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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继续坚持，韩国人开始更认真地对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他们同意将利率确定在这样一个水平上，足以恢复人们持有以韩元标价的资产的意愿。直接贷款的做法将被废除。破产的金融机构将被关闭或进行重组并出售。而且，韩国的金融部门将向竞争包括外国公司的竞争开放。在得到这些让步后，康德苏于12月3日宣布了一个550亿美元的援助方案。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提供的有史以来最大的援助方案，尽管它与韩国经济规模的比率相对于墨西哥援助方案的比率仍要小些。
我们并未因签署协议而认为韩国的问题已经解决——远非如此。一个大问题是韩国政府纸上的承诺是否能落在实处，而市场是否会做出反应。金融市场最初的反应是正面的，使我们也有了初步乐观的理由。韩元稍有升值，韩国股票市场则大幅上升。但两天后，情况又开始变糟。从12月8日星期一开始，韩元连续四天下跌，每天下跌10％——这是在现有货币体制下所允许的最大下跌幅度。这一下跌引发了世界其他市场尤其是亚洲市场的进一步的下跌趋势。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问题之一是韩国并非真愿意让利率升至能留住投资者和贷款者的水平。该国政府面临着一个类似第22条军规式的困境：更高的利率可能会伤害过度负债的财团，并进一步削弱韩国银行。但如果韩元对美元继续下跌，他们所欠美元债务相当的韩元值就会上升，公司和银行也会受损。而如果利率继续保持低水平，这些都可能发生。
随着情况的恶化，外国银行更是极想抽走资金。他们谁都不想成为在韩国已没有可支付的储备时还待在那儿的最后一个。我们每天都密切注意我们称之为“外流”率即硬通货流出韩国的速度。现在我们知道韩国中央银行把它的硬通货存在韩国银行。这些银行马上用这些美元来偿付外国银行的贷款，中央银行因而不太可能拿回这些美元。12月初，在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取55亿美元以后，韩国的外汇储备仍降至大约90亿美元，“外流率”为每天10亿美元。
和泰国的情况一样，我们也遇到了披露滞后的问题。韩国外汇储备几乎不存在缓冲余地的消息使市场惊恐。有关韩国外债规模的谣言满天飞。其中一种估计认为第二年到期的韩国外债总规模达1160亿美元。这意味着如果不能重树信心，即使是巨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也无法挽救韩国。当时，华尔街著名分析师巴顿·比格斯估计韩国的外汇储备到月底就会耗尽。
另一个问题是韩国的选举正迅速逼近。由于该国的政治领导层正处在变化之中，市场怀疑该国政府能否进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计划所要求的改革。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三位主要的韩国总统侯选人对此表示支持，但他们中间没有谁对金泳三总统所同意的改革措施表现出多大的热情。竞选中的领先者是金大中，他是一位英勇的持不同政见者，在1987年倒台的军人统治时期曾名列死刑名单中，最终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金大中是一位工会平民主义者，尽管其竞选宣言中有某些方面响应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的要求，但他是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表示，如果当选，他想就韩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的援助条件重新谈判。
12月18日，也就是选举的当天，财政部和联储的高级官员举行会议，处理我们都认为是威胁的韩国经济即将崩溃的问题。在我们就不断深化的亚洲风暴进行的许多次讨论中，我们那天晚上在杰斐逊饭店的晚餐会——在我心中最重要——至关重要的时刻。在那个晚上，白宫曾打来几个电话，讨论克林顿总统当晚将要向显然已经取胜的金大中打的祝贺电话的措辞。我们希望克林顿向金总统转达的基本观点是，他获得了改变其国家行事方式的真正机会——而如果他不能做到这一点，后果将会是非常严重的。
在晚餐期间，我们对形势进行了讨论。我们第一次干预努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史以来最大的援助计划，加上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额外支持——并没有能恢复外国投资者对韩国经济的信心。韩国比泰国和印尼加在一起还大得多。如果韩国政府或银行部门未能按时支付其应偿还的贷款，问题会很快通过亚洲、东欧和拉美新兴市场传播开来。我们对全球金融体系遭受的风险和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工业化国家可能受到的影响非常关注。参加会议的某些人想通过有点夸张的“30年代大危机那样的境况”的类比来传达他们对此的感受。
