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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算，贸易壁垒一年使发展中国家损失的机会至少值1000亿美元，按照另外一些估算还要高得多，这是所有各国政府对外援助的好几倍。比如，一项研究估计，如果非洲在世界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增加1％，其贸易收入将每年增长700亿美元——这是他获得的援助和债务减免的5倍。《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这一问题的很有价值的社论，指出对美国主要棉花农场主的补贴是使布基纳法索这一非洲小国的200万棉花农场主无法在全球市场上得到一个公平的游戏场来进行竞争的关键因素。2002年，美国往后退了一步，通过了一个为期10年、总值1800亿美元的农业补贴法案，将美国农场主所获补贴提高了近80％。2002年，通过增加对钢铁进口的限制，美国还将其贸易政策导向一个错误的方向。这些措施损害了发展中国家，使我们更难以在国际场合主张更开放的贸易。
从政治角度来看，对某些产业进行保护通常更具吸引力：因为自由贸易有负面影响，而其收益——尽管会大得多——却很分散。一次在与克林顿总统讨论一项日本贸易协议时，我提到一个我们应推进降低贸易壁垒的部门是渔业。克林顿记得在日本时，曾见过一些贫困的渔民从礁石上解下钓线的情景。他很坚决地说，他不愿干任何会伤害这些易受伤害的人的事。“可是总统先生，”我说，“这样帮助那些可怜的渔民，您就妨碍了比这大得多的好处的实现，这些好处本可以通过买得起更便宜的鱼而为全日本的穷人获得。”贸易自由化对渔民的损害是最明显的。但最主要的影响是为数量大得多的、看不见的穷人和消费者普遍带来的好处。
发展中国家从贸易和开放中获得了好处，但像美国一样的发达国家同样也获得了好处。人们有时以赢家和输家的方式来讨论贸易和经济联系。但是，尽管各国在某种意义上是经济上的“竞争者”，在更重要的意义上，贸易是一种互利的过程。一国的成功会提高另一国的生活水准，而不是通过牺牲其他人的利益来获得的。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市场，我们的增长为其他地区创造了机会。反过来，欧洲和日本的增长以及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成功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好的市场。
第二部 第61节
政客们不喜欢说这些，但通过降低美国消费者和生产商所付的价格，通过将我们的资源分配转移向我们在全球经济中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是非常重要的，通过为美国公司制造竞争压力使其更有效率、生产率更高，进口对我们的经济福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最后这一因素是80年代末以后美国竞争力恢复的关键所在。对比之下，欧洲和日本限制较多的贸易制度为受保护的产业提供了庇护，在迟滞生产率的增长方面负有很大的责任。1996年到1999年间，美国进口的货物和服务增长了近4000亿美元。几乎每一个美国家庭都拥有一台更好更便宜的电视机或者是烤面包机，或者是电脑，或者是T恤衫，而没有进口这是不可能的。按照一位前联邦储备委员会经济学家的计算，如果美国消费者不能得到这些额外的货物和服务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要高一个百分点，利率要高两个百分点以上。我在财政部时，在国会的委员会前作证时也以此来阐述我的证言。来自伊利诺依州的保守派共和党人菲尔·克兰有一次说，我是他所听说过的惟一一位在公开作证时为进口辩护的政府官员。在演说和证词中，我在为进口的辩护时增加了一条强有力的理由，指出所有的变化，不管这种变化来自技术或来自贸易，即使这种变化是极其有好处的，也必将不可避免对某些人带来损害。因此，贸易必须伴以有效的计划来帮助那些失业工人在我们的经济中找到新的位置。这不仅是公平的，而且将有益于生产率，有利于政治上对贸易自由化的接受。
世界经济的急剧变化，包括将我们与在几千英里以外工作的人轻而易举地联系在一起的技术，意味着其他地方的低工资工人能以从前难以想像的方式提供货物和服务，印度和中国尤其拥有数量庞大的低工资熟练工人。几乎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都相信，这一变化会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提供巨大的机会，就像过去的创新一样。但所有这一切几乎肯定将加剧政治领域中有关贸易的、已经非常激烈的辩论。
这使得改善美国人对贸易的认识的努力越发重要。面临低工资国家受过良好教育的大量工人的竞争，保护主义似乎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限制贸易的政策——其他国家很有可能以类似政策回应——对我们的经济，对我们的消费者、工人和企业都是有害的。不过，这一新的竞争确实要求美国积极行动起来，通过在诸如教育、保健、城市贫民区和有效援助那些因贸易而失业的人等领域增加公共投资，保护我们生产率增长的驱动力。通过促进更低的利率，更大的信心以及更高水平的私人投资，恢复稳健的财政状况也将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
