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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全集7-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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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学时曾编过一个杂志叫《玄背》,在天津《庸报》上。是一个非

常感伤,感伤极了的东西,现在恐怕已找不到了。
陆:为什么叫“玄背”,什么意思?
盲:随便在字典里翻到这两个字,没有什么意思。
陆:曹禺同志手头还保存有什么资料没有?
曹:“四人帮”批斗我,骂《雷雨》,骂《日出》,我把这些东西都撕

了,烧了,真可惜了,要是现在送给你们,总有点用处,该有多好!
陆:“四人帮”简直是毁灭文化。
曹:我将来在历史上到底占个什么地位,我是有自知之明的。像郭老、

巴金、田汉、茅盾等等同志,他们是很了不起的人物。田汉的《关汉卿》、
《谢瑶环》看得很远,很深。

关于《王昭君》,将来肯定有一场大辩论。我这次是下了狠心要写她,
我自己是估计到会有一场辩论的,可以聊备一格吧,但这是我自己的意愿,
周恩来同志曾经关怀过这件事,但这不是长官意志,因为他并没有规定我该
怎么怎么写。《王昭君》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愿写的。

 (陆文壁整理)
(载《曹禺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 11月版)


曹禺谈中国历史剧

新华社北京七月三十一日电中国当代最重要的剧作家曹禺认为:“社
会主义时代也需要历史剧。历史剧借古喻今,为今天提供知识、经验和教训。
历史剧在中国戏剧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曹禺新作历史剧、表现二千年前西汉一段民族团结佳话的《王昭君》,
今晚在北京首次公演。“我希望它能勉励今天我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为国家
的进步而努力”,曹禺在今晚《王昭君》首场公演时对记者说。

曹禺指出:“中国的历史剧可以反映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公元前
三世纪战国时期,中国就有了戏剧的萌芽,据历史记载,楚国的优孟演了一
位前代的贤明宰相孙叔敖的角色,使楚王感动得流了泪。到公元十三世纪元
朝,中国古代戏剧发展达到最兴盛时期。名家辈出,杰作甚多。

中国古代历史剧有一些宣扬封建思想,也有“借古喻今”表现人民愿望
的。演前朝历史戏,寓褒贬,加强当时的传统道德观念。但还有许多戏政治
性很强,反映出作者对当时政策的态度和主张,有强烈的时代感。如元代戏
剧家关汉卿,一生写了六十多个戏,代表作《感天动地窦娥冤》通过一个遭
受欺凌被错判死刑的青年女子的怨愤 (这种怨愤甚至使苍天震动,在六月暑
天降下大雪)深刻揭露元朝官吏无心正法,百姓有口难言的残暴专制,强烈
抗议封建社会的黑暗。《窦娥冤》在一百年前被译成法文传到欧洲。

现代中国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历史剧。除戏曲中的丰富历史剧题材外,
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人欧阳予情、田汉等都留下了著名的历史剧。

诗人郭沫若,对中国话剧艺术的贡献,主要是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历史
话剧。抗日战争期间,他写了《屈原》、《虎符》、《棠棣之花》等,揭露
历史上的黑暗时刻,唤起现代人民的反抗。解放后,他以曹操平定战乱,统
一北方,广罗人才,使国家初步得到安定、进步为背景,写出了《蔡文姬》。

曹禺认为:“有着悠久文化历史传统的中国,历史剧题材是非常广的。
这方面大可深入探索。”他强调:“写历史剧,要正确反映历史事实,忠于
历史唯物主义。”

上海电影制片厂正准备把《王昭君》拍成电影。

六十年代初,曹禺创作的多幕历史剧《胆剑篇》,通过公元前五世纪越
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励精图治,重建一个强大国家的故事。展现了奋斗的
精神,对当时正处在特大自然灾害困难期,并遭受着霸权主义压力的中国人
民,是一种激励。

今年已七十岁的曹禺表示他在晚年要用他的历史知识多写出几个戏。他
的计划包括几部历史剧。

(原载《新华社新闻稿》1979年。。 8月。。 1日)


访曹禺

夜晚。在北京的灯市口,首都剧场的舞台上,灯火辉煌,一出戏正在演
出;台下肃静,台上一个演员正在全神贯注地念着台词:

(独白)这半天,

我忍不下心在发抖。

寂寞、白发的孙美人。

还在我的心头。

可眼前,忽然管弦笙歌,金碧辉煌,

一霎时,人间天上。

歌台舞榭,复道回廊。

一路上,站满了文臣武将,九州的侯王。。

可六官都羡慕我,一天便见到了

一位单于,一位皇上!

管它是什么!

我淡淡装,天然样,

就是这样一个汉家姑娘。

我款款地行,我从容地走。

把定前程,我一人敢承当。

怕什么!