那个晚上的大部分讨论围绕着我们所剩下的其他选择，而这些选择中没有哪个是非常吸引人的。一个选择是“不管韩国”并以某种方式努力通过支持其他国家来在它周围建起一堵防火墙。但没有人认为这会有效。因此，我们的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寻找其他方式来支撑信心：加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的拨付，并组合出一个更强有力的国际援助方案——美国和欧洲要先行为此提供更多的资金——来作为韩国进行更强有力改革的支持。拉里·萨默斯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应积极拨付来避免“越南泥潭”那样的情况——即：一种无效的逐渐升级。由于问题在于信心，他觉得就像对付墨西哥危机那样，我们需要某种类似于著名的科林·鲍威尔主义的东西——大规模地展示金融实力。
但即使是我们正在考虑的更强有力的支持方案本身似乎也不足以恢复信心。晚餐会结束时，大家对各种不太好的选择都有了更好的理解，但并未得出向何处去的明确结论。在那个晚上要过去时，蒂姆·盖斯纳的呼机传来的消息是，出于对金大中胜选可能导致的后果的担心，韩元进一步下跌。汉城的市场已经开市，那里已经是清晨了。
第二部 第31节
就此次而言，结果表明不立刻做选择是最好的选择。此后的几天里，财政部和联储官员把注意力转向了另一个想法，当几星期前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头一次被提出时，我们认为它不明智或不可行。这一建议是所谓“停止”的自愿版，各银行同意贷款展期，延长其到期时间，并把短期债务转换成长期债务。我认为较早的时候银行不太可能考虑这样做，因为它们都还没有认识到形势的严重性。但如今最后时刻即将到来，各银行都面临无力偿债问题。但它们仍不会主动行动，我们需要提供催化剂。这一计划还包括另外两个因素：韩国方面需要进行更有力的改革，而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贷款国政府加速拨付资金。
这个三叉戟式计划不仅更可能有效，还因使私人贷款者参与危机解决过程而减少道德风险问题。各银行并不太愿意延长韩国的贷款期限，也不会主动选择继续承担风险。在这一计划下，它们可以彼此共同承担、在某种程度上与多边机构共同承担得不到偿付的风险。我从来不喜欢把我们的拯救努力称为“救出”——拯救投资者是恢复稳定不可避免的副作用——但你可以把这一方法描绘成对私营部门的“救入”。在我们开始对这一想法进行探讨时，我对贷款者和投资者对新兴市场风险感觉的丧失程度的看法得到了证实。我们询问商业和投资银行除直接贷款外，他们通过金融衍生工具而与韩国有关的风险有多大。大多数银行提供的都是很不准确的数据，某些公司用了整整一个星期来查询。
该计划要面对的各种风险之一是成功实施的巨大困难。每一家银行都能通过搭便车来获利，只要大家参加时你不参加即可。但如果大多数主要的金额机构不同意按平等条件加入，这个计划就会破产。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实际手段来保证他们合作。我们只努力通过打电话、要求各银行首席执行官按其集体利益而行动来影响结果。对某些不情愿的参加者来说，表明世界可能在危机和失败发生的情况下，知道谁应对失败及其后果负责任。
与此同时，戴维·利普顿也正在返回汉城的路上，部分原因是要评估金大中对改革的坚定程度。国务院的某些人起初反对让韩国的当选总统在接受国务院某人的更正式的拜访之前先会见财政部的官员。但新任驻韩国大使斯蒂芬·博茨沃斯推翻了这种反对，他认为情况非常紧急，不能讲究繁文缛节。博茨沃斯曾是驻菲律宾的非常出色的大使，以前曾在国务院的经济事务部门工作，不仅非常理智和有效率，而且正是我们以后会更多地需要的那种外交官——那种能把外交政策经验和技能与对经济问题的良好理解结合起来的外交官。博茨沃斯说利普顿应尽快拜见金大中，而利普顿在韩国的第一站就是曾作为这位前劳工领导人的竞选办公室的工会总部。
我在那天和全家一起到英属维尔京群岛的维尔京戈尔达岛去度假，我们每年都去，已持续了15年。和往常一样，我雇当地向导加菲尔德·福克纳带我去邻近的、宁静的阿内加达岛——过去飞行员常常得当心这儿的牛群阻塞机场——用蝇钓海鲢。你可以在船上或在浅滩上努力寻找银色的海鲢，它在清澈的海水会一刻不停地游动。这种鱼速度很快，非常挑剔，也非常强壮。一条仅重几磅的这种鱼能在一瞬间拖着钓线游出几百英尺。但这次我不能带着加菲尔德，一整天我都在与华盛顿的格林斯潘和拉里以及汉城的戴维通电话。
正当我急切地看着水面时，戴维报告说他与金大中的会面极其令人鼓舞。尽管他是以一个民粹主义的政纳上台的，但金对戴维说如果韩国人只会不停地把问题归咎于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韩国就永远也解决不了那些问题。这位新总统说成本应通过三方面来分担：政府必须重组以削弱韩国财政部的权力。财团必须重组。鉴于其背景，可能最重要的一点是，金对戴维说要使韩国公司重新赢利，工会必须接受解雇和工资削减。到那时投资和增长才能恢复。在会面快要结束时，戴维说金变得更有些像哲学家。他说：“30年来他们逮捕我、流放我并想杀死我。现在我回来了，并且当选了总统，正好要面对我的国家的崩溃。”
金进行改革的承诺意味着我们可以继续推进“救入”建议。韩国欠日本、德国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许多国家银行的钱。计划要想取得成功，我们就需要七国集团的伙伴和其他关键国家的参与。其中许多国家都支持以某种方式来救入，但我们还需要他们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援助和各个国家捐款的逐步增加。我飞回华盛顿，而拉里则勉力应付着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层以及他在七国集团中日本、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