运转良好的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的出现尽管不像贸易那样至关重要，但对发展中国家的进步也是关键的。金融机构是资本的储户和用户之间必需的中介，对资本的更有利地分配也是十分必要的。在墨西哥和亚洲金融危机中脆弱的银行体系几乎在每一个案例中都是或者是危机的部分原因，或加剧了危机。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和技能——包括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建立有效的法律和规范基础架构以及强大的银行和资本市场机构。在发展中国家中，缺乏获得资本的机会是中小规模企业特有的问题，而中小企业又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为这些公司提供获得资本的机会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公共政策强力关注的焦点。
1997年我作为财长访问中国，在中国中部参观一家珠宝生产和出口企业，那家企业曾经是国有的，但已成为一家私营公司，并通过在上海股票交易所出售股票成功地筹得了所需的资本以扩展其业务。如果扩张进展顺利，那就意味着更多的工作而且该企业希望为像我那天所见到的珠宝生产女工那样的妇女带来更高品质的生活——这是一个运转更加良好的国内资本市场的直接结果，这样一种发展在10年前的中国还是不可想像的。
在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访问中，我还见到了几个规模小得多的小额信贷项目。这些项目为那些无法以其他方式获得资本的企业家，以相对较低的利率提供小额贷款。通过在中小储户和资本用户之间提供中介，通过对借款人提供技术援助和建议，他们促进了国内储蓄的更好使用。在巴西，朱迪和我去了圣保罗一个可怕的贫民窟或者是棚户区，在那里我们见到了一家小额贷款支持的小企业，工人们在车间里将图案缝到T恤衫上。我在南非的索韦托参观了一家儿童看护机构，这一小型企业不仅创造了工作而且使父母更安心地工作。这些项目是使资本市场更好得为最贫困的人利益提供服务的例证。尽管其资本来自于国内储蓄，大多数项目最初是由世界银行创建的。在詹姆斯·沃尔芬森极其尽职尽责的领导下，世界银行卓有成效地关注了贫困问题和如何更广泛地扩散全球经济的好处的问题。
另一方面，有些国家就人口或国内生产总值而言实在太小，不能拥有他们自己的有足够深度和流动性的资本市场，或者拥有足以抵抗全球市场波动的具有足够规模、深度和成熟度的国内银行体系。许多和我一起工作的人都不同意这一看法，指出新加坡和香港都成功的在一个城市国家或地区建立起了国际金融中心。但我不认为对其他国家来说这是现实的模型。我记得曾与马拉维财政大臣卡西姆·奇拉姆巴有过一次痛苦的谈话，那是1998年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在纳米比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奇拉姆巴先生对我说，他的国家曾经试图做过在国际货币组织看来所有正确的事情：欢迎外国投资，允许货币浮动，等等。但作为一个微小的、内陆的且极其贫困的、缺乏重要的自然资源的国家，马拉维几乎没有什么可供出口，也没有任何东西吸引外国资本。那个时候马拉维的政策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像财政大臣所断言的那样明智，但他所提出的问题在我看来是确实的。微小而又贫困的马拉维如何才能发展出那些机构或者引入持续增长所需要的资本呢？
就小国而言，对国家金融体系的一个替代是发展地区市场以分摊强有力的私营部门和管制机构的成本，并提供更深更广的市场。这类多国合作常常会遇到政治阻力，但如果长期而言这种合作是可持续的话，那么可能获得的好处就会证明这种努力是值得的。对这些国家来说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对外国银行和投资银行更加开放，以从他们所拥有的专业技能、以母国为基础的管制制度、全球网络和资本中获得好处。尽管我现在为一家私营金融机构工作，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展业务中，但我在涉足这一业务之前很久已经开始思考这一问题。艾伦·格林斯潘有一次对我说，对许多国家来说，建立一个有效的金融部门方面最大的问题是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都缺乏技能熟练的人员。这种缺乏可以通过利用大的全球性公司的专业技能来克服。
最后，对外援助——仔细设计、精心使用——对发展中国家实施减少贫困、改善基本生活水平、并使市场经济运转的政策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方面美国所做的太少。我们目前所提供的对外援助仅仅超过GDP的1％的十分之一——这包括直接援助和通过向世界银行这样的多边组织所提供的援助——而联合国长期以来的目标是，工业化国家用他们的GDP的1％的十分之七来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贫困问题。有关援助的有效性方面存在一些严肃的问题。但尽管问题是真实的，成就也是真实的。近几十年来预期寿命和文盲率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尽管有许多因素发挥了作用，援助在其中显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医疗保健方面的进步——包括天花的根除，非洲盘尾丝虫病盲症的基本根除以及对儿童的更大范围免疫接种项目——是尤其显著的成就。在成功的亚洲国家如韩国，其早期发展阶段获得的高水平外援与适当的、促进强劲增长的政策结合了起来。在提高认识、使援助更有效方面还需要做很多事，工业化国家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设计并推动稳健的做法方面有很多工作可做，并可提供技术援助来支持这些政策。但据我在财政部工作时的所见所闻，我毫不怀疑我们所知道的已经足够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