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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演说快要结束时，从印度回来的肯·加尔布雷思恰巧到白宫来访问，他把这篇演说称为“自麦金莱以来最具有共和党人味道的演说”。他倾向于在正常预算增加预算之外再追加一百亿美元的联邦开支放到国民经济中去，而不是削减一百亿美元的税收。但是总统感到，这种代替办法在第八十八届国会中是通不过的（并告诉加尔布雷恩，不管怎样，他通常总感到有这位瘦长的朋友站在对立面总是有帮助的）。总统倚重的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俄克拉何马州参议员罗伯特·克尔在进医院前不久，也对演说提了些意见（他后来就没有出院）。米尔斯看了这篇演说，没有表示赞同。狄龙、赫勒和其他的人则都在里边补充了他们的看法。
但是最关心这篇演说的人还是总统。他不象经济俱乐部的听众那么担心经济政策，他心里纳罕的是，在赤字、支出和经济繁荣都日益增长的时刻，他们怎么会轻易接受大量减税呢。当我们在纽约旅馆内他的房间里检查最后一份讲稿时，他说，“假如我能够说服他们，我就能够说服任何人。”
他确实说服了他们。这篇演说——《时代》杂志说，听上去很象全国制造商协会一个高级人员的演说——很受欢迎（部分原因是演说既没有提出赋税改革的细节，也没有提出赤字大小的细节）。总统自己也变得更起劲了。他开始把减税看作是对付仍然在折磨着他的持续不断的失业的最有力的武器。在会议上，在演说中，在预算、立法计划和国情咨文里，他开始把重心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当他谈到这个法案时，他所谈的主要内容是减税，而不是赋税改革。
但是公众一开始对此是漠不关心的。尽管广大的企业界和劳工界表示支持，国会仍然一点也不热心。如果说在前一年夏天经济有衰退的迹象而预算（如同所提出的那样）又是平衡的时候，国会尚且不愿意通过减税法案，那末到了1963年没有衰退的迹象，而预算既比前一年庞大又不是平衡的时候，肯尼迪何以认为他能够提出减税的提议呢？几乎每一个民主党人都有一个较好的降低税率的计划。几乎每一个共和党人都抨击这个预算。几乎每一个院外集团都攻击一项或几项改革方案。1962年的“小”改革法案只限制滥用开支和制裁海外的逃税。它所遇到的困难同新的改革法案所遭到的反对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每一个议员所赞同的改革方案堵塞了另一个议员所喜爱的漏洞。减税问题甚至使支持减税法案的人之间也发生了争吵；争吵的问题是究竟让企业界还是让低收入的集团享受这样大的减税份额。国会议员完全乐于把农业、军事和其他政策交给更为内行的委员会成员去研究，而对于赋税改革却毫不踌躇地自认为是内行。
共和党人把减税称为“历史上最大的赌博”，并且预测失业人数不会下降。但是由于他们长期以来都谈到要取消政府的严密管制，所以他们不能对总统提出的减税理由进行挑剔，于是他们便对预算问题进行挑剔。我们曾经煞费苦心、但终于成功地削减了预算，以适应上面提到的总统所规定的三项限制。但是埃弗雷特·德克森称它为“难以置信的”，克拉伦斯·坎农称它为“荒谬的”，而查尔斯·哈勒克则说它成了“政府的勇敢谈话的一个笑柄”。总统冷静地强调说，我们不是在预算赤字和预算盈余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两种赤字之间进行选择——一种是由于经济增长缓慢和赋税收入迟缓所导致的“浪费和软弱”所造成的，一种是为了实现充分就业的经济而“建立我们未来的经济力量所造成的”。他说，等充分就业实现以后，我们就不会有赤字了，但是如果把减税推迟到开支的削减数字能与之相等的时候，那就意味着要一直等到我们的人口停止增长和共产党人停止威胁的时候才行。
这时，前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加入了这场争吵，写了一封信给哈勒克。他把“庞大的赤字、大手大脚的新开支和大幅度的减税”这种三结合称为“财政上的盲动”，到时候这不会通向“一个充满大好机运的自由国家，而只会造成一个债务重重和财政混乱的大废墟”。他赞成从肯尼迪的预算中削减一百三十亿到一百五十亿美元。这位前任共和党总统在信尾对众议院的这个共和党领袖说，“容我强调一下，这里所提的意见是毫无党派影响的。”
总统没有作出直接的答复。但几星期后，在回答全国报刊编辑的一个问题时，他回顾了他所制订的预算节约措施和预算主要增加部分的必要性，然后毫不带党派影响地补充说：
我强烈反对有人谈论的那种大规模削减预算的做法，削
减五十、一百、甚至一百五十亿美元。我想不出有什么措施
会比这个对我们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具有更大的破坏作用了。
而且我认为，主张这样做的人在许多情况下就是使我们陷入
1958年的衰退，并导致1958年的一百二十五亿美元赤字，最
大的……黄金和美元外流……以及1960年的衰退等问题的
财政金融政策的设计者。而我们希望做得比他们好一些。
