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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报道说，肯尼迪总统按照罗斯福的方式，鼓励他的白宫班子和内阁之间以及它们内部成员相互之间进行倾轧和竞争。事实与此相反，我们的作用与其说是在制造分裂，不如说是在建立政府的团结。二、三十个肯尼迪的助手，使他多了二、三十双手和耳目，以及二、三十个头脑去和他自己配合。他们可以跟议员们、官僚们、记者们、专家们、内阁成员们以及政治家们谈话——可以为各部门间的特别工作组服务——可以检阅文件并起草演说稿、信件以及其他种种公文——可以在有些问题出现危机之前就看出来，在有些建议提出之前就估价其可能性——可以斟酌立法要求、政府法令、各种事件、总统的约会、奖励，以及总统的演说稿——还可以为他传达口信，照料他的利益，执行他的命令，以及确保他的各种决定得以执行。
在他的兴趣和知识都比较局限的领域里，需要由我们来考虑的范围往往是广泛的。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并没有为他作出重要的决定。我们的任务是，使他都有更多的时间、掌握更多的事实和看法，以便他亲自作出决定——扩大他的影响，而不是扩大我们的影响；维护他所作出的选择，而不是维护他的自我主义；确保提问不遭到妨碍，或者在他有机会对此表明自己的意见之前就作出答复。用大选后诺伊施塔特备忘录里的话来说，我们的任务是使“他心里有十分可靠的情报，手头有十分可靠的关键性决定，以便他可以迅速地统筹安排”。这就使他负起了检查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沉重负担，不过他宁愿挑起这样的担子，而不愿只成为他自己办公室里的一个办事人员那样，成天卷进例行公事和别人的建议堆里而不能自拔。
当他征求我们的意见时，我们就提供意见。更为经常的是，我们使他能对别人的意见作出评价。我们的任务是，冒着使国会议员和内阁成员——以及总统——不愉快的风险，提出疑问和批判性的意见，而不是逢迎拍马。如果我们仅仅作为另一级的批准或同意机构，或者过分尊重专家的意见——象猪湾事件异常清楚地表明的那样——那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毫无疑问，我们的任务常常招致人们的怨恨。霍奇斯部长显然由于不能更常见到总统而感到不满。他要求在1961年6月15日的内阁议事日程上列入一项议题——“关于同白宫工作班子的关系问题跟总统进行一次坦率的讨论”。我在会上发现了这件事之后，就递了一个条子给总统，问道，“我应否离开一下？”但是总统既不理睬这张字条，也不理睬这个议题。
工作中的某种重复是难以避免的。总统经常把同一个问题交给不止一个助手去处理，或者使一个助手不知道另一个助手的任务，或者在一个关键性时刻使恰巧在他身边的任何人卷了进去。
白宫班子的遴选工作——这项工作象上文所记，在他当选后的那天就开始了——是总统亲自办理的。他挑选了一些人以适合自己的需要和办事风格。这种人事安排不需要参议院的批准，也不希望给公众造成特殊的印象。一个有势力的政治家施加了重大的压力，想把他自己长期聘请的个人助手成为我们班子的成员，但是当选总统并不器重这个助手，且不愿为任何别人的偏爱所束缚。
没有一个白宫工作人员的任命是为了取悦或为了支持以下几方面的人士：裁军或防务的鼓吹者、黑人或犹太人、国务院或商务部、农场主或劳工；也不是为了讨好或支持任何其他目标、集团或政府机关的。也没有一个白宫班子成员的任命是着眼于照顾任何特殊的类型——在自由派与保守派、各个地区或各种宗教信仰之间搞平衡。我们之所以得到任命，是因为我们有能力完成总统需要我们做的工作以及讲总统所要讲的话。我们并不代表任何人，只代表约翰·肯尼迪。除了约翰·肯尼迪，谁也不能把这些意志如此坚强，而在风格和背景方面又全然不同的各种各样的人材聚集在一起。
当然，他的白宫班子既不象我们自命的那样效率很高，也不象他所想象的那样和谐一致。互不通气的现象就出现过不止一次。一定程度的忌护，偶或还有抱怨，不时也曾出现。一批有才干、有魄力的个人主义者，大家归附于一个人，难免总有竞争的情绪，也难免总会轻蔑地提到彼此的政治或知识背景。在高级顾问一级以下的人员中，先后有过几次人事调动，但是肯尼迪个人对助手们的关心、他的一视同仁的作风、以及敦促与表扬并用的手法，完全博得了我们的忠诚。我们每天为他工作十到十二个小时，并且珍惜每一分钟工作时间。
总统不是通过经常表示谢意——这实际上是很少有的——而是通过推心置腹地对待效忠于他的白宫班子和他所任命的其他官员来表示他对我们的赏识。“议员们总是劝说总统把他们的顾问去掉，”肯尼迪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这是贯串着美国历史的最常见的事情之一。”
