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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介绍，加入了四川新军的同盟会。武昌起义爆发后，四川各地宣告独立。郭松龄等积极拥戴朱庆澜为大汉四川军政府副都督。后来四川巡防军以“川人治川”的口号，排挤外来的新军。朱庆澜被迫离开四川，郭松龄等计议离川返奉以策应革命。
在回忆自己成长的过程时，他对军士连的学员说道：“我小时家贫给人当雇工，没有念多少书。后来故宫招考站岗的，只要能写出姓名和住址就行，我被录取了。以后陆军武备学堂（奉天陆军速成小学）招生，我也考上了。我没有念过几年书，全靠自学；以后考陆军大学，也完全是靠自学的。一个人不学习不行。”①郭松龄酷爱学习，追求进步，其思想完全站在革命一方。
郭松龄于１９１１年１１月上旬返回奉天。他积极参与了张榕领导的联合急进会的活动。其时，在奉天女子师范附属小学任教员的韩淑秀，也积极参加革命。据李坚白的回忆录记道：“公乃辞职回奉，密谋响应，设机关于省城大东关韩淑秀宅。”联合急进会的秘密起义计划被密探侦悉，赵尔巽下令，命张作霖捕杀革命党人。张榕遇害，被杀者四百余人。郭松龄因剪发，“身畔挟有民军护照”，而被逮捕入狱。后经郭松龄的奉天陆军速成学堂的同学高纪毅和韩淑秀等人的多方营救，才幸免一死。“旋以民国建立，始得释”。
郭松龄深感掌握军事科学知识的重要，于１９１２年考入北京将校研究所，任区队长。１９１３年毕业后，重回奉天，任奉天都督张锡銮的少校参谋。当年考入北京中国陆军大学，名列榜首。在三年学习期间，他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识，了解新思想。凡是西学学者或中国学者来京讲学，他必定前往倾听。除军事学外，他对法律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都兴趣甚浓。他努力想成为一个能文能武的战将。１９１６年毕业，被北京讲武堂聘为教官。此时的北京政府总理是段祺瑞，继续推行袁世凯的反动政策。郭松龄蒿目时艰，内心十分苦闷。１９１７年郭松龄只身去广州投奔孙中山，恰逢朱庆澜在广东省任省长。通过朱庆澜的关系，任广东军警卫营营长等职。曾谒见孙中山，并建言反对军阀：“欲谋真正共和，须由军人革命。”还说：“军人每为军阀利用，造成特殊势力，实为共和政治之障碍，故其自身亦须革命。”据说“中山深韪其言，而公亦深服膺中山主义”。韶关讲武堂成立后，聘郭松龄为教官。“每于课余至广州，辄与旅粤东省二三同志谋改造东三省事”。关于改造东三省，他曾经愤愤然说道：“欲谋三省之根本改造，非先推倒恶军阀不可；欲推倒恶军阀，非准备绝大牺牲不可。余拟回奉，投身奉天军阀巢窟，谋取兵权，潜蓄势力，以图根本改造。”①“语毕，即束装待发。同志皆为公危不顾也”。郭松龄是个说到做到的人。
１９１８年末，郭松龄回到奉天。经督军署参谋长陆大同学秦华的介绍，郭松龄任督军署少校参谋。不久，调任东三省讲武堂中校教官。讲武堂开学时，张作霖看到郭松龄在场，便严厉地问道：“汝系反对余之革命党，今日来此何为？”郭松龄“默然”，张作霖“亦不复致诘”。张作霖以为郭松龄既然已经投靠自己，也就既往不咎了。郭松龄“对于战术，造诣颇深，每讲授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极受学员们的欢迎”。
郭松龄办事非常认真，对学员要求特别严格。每当假期届满，他必定亲自站在学校门口监督，如果学员迟到，哪怕是一分钟，也要受到关禁闭的处分。郭松龄不但严格管教学生，还严格约束队长、区队长。按当时的习俗，教官是无权管教队长的。