另一方面，民主党内自由派人士则抱怨赋税改革不够彻底，富有的人和公司将得利大多，改革的时间太迟缓，数额也太少了。劳工发言人比较赞成能够提供就业机会的公共工程项目，唯恐企业会利用减税所得仅仅去增加自动化。新政人士比较赞成增加公共支出，认为总统的基本前提是与民主党三十年来的哲学相抵触的。
狄龙和霍奇斯手头的一些分析资料显示出，这项法案对企业有种种好处——对高收入阶层和公司的减税，再加上前一年给予企业的减税所得。赫勒和劳工部长沃茨手头还有些图表向劳工和自由派人士说明，低收入阶层从减税中获得的好处最大。两种说明都是对的。不过总统强调，使用通常的阶级斗争滥调是不适当的，他的努力不是如何分割经济馅饼，而是如何为大家来扩大这块馅饼。帮助企业增加利润，就导致更多的就业机会。帮助消费者增加收入，就导致更多的销售。
众议院批准的关键在于拨款委员会主席米尔斯。他长期以来一直主张赋税改革，可是在没有衰退的迹象时，他对减税又有些怀疑。总统慢慢地说服了他。开始时，米尔斯同意一个以改革赋税为主要内容的法案，其中略加一些减税措施，以利其通过。在法案提出时，它是一个赋税改革及减税的法案。作证时，它却变成了一个减税及赋税改革法案。而当米尔斯最后向众议院提出该法案时，总统得到的却是一个以减税为主要内容的法案，附带作了点赋税改革。总统也认为，更多的改革措施是早该实行的，但是这种措施甚至在米尔斯的委员会里都不能获得通过。
威尔伯·米尔斯，如同前一年在处理贸易法“小”赋税和其他法案时所证明的那样，是一个极有帮助的伙伴。他为他的同事们所尊重，他对自己的工作有很丰富的知识，并且是一个细心的有计算头脑的人。没有一个委员会的主席能够比他更牢固地控制着自己的委员会。1958年他担任拨款委员会主席时提出的第一个法案遭到了失败，他为此感到很窘，从此，这位阿肯色州众议员在没有获悉他的法案会获得通过之前，就决不向众议院提出一项法案。他工作起来总是慢吞吞的，小心谨慎的，深思熟虑的。有时，冗长的听证会和拖延时日使总统恼怒。“你知道吗？”有一天他对我说，“英国人也有一个按比例来说比我们更大的减税法案，从准备、提出、通过到付诸实施，目前已在从中得到好处了，可是我们却还在举行什么听证会。”
最后，当众议院准备投票表决时，总统再一次在电视上发表讲话。这一次演说稿曾经再三推敲，使其简单明了。有一份草稿是经济专栏作家西尔维亚·波特草拟的，因为总统很赞赏他的文章。文章中插入了若干例证，说明法案将会如何减少一个典型家庭缴纳的税款，而他们节省下来的税款如何又将会用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总统喜爱的一些统计数字如；每天应提供一万个新的就业机会；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平均每四十四个月就出现一次衰退；六十年代进入劳动市场的青年将比五十年代多七百万。演说还包括了一些他自己惯用的句子：“我们需要减税，使现在这股势头的动力不致消耗光”；“我们这个国家是整个拱门的拱心石”等等。
这次演说获得了成功，这项法案也获得了成功。
肯尼迪的赋税法案，最后借助于他的继任人终于制定为法律，这项法律颁布的前后，对美国经济带来了一个空前的发展时期，这项法案及其成果已成为约翰·肯尼迪在经济方面的智慧和政治方面的坚韧性的纪念碑。对于曾经长期支配这个国家的那些最为顽固的财政上的神话和恐惧心理来说，这座纪念碑标志着对它们的断然的否定。虽然国际收支逆差和保守的国会阻止他过分倚恃民主党惯用的更低的利息率和更高的预算案这种补救办法，但是他还是摆脱了陈规，开创了新的途径，从而打破了战后经济衰退的趋势。虽然我们不能说全国和国会在接受他的法案的同时也完全接受了他的哲学观点，但是他的行动比一代人的演说和讲学更能阐明一度被称为“沉闷的科学”的经济学。
在制定这项法案的过程中，肯尼迪自己的思想不久就很起作用。他在一封给加尔布雷恩的信中要求就国际收支方面的一个特别问题提供资料，他要求提供“你认为适当的、尽可能多的技术性细节，而不要受到你在同一个非职业经济学家讨论问题时可能感到的那种限制”。对此，他还草草地加上一句道：“——但是，在哈佛大学拉斯·尼克松的指导下上过经济学A课程的人，对经济学知道的可也真不少。”
不管他在经济学A课程中学了些什么，他在白宫却接受了良好的经济学教育。作为一个具有其他重任的人，他是一个好学生，而就整个国家来说，他是一个好老师。
肯尼迪第十四章 反通货膨胀——钢铁价格的争端
第十四章 反通货膨胀——钢铁价格的争端
1960年，理查德·尼克松向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群众大声疾呼道：“记住，如果你们希望通货膨胀，希望物价上涨，你们就投我们对手的票。”1961年，许多专家认为，副总统的推论是错误的，不过他的预测倒是正确的，因为他们设想随着经济的恢复，通货膨胀是肯定无疑的。然而约翰·肯尼迪竟然表明，尼克松的预测也同样是错误的。
专家们对肯尼迪并非缺乏信心。他们只不过知道，在经济迅速发展时期，物价通常总是上涨——肯尼迪增加国防、空间和反衰退等开支，就会造成据信将引起通货膨胀的那种庞大的预算赤字——民主党人对工农一贯的同情通常会导致较高的工资和粮食价格——民主党人对高利率和紧缩通货的一贯反对也会招致通货膨胀——而且总统无权阻止强有力的工业界和工会采取提高物价和增加工资的措施。他们估计在致力于制止通货膨胀的共和党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