当阿瑟·施莱辛格由于把一个专栏作家称作“白痴”而受到攻击的时候，当迪克·古德温遭到指控，说他干预外交事务的时候，当皮埃尔·塞林格的苏联之行受到攻击的时候，当埋头苦干的邦迪、罗斯托和加尔布雷思被人讥讽为“舞蹈教授”的时候，当沃尔特·赫勒、斯图尔特·尤德尔、威拉德·沃茨、阿瑟·西尔威斯特以及许多别人由于某种假定的错误或讹传而受到攻击的时候，总统总煞费苦心地私下使我们每个人放心，而且如果他被问到时，总是公开为我们进行辩护。有一次，报上歪曲了一件航海事故，使杰罗姆·威斯纳一时意气沮丧，他后来谈到总统如何鼓励他振作起来，提议要“就航海和处理新闻界的关系问题给我上课”。当另一个助手就报上刊载的一个个人事件向总统表示歉意时，总统回答说，“这没有关系，我看过联邦调查局的档案，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没有出过点事的。”
肯尼迪希望他的工作班子小些，以便使它保持个人的班子的规模，而不成为一个机构。虽然后来为了特殊理由而增加了一些“特别助理”，但他却把高级的有多方面才能的人限制在最低数目上。我的办公室大部分处理对内政策事务，麦乔治·邦迪的办公室专门处理对外政策事务，我们这两个办公室加在一起以比较少的工作人员处理了艾森豪威尔的多出几倍的助手们所处理的工作。我并没有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增添专家，我是依靠预算局和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优秀的工作班子来进行工作的。
总统需要一个灵活机动的班子。我们的权限是有所区别的，但不是排他性的。每个人都可以，也确实帮助了别人。我们的任务和关系随着时间而发展，正如总统对我们的使用一样。谢尔曼·亚当斯－威尔顿·珀森斯的职责是，监督和检查所有别人的工作，但他们并不是白宫班子的负责人，肯尼迪本人才是他的工作班子的负责人。他的白宫主要顾问们享有同等的身份、同等的薪俸以及同等的进入总统办公室的权利。他把白宫班子比作“一个车轮和一系列轮辐”。
白宫班子的头衔并不意味着等级上的差异，并且头衔本身就很少有什么差别。几乎每个人的正式职称都是“特别助理”。有几个人叫“行政助理”。没有一个人是“总统助理”。实际上，总统在1961年1月就说过，他希望每个人都被称作特别助理。作为一个非常荣誉的职称的继承人，我几乎不能同意他的看法，不过在白宫的围墙里曾经被使用过的只有一个头衔，那就是“总统先生”。
白宫班子从来没有开过一次有总统在场或不在场的会议，也没有人认为需要开一次这种会议。我们每个人都忙于自己负责的工作。在必要时，每个人都同与我们职权范围有关的人去会商。例如，我的任务是协助总统制定计划和政策，特别着重于立法方面。这使我可以在一天中分别就外援的咨文问题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会商，就外援的费用问题同预算局局长贝尔会商，就咨文的公布问题同新闻秘书塞林格会商，就咨文在国会通过的问题同负责和国会联络的奥布赖恩会商，并就总统为商讨咨文内容而召开的会议问题同安排总统约会的秘书奥唐奈会商，同时还同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和对外援助局长会商。我还通过参加所有较为正式的制定政策的会议，来跟上总统的想法，如内阁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总统与国会领袖们举行的早餐会，记者招待会前的早餐会，以及制订预算和立法计划的会议。他和我以一种特殊的非私人性质的方式继续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当然，没有一个人真正是美国总统的“莫逆之交”。
各部首长
议论内阁阁员位置的高低长期以来一直是华盛顿专栏作家和鸡尾酒会的常客们喜爱的游戏。他们议论着谁进了内阁，谁出了内阁，谁升迁了，谁降职了，谁内定要离职，谁将取代离职的人。他们搞这种游戏主要是出于兴趣，而不是根据事实，因为外界很小获得同这种议论有关的材料。经常见到总统的某个内阁成员，可能会被认为是一个亲信，也可能会被认为是个讨厌鬼。难得晋见总统的人，可能被认为已授予他广泛的处理事务的权力，或者被认为他与总统的关系已经“完全冻结”。对新闻界来说，评论一个劳工部长是否成功要比评论一个农业部长容易得多。一个邮政局局同长的重要性是不能同一个司法部长相提并论的；也没有哪一个全神贯注在世界危机上的总统同他的商业部长会商的次数会象同他的国务卿会商的次数一样地频繁。
有六个全国性的高级行政官员由于他们职责的性质和他们办事的才能，同总统特别接近。他们是副总统约翰逊，司法部长肯尼迪，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财政部长狄龙，国务卿腊斯克和劳工部长戈德堡。其余的内阁阁员——农业部长弗里曼，第二任劳工部长沃茨，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里比科夫，内政部长尤德尔，商业部长霍奇斯，第二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塞莱布雷兹，以及邮政总局局长戴和格罗诺斯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得到总统的绝对信任与尊重，尽管他同他们相处的时间必然比较少些。
使许多人感到惊讶，并使他们两人自己也感到有些意外的是，总统和副总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