当时，张学良在讲武堂读书，对郭松龄的授课由衷感佩。因张学良是张作霖的大公子，许多教官对他采取放任自流的作法，不敢管理。只有郭松龄不听邪，对张学良严格要求。郭松龄学识渊博，军文皆通，且律己甚严，注重身教。因此，得到张学良的敬佩和信任。据郭松龄反奉期间担任其顾问的李坚白回忆：“时作霖之子学良为讲武堂学生，公因教学因缘，与之相结纳，劝学良别练新军，为异日承袭乃父之地位。学良有动于衷，又奇公学识，有罗为己用之意。”张学良对郭松龄既“尊之为师”，又“引以为友”。
１９２０年夏，张学良毕业于奉天陆军讲武堂第一期，升任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即向张作霖推荐，调郭松龄为参谋长，并兼第二团团长。从此，郭松龄踏入了率领重兵的军旅生涯。这是郭松龄受到少帅张学良器重和倚畀的开端。李坚白分析：“于是公之初步计划始得售，获有潜滋暗长之机，乃多方固结张氏父子，以期取得军权。”
郭松龄身躯高大，面貌严肃，生活俭朴。他无论冬夏，总是穿着制服，鞋帽整整齐齐。对长官，对部下，对一般社会群众，总是严整而有礼貌。
郭松龄带兵如鱼得水。他既任过基层军官，又当过军校教官。因此，不仅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还具有深厚的理论修养。且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同时，心怀大志、目标专一，对如何训练一支新式军队，早已成竹在胸。郭松龄治军甚严。他厌恶军阀作风，痛恨下跪、磕头等腐败习气。不打人，不骂人，不媚上压下，不营私舞弊。官兵有违反军纪者，不徇私情，严惩不贷。郭松龄严于律己，不苟言笑。无不良嗜好，不吸烟，不饮酒，不嫖娼，不赌博。他不送礼，也不受礼。到部队校阅，也拒绝迎送。加之躯干魁梧奇伟，面生连鬓胡须，酷似西洋人，又因他特立独行、标新立异，同事们戏称其为“郭鬼子”。郭松龄也偶尔在家里招待其老同学，席间对同学中有缺憾者，严加责怪，不留情面。于是，每闻郭松龄邀请，都感头痛，胆怯地说道：“这顿饭不是好吃的。”①
郭松龄在创办新军上有很多建树。首先，狠抓军事教育。整顿奉天军事讲武堂，创办军士教导队，举办军官教育班，以及军事、军医、兽医、军械等短期教育班，还创办过步兵学校。教育是根本。他采取吸收青年学生和轮训部队干部的作法，迅速地提升了部队官兵的素质。其次，定期校阅军队。除了随时到各部队视察外，每年春秋两季，正式校阅部队。对军官进行学、术两科考试。对军队，检查训练和军纪。对有差失者，严厉批评。对有严重过失者，撤职查办。大刀阔斧，厉行改革。在短期内，“三八旅”面貌一新，成为奉军的模范旅。
郭松龄又特创军需独立制度。当时的军队，军需官一向由各级主官委派，一般都是由“三爷”来担任。这“三爷”就是孩子的姥爷、舅爷和本官的姑爷。军需处也就成了军官的私人账房。郭松龄在“三八旅”任命军需行家主管军需，实行军需独立，不准长官动用公款。这是一个重大创举。在“三八旅”杜绝了克扣官兵军饷的劣行，保证了官兵军饷的按时足额发放，提高了官兵的战斗力。
郭松龄和张学良一道，广泛罗致军事人才。凡属军事院校出身的，都加以延揽，储才备用。如部队官佐出缺，即派有真才实学者升补。军官都知道自己何时可以提升，不必用心钻营，只要严于律己，严格带兵就行。由于郭松龄建立了有效的军官升迁制度，量才使用，就做到了军官升迁的良性循环。从而，在“三八旅”杜绝了军官升迁营私舞弊现象的发生。
郭松龄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使“该旅之成绩冠于各军，公渐露头角”。这时，“忌之者日众”。他们“异口同音，谓公所练之军队，纪律虽佳，未必善战”。当时，奉军带兵的军官很多是胡匪出身，没有文化，不懂军事科学。他们藐视军事院校出身的军官，认为他们不能打仗。