难道皇帝不也是要百姓们供养。 


。。


这是话剧《王昭君》的第二幕。王昭君仪态万千,顾盼神飞,正在庄肃
沉静的一朝文武的目光下,出场朝见皇帝。整个戏光彩照人,它所塑造的艺
术形象,是一个有才干,有抱负,有胆识的,勇于为民族团结作出贡献的汉
代姑娘。剧情紧凑,语言生动,舞台上洋溢着诗情画意,观众屏息静气地看
着它的演出。

这时,一个六十九岁的老人,正在台下细心地注视着每一个演员的台词;
同时,他还留意着观众的情绪,从他们的脸上和偶然的相互对话里,找寻群
众对这出戏的反应。这就是《王昭君》的编剧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长、我
国著名的戏剧家曹禺同志。他从一九六○年起就酝酿写这个剧本,并且在当
时已开始动笔,为此曾两次去内蒙,一次去新疆。但由于林彪、“四人帮”
一伙的干扰,鼓噪什么“大写十三年”,把历史剧的创作一律划入“禁区”,
使这个戏的写作搁了下来,到去年才把它写成。这是曹禹在欢庆粉碎“四人
帮”之后,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解脱思想上的束缚,奋发有为,为迎接建国
三十周年而写成的一部献礼作品。

像母亲关怀孩子一样,曹禺十分关心着《王昭君》的演出效果。他不顾
自己年迈,又有心脏病,经常在晚上到剧场前台和后台倾听观众对这出戏的
意见。他在十五六岁从中学读书时代开始,就养成这个习惯:每演一次戏,
就要听听观众的意见。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他觉得观众的意见,是对
自己创作成果的最好评价。

我从上海到北京访问曹禺,在第一次交谈时就听到他这样的意见。他说:
“剧本与小说不一样,除了供给阅读之外,他还要供给演出,而演出是它的


生命。因此,观众意见特别重要。我从前看郭沫若同志的历史剧,总觉得他
用的台词都是白话体,不大像古人说话;后来,我写《胆剑篇》,人物对话
用了些文言,演出后,观众说听不懂;我才明白历史剧人物对话还是用白话
好。仔细想想。文言也不见得全能代替古代人当时的讲话。所以,这次写《王
昭君》,台词就一律改用白话体了。”

他住在北京东郊两间像上海工房那样的房子里,一间是卧室和书房,一
间是会客室,看来每间还不到十二个平方。曹禺正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写
了这个新的历史剧《王昭君》。

跳出历代戏剧家、小说家、诗人创作王昭君这个人物形象的思想窠臼,
把一个凄凄惨惨,含着无限哀怨,哭别祖国的少女,还原归真,改写成为一
个神采清明、勇敢坚强的姑娘,作者本人显然也需要巨大的气魄。周总理在
十七年以前,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中曾说:“曹禺同志
是有勇气的作家,是有自信心的作家”,这些话在这里得到了证实。曹禺认
为历史剧要忠于历史事实,忠于历史唯物主义,但历史剧究竟不是历史,它
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总是通过作家的头脑写成的,因此它总是需要体现作
家本人所处的时代精神。元代关汉卿写《关大王独赴单刀会》,通过写三国
时代的关云长,写出了关汉卿自己的抱负。同样,关汉卿写《包待制智斩鲁
斋郎》,也是通过歌颂包拯,寄托了自己的悲愤的。郭沫若更是如此,许多
人都说他写屈原,写的正是他自己。曹禺虽然没有说《王昭君》里的王昭君
有他自己影子,但他承认《王昭君》作为历史剧,是体现了作者所处的时代
精神的。

他对国外有些人把历史剧《王昭君》称作“填词文学”,表示愤慨。他
认为这是很不公平的。他说,他写《王昭君》,确是周总理交给的任务,但
这里所说的“任务”,并不是指行政上的命令。周总理在文艺工作上一向尊
重作家的自由劳动,从来不给人规定写什么题材,当时他完全是用商量的口
吻,给曹禺提供一些线索,提些建议,写不写完全由曹禺自己决定。据曹禺
回忆,在当时,他按照领导上号召,也曾考虑写对资本家改造的题材,曾到
上海看了许多资料,开了许多座谈会,但这些材料并没有激起他的创作欲望,
结果没有动笔,后来他又考虑写商业方面的先进人物,也花了一些年月,最
后还是觉得不了解这方面情况,人物在他的思想上站不起来,也就没有写。
对王昭君,他在搜集材料过程中,包括阅读史料和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了解
生活,他都是从不熟悉到逐步熟悉,从没有感情,到逐步有感情。这才酝酿
写出一个历史剧来。

“我们要写熟悉的生活,这话并没有错。”他说:“但有些不熟悉的生
活,作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熟悉它,了解它。当熟悉了之后,写出来的
作品,就不能仅仅因为它是结合政治任务写成,而轻易地加以否定。”

他认为,解放以来,我们文艺界出现了不少好作品,成绩是主要的。但
按理说来,我们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的成绩应该远比解放前为大,
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主要是林彪、“四人帮”在文艺战线上搞法西斯统治,
使我们十年一片空白;而“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也由于有“左”的和右
的干扰,特别是十七年中的后九年,“左”的干扰占了主要地位,致使文艺
园地禁区遍布,有的作家歉收。林彪、“四人帮”正是利用了我们这些缺点
和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开缺口,搞篡党夺权。联系曹禺本人情况,
他在解放前二十多年中,写了《雷雨》、《日出》、《原野》、《蜕变》、


《北京人》、《家》等剧本,这些作品所反映的生活,正如周总理提到《雷
雨》时所说的,是“合乎那个时代,这作品保留下来了。这样的戏,现在站
得住,将来也站得住”。它们在艺术上都有巨大成就。由于这些剧本的发表,
中国话剧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而在解放后,他只写了《明朗的天》和《胆
剑篇》,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才又写成《王昭君》,这是什么原因呢?
正如周总理在一九六二年讲话中所说:“过去和曹禺同志在重庆谈问题的时
候,他拘束少,现在好像拘束多了。生怕这个错,那个错,没有主见,没有
把握。这样就写不出好东西来。”看来正是“左”的干扰使我们的作家顾虑
重重吧。事实上,以后“四人帮”逼得他搁笔十多年。

曹禹谦虚地把主观原因首先归结为自己这三十年来“没有很好抓紧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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