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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美国的核力量是会被拉进来的想法发出了呼吁。戴高乐说，眼下既然美国也会受到攻击，“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特别是美国没有一个人——能够说，美国是否会使用核武器，以及何时、何地、如何、在何种程度上会使用核武器来保卫欧洲。”
然而，戴高乐那种变幻莫测的策略，往往甚至使他自己的内阁也感到惊讶。因此，一份不很可靠的外国情报在1963年年初曾使肯尼迪吃了一惊。“据正式的和可靠方面的传说”，戴高乐和苏联已经达成或即将达成一项秘密协议，要求在中欧实行非军事化，其地区包括整个德国、希腊和土耳其在内，逐步从德国和法国撤出美国军队以及承认奥得－尼斯河线。这种说法同赫鲁晓夫和戴高乐两人的需要和愿望都是十分符合的——刁难美国并“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戴高乐爱说的一句话）控制着欧洲——因此应该加以核实。幸而，它被证明是无稽之谈，但是这种可能性促使肯尼迪在随后的一连串会谈上提出了许多质询。
总统委派戴维·布鲁斯和迪安·艾奇逊提出报告并召集所有的大使和西方问题专家在1月和2月间举行了一连串冗长的会议，调查研究和重新估计了这一问题。在这些会议的基础上，总统作出决定认为在战略上不需要作根本的改变，其理由有以下四点：
1．甚至最骄傲、最多疑的欧洲人也拒绝站在戴高乐一边攻击北约组织和美国人。在戴高乐的梦想能够实现以前的漫长岁月中，他们珍视美国同他们的关系，并且认为这种关系比之同苏联人的关系可取。而且在戴高乐一阿登纳的家长式统治下，他们在欧洲统一中的利益也不会得到满足。
2．戴高乐要实现的包括一个和解的德国在内的统一的欧洲，同样也是肯尼迪的目标。他们的基本分歧是在于采用的方法和关于英一美参与其事的问题，但是总统说，“自由的统一”。
从不基于意见的一致。……不论我们在减少……对柏林的
威胁方面取得什么成就……我们都是以联盟内部问题增多
为代价换来的。……在牵涉到原子的那些问题上……必然会
有不同的意见——这是一定会存在的，因为这是生死攸关的
问题。
况且，同新闻界所谈论的戴高乐的“宏伟计划”挫败了肯尼迪的“宏伟计划”这种报道相反，肯尼迪始终没有把多边核力量计划或者英国进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看作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他也始终没有认为欧洲一体化的步子、进程以及人物是由我们来决定的事情。
3．虽然他悄悄地取消了早些时候作出的向法国出售飞鱼核动力潜艇的安排，但是任何想惩罚将军的尝试，想同他吵架或同他争夺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忠诚的尝试都只会对戴高乐有利。在此以前，没有一个美国总统能够制止戴高乐藐视北约组织和坚持拥有自己的核力量的态度。这时想通过与其他国家达成新的军事、经济协议来孤立他的一切有关建议，或取消美国的一些保证，都只会阻碍大西洋伙伴关系的长期发展。
4．最后，他认为，为了安抚戴高乐而依照他的条件向他提供核武器是没有好处的。一年以前，尽管将军一再重申法国不要求什么（也不提供什么），总统——在五角大楼和我们驻巴黎大使的敦促下，不顾白宫和国务院大部分顾问的反对——曾经重新审查了我国反对援助法国发展核武器的意见。当时他断定，这种援助并不会争取戴高乐将军来支持我们的目的，只会加强他自己的目的。尽管反过来我们在军事上也许会获得少许好处，然而将军要充当全欧洲代言人和摆脱英美影响的愿望并不会改变。他想不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控制，并在北约组织以外成立一个三国核理事会的愿望，只会受到鼓舞。而比以前更加突出地被排除在外的西德人，必将就其对大西洋联盟和取得他们自己的核武器的问题，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总统于1963年2月写信给一位著名的评论家（他曾经要求总统向法国提供核武器，认为这将使戴高乐的小小的核力量能促进我们的核力量）说：
我认为，把拥有核武器库看作是所有主权国家的合法的
和合乎需要的特征，这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如果我们
往后将被卷入一场核战争，那么在决定发动这场战争时我们
难道不该有发言权吗？维护美国的利益……难道不是我的首
要的职责吗？
虽然如此，在拿骚会谈以后，肯尼迪曾经准备就核武器问题同戴高乐展开全面的会谈，承认法国是一个核国家并提供关于武器或许甚至核弹头的援助，如果法国按照某种类似拿骚的方式，把他们的力量与北约组织联系在一起的话。后来在1963年——在禁止大气层核试验条约签订以后——他同样准备帮助法国发展地下核试验的技术，以换取法国在该条约上的签字。但是戴高乐对于以上两事的否定的反应——由于他对多边核力量有所怀疑，1月间他的这种态度更为坚决——使得认真的谈判成为不可能了。
