上黄龙山开荒的难民确实也不少。大都是些只会种庄稼的老实人。他们渴望着看到土地，他们只有在土地上才有笑容，才有生气，才能活泼起来。他们在土地这个舞台上，才能施展出一切本领和智慧。
咸阳离西安四十里。春义挑着担子，凤英背着行李在西安往咸阳的大道上走着。路旁高大杨树上的叶子，在萧萧的秋风中飘落着，地里庄稼已经收割完毕了。土地像脱光了衣服一样，露出它健美宽阔的胸膛，在黄色太阳光下面，闪发出诱人的紫红颜色。偶尔有几块剩着的棉柴还长在地里，一片片殷红色的棉叶上，留着严霜的痕迹。
春义看着路旁的土地，心里舒坦了许多。他从那些瑟瑟作响的肥厚棉花叶子上，看得出这里土地是相当肥沃的。他想着黄龙山的荒地，土质如果也有这么好，他就可以建立起他的新家园。一对喜鹊从他的头上掠过，落在一棵光秃秃的柿树上时，还喳、喳地叫了两声，这增加了春义的信心，他不知道他脚下走着的路，就是两千年前阿房官的大甬道。对农民来说，土地就是他的阿房宫。
日头偏西时候，他们来到咸阳南关。这里的难民少多了，街上都是说陕西话的声音。凤英看着街上的行人，不但没有个熟人，连个熟脸也没有。她开始感到真正到了异乡。
春义在街上走着，他想找一家饭铺先吃饭。一个蓝布白字的酒帘在风里飘舞着，上边写着“牛肉面”三个字。春义正在盘算着是不是进去吃两碗牛肉面，却听到了一声悦耳的熟悉声音：
“牛肉面！大碗牛肉面！里边请。”
春义紧走了几步。只见临街的灶台前站着一个系着白围裙的男人。他正在熟练地炒着菜。春义的眼睛一亮，还不是陈柱子吗？他忍不住叫了声：“柱子哥！”
那人正是陈柱子。他看着面前站着这个挑着行李的人，半天才喊出来：
“你是春义？”
“是啊！我们从西安来。”
陈柱子“哗”地一声，向炒锅里掭了一大瓢水，匆忙跑出来接住春义的挑子说：“先到铺子里！怎么你们也来到这里了。”他又向里边喊着：“老白，春义来了！……”
“白菜心”正在抹桌子收拾碗筷，她一看到春义，就抓住他的手说：
“哎哟！你怎么也一担两筐出来了！”
春义苦笑了笑，却说不出话来。柱子看到店铺外还有一个年轻妇女，掂着包袱，低头站着。他不认得凤英，因为他在赤杨岗时，凤英还不曾和春义结婚。不过他从年龄、打扮，特别是梳的髻上还有一段红头绳，心里也估摸个八八九九。忙问春义：
“春义，这是？……”
春义红着脸，“我……”了半天，没说出个名堂。凤英却满脸笑容地走过来叫着：“大哥！……”
四
原来陈柱子离开家乡早一些，黄水刚一进村，他就来到陕西咸阳了。那时咸阳铁路已经通车，外地修路工人和国民党几个机关搬来这里，咸阳突然增加了一万多人口，做生意日子好混。
陈柱子自幼学的饭店手艺，面案、菜案都能拿得下来，再加上“白菜心”长得干净鲜亮，嘴甜腿快，很快就在咸阳站住了脚。
初开始时，他们盘个露天煤火，卖水煎包子。陈柱子做的包子，不但馅大皮薄，火色还焦黄均匀，香脆透亮。他专门定做了一把细嘴白铁油壶，凡是当地熟人来吃，总要用锅铲把包子捣开，在每个包子里再加上一些麻油，虽然从油壶细嘴里流出的麻油像线一样细，可是惹得顾主们个个高兴。其实陈柱子一天卖三十锅包子，外加的香油不到一斤。用陈柱子的话说：“我每天就凭这一斤香油，要在这咸阳闯开门面！”
两口子省吃俭用卖了一年水煎包子，果然积蓄了些钱。恰巧南关有一家土靛染坊歇业，两间临街门面房出租，陈柱子咬咬牙，租下这两间门面，因为是外乡人，害怕露财遭祸，陈柱子还假装租不起，托保贷款，花了二百块钱。
有了这两间门面房，陈柱子就好像有了个舞台，他想自己是外乡人，当地人不能雇，全靠两口子四只手干插。因此在经营上还要靠“一招鲜”。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