１９２０年，直皖战起。张学良任奉天省城戒严司令，留卫队旅一部驻防沈阳，主力交由郭松龄率领开进山海关。郭松龄在天津附近小站，以一个团的兵力，围剿龙济光军两个旅，“人始惊异”。从此，名声外传。
１９２０年秋，吉林省东部地区土匪猖獗，官兵对其束手无策，甚至占领了佳木斯等城镇。郭松龄受命，率领亲自训练的卫队旅前往剿匪，迅速肃清匪患。在这次军事行动期间，他有车不坐，有马不骑，与士兵同甘共苦，士兵大为感动。由于纪律严明，官兵一路遵规守矩，不曾扰民，地方反响甚佳。因此，郭松龄声名鹊起，更加受到各方重视。
１９２１年，张作霖任命张学良为奉天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郭松龄为奉天陆军第八混成旅旅长。两旅合署办公，司令部设在沈阳北大营。时人称之为“三八旅”。张学良事繁任重，所有两旅事务以及人员升迁调补，除大事请示张学良，一般均由郭松龄主持。郭松龄“负实际责任”。
张学良对郭松龄放手任用，信而不疑；郭松龄对张学良恭顺服从，衷心拥戴。两人既是师生，又是朋友，甚至结成兄弟。郭松龄的一切作为，都得到张学良的无条件支持。张学良经常说的一句话：“我就是郭茂宸，郭茂宸就是我。”有人评道：“交谊之深，倚畀之殷，确出常格。”
１９２２年４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分为西路和东路两路军。东路军分为三个梯队，第二梯队司令为张学良。所辖部队有张学良的奉军第三混成旅、郭松龄的奉军第八混成旅和蔡本平的奉军第四混成旅。开战前，张作霖气壮如牛，轻视直军。但很快西线败退，牵扯东线，最后导致全线崩溃。张作霖一看大事不好，就急电张学良回军粮城总部开会，把第二梯队前线的指挥权交给了郭松龄。张作霖并下达了总退却令。西线已经溃不成军。郭松龄临危受命，沉着应对。当时，部队已经撤退到永定河，直军随后急追。兵未渡半，直军已至，情况危殆。郭松龄站立河干，从容指挥。一面派兵阻击直军，一面挥军抢渡湍流。穷一昼夜之力，全军平稳地渡过大河。如稍有张皇，后果不堪设想。随后，郭松龄率领第二梯队全体将士，安然无恙地整队回到驻地。同时，在山海关外打退直系追兵，才使张作霖稳坐东三省的宝座。
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奉军张作霖发现自己部队的弱点。认识到奉军军事素质很差，“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军官大多出身绿林，不懂军事科学，只知一味蛮干。因此，虽然装备精良，弹药充足，也逃脱不了一败涂地的命运。而经过郭松龄训练的新军，则战能攻，退能守，表现了很强的军事素质。由此，启发张作霖走上了整军经武之路。
张作霖整编奉、吉、黑三省军队，统一称为东北军。取消师制，改为旅制。张学良的第三旅改为第二旅，郭松龄的第八旅改为第六旅。仍然合署办公。这就是当时著名的东北军精锐“二六旅”。
当然，和许多有才干的人一样，郭松龄也有他的缺憾。如为人刚愎自用，作风专横跋扈，心胸气度狭隘。同时，有的人认为他怀有个人野心。
１９２４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东北军共编６个军。姜登选、韩麟春任第一军正副军长；张学良、郭松龄任第三军正副军长。两军组成联合司令部，以魏益三为总参谋长。这就是当时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