总之，总统得出的结论是，无法采取什么步骤来改变戴高乐的行动，也毋须采取什么步骤来对他的行动作出什么反应。这是一个他私下反复考虑的、令人不安的结论。但是随着西欧和赤色中国变得强大起来，而且已不大依靠各自的大国后台，肯尼迪断定，东西方阵营内部的分裂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而古巴事件后紧张局势的缓和势必将扩大这些分裂。他无意挑起紧张局势，使共产党人重新联合起来，以暂时弥补起西方的分裂。
然而，决定不改变美国的战略，并不意味着完全不采取行动。肯尼迪开始更恳切地争取更多的欧洲人，对他们希望在东西方和核武器问题上有较大的发言权表示同情，并对西德人给予特别的关注。他知道历史将乐于看到法国和德国和解，所以他拒绝了所有要他迫使阿登纳在美法之间作出抉择或迫使他延期批准新的法德友好条约的建议。但是他确曾鼓励波恩采取使戴高乐很狼狈的做法，即在批准该条约的同时加上一段序言，重申德国对北约组织和大西洋团结的保证。
同时，他还着手进行多边核力量的谈判，向法国和一支最终要建立起来的全欧核力量敞开大门。这支全欧核力量将得到美国的援助，但并不受美国的限制，这一点体现在建立一个由两方（美国和欧洲）组成的西方核理事会上面。1963年5月召开的北约组织会议组成了一支盟国核力量（不是多边核力量，而是指一些英国轰炸机和五艘美国“北极星”潜艇，它们由北约司令部指挥，但同时仍保留在其本国的编制之内）。他还作出安排，使欧洲的军事官员更为全面和更为平等地在奥马哈战略空军总部参与拟定核目标的工作。肯尼迪还设法加强美元地位以应付更严重的国际收支逆差，并且根据扩大贸易法推动关税谈判。他还推动货币改革的磋商和建立大西洋两岸联系所采取的其他微小而坚定的步骤。进展是缓慢的，但是在一个改变世界政治建筑的基本结构的长期演变过程中，美国是能保持耐心的。他感到这种长期的演变是不可逆转的。
肯尼迪给戴高乐的最有力、最成功的答复——一件他险些准备取消的事——就是1963年6月他的西欧、特别是西德之行。他受到的热烈欢呼，甚至是戴高乐上次成功的访问中都未曾有过的。总统在抵达波恩机场时，立即就他此行的目的作了简括的叙述：
我在“大联盟”的存亡关头远涉大西洋，行程约达三千五
百英里。我们的团结是在危急的时刻铸成的；它在和平的年
代里也必须保持下去。……现在，我们两国和所有其他盟国在
经济、军事、政治等各方面都互相有所依赖。……
我在贵国停留的时间是非常短促的，但是……只要你们
需要美国呆在欧洲大陆上，美国就将呆在这里；我们的部队和
我们所承担的义务都将继续保持，因为你们的安全就是我们
的安全。你们的自由就是我们的自由；而对你们领土的任何
进犯也就是对我们领土的进犯。出于需要，也是出于感情，在
我们走向和平或是走向战争的道路上，我们的命运完全是一
致的。
两天以后，在法兰克福德国第一届议会的诞生地——具有历史意义的保罗大教堂——肯尼迪在他担任总统以后最精心推敲的演说之一中，阐述了大西洋伙伴关系这一主题。他说，西方盟国不仅面临着共同的军事问题，而且面临着类似的国内经济问题。它们不仅被危险的威胁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具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标。
试图控制欧洲的决策机构的做法，并不符合（美国的）利
益。如果那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宁可看着欧洲分裂和削弱，以
便美国逐个地对付它们。与此相反，我们瞩望于一个统一、强
大、用一个共同的声音说话和以一个共同的意志行动的欧洲，
一个能够以完全平等的伙伴身份解决世界问题的世界强国。
美国将冒着自己的城市遭受破坏的危险来保卫你们的城
市，因为我们需要以你们的自由来保卫我们的自由。……凡是
怀疑我们的保证或否认美国与欧洲不可分割的人，凡是想把
欧洲同美国分割开来，或者在盟国之间搞分裂的人，只能使那
些与我们为敌和唯恐西方不乱的人，得到好处和感到舒服。
肯尼迪通过欧洲电视台向西德和意大利各地重申了这些信念，他在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同英国的麦克米伦进行的一些颇具成效的私人会谈中也重申了这些信念，所以下一周他离开欧洲大陆时确信——根据市民，领导人和新闻界的反应——“我们承担的义务及其持久性已经得到了理解。”
同世界其他领导人的接触
在肯尼迪执政的第一年里，他平均每周亲自会见一个以上外国政府的首脑和政府高级官员，以后他也常常这样做。他出国访问过十一个外国政府首脑，并在白宫接待过五十多位总统、总理、首相和王公贵族等。他对每次会晤都作好准备——无论是会见法国总统还是多哥总统——探讨关于别国的全部现有的资料，包括其政治、人物以及所存在的问题。他凭记忆列举出当地的统计数字，引用他们的著作或历史方面的材料也不带记录本，这使他的东道主和来访者得到深刻的印象并感到高兴。
由于肯尼迪自己的出国旅行受到限制，他同其他国家首脑保持着大量的书信往来——分别接见为数很多的外交部长、财政部长和其他官员——派他的妻子、弟弟罗伯特、副总统和其他人出国访问——鼓励国务院官员在出现特别危机时直接与他们的对手打交道，而不要通过信件或大使——通过一年一度的内阁联席会议改善我们与日本的关系。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关心和培育外国首脑个人威信的努力中，最主要的形式是请他们访问白宫。每位来访问的贵宾总被带到楼上肯尼迪夫妇的住房参观（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