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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告诉拉里·萨默斯——更为重要的是，告诉我自己，我可能将在总统第二个任期的中段——最好是1998年的某个时候——离开财政部。正如事态发展所表明的，两件事情阻止了我这样做。第一件就是始于1998年1月、长达一年之久的弹劾战。我不想使总统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无论我就自己的离职做出何种解释，在1998年，人们对我辞职的各种解读都有可能给克林顿造成损害。我的离职还有可能会增加总的不确定感，这又可能给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阻止我离职的另一个事件则是亚洲金融危机，它始于弹劾冲突几个月前，是由一种不起眼的货币（泰国铢）于1997年7月的贬值所引发的。自越战以来，几乎没什么美国人关注泰国，发生于该国的这个看似不大引人注目的事件却引发了一场重大金融危机。处理这场危机的大多数实际工作落到财政部身上。作为部长，我公开代表美国的反应，我的离职可能会对信心造成影响。由于拉里所具备的能力，这一局势显然需要我们二人完全投入，避免领导层发生变化可以使我们的处境更好一些。
人们通常所称的亚洲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一场全球经济危机，它于1997年夏始于亚洲，并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传播到远至俄罗斯和巴西这样的国家。在新兴市场以及甚至在工业化世界，都可以感觉到危机产生的影响。从整体上看，这一事件给全球金融稳定造成巨大威胁，并给受影响的那些国家造成巨大经济困难。在美国，资本市场在1998年秋似乎处于停滞下来的危险中。在俄罗斯发生债务拖欠以及一项巨大投机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其大量投注于全球资本市场恢复正常）——几近崩溃后，即使是美国财政部债券（世界上最安全、最容易兑现的流通手段）市场也遭受打击。在一个短暂的时期里，除那些拥有最佳信誉的公司外，所有公司都被冻结出债务市场。这也许是那几个月里——不断加剧的金融动荡在这期间看似会危及整个全球金融体系——最富戏剧性的时刻。
从某种意义上看，1995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为理解处于危机中的经济所发生的情况提供了一个范例。但我们在墨西哥危机期间的担忧——某种金融传染病会肆虐全球——没有实现。但就这一次而言，我们所担忧的那种场景成为了现实。从在泰国发生以后，这场传染病猛烈而不可阻挡地蔓延。我们的利益与正在发生的一切息息相关，但与两年前处理墨西哥危机时相比，美国处理这一危机所具有的自利在国会和美国公众看来并不明显。
第二部 第26节
几年后回过头来看，我开始赋予在那几年里发生的这场全球危机以越来越多的重要性。世界经济在那期间所发生——或者更为重要的是，所没有发生——的一切使我们不仅意识到损害程度，而且意识到我们与更为严重的灾难的接近程度。金融市场为人类本性所驱使，倾向于没有节制。这意味着某种周期性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理解上一次危机所发生的一切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就未来的危机进行预防和做出反应。这对世界各地的许多人来说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在财政部首先关注的就是这场危机的金融方面以及他们对美国和全球经济的影响。但在事实和数字后面则是巨大的人道成本——人们失去工作和积蓄，而且，在遭受打击最严重的那些国家里，人们陷入贫困。
在每一个严重遭遇危机的国家——泰国、印尼、韩国、俄罗斯和巴西，恢复信心、重建金融稳定以及恢复经济增长的问题完全超越传统的宏观经济范畴。在我们就不断扩展的金融危机问题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国家协同工作时，我发现自己不得不处理一些一位美国财政部长通常不会涉及的问题——韩国的劳工运动、印尼的腐败以及形形色色的俄罗斯政府成员的诚意。在这种形势下，外交政策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区分模糊了，尽管政府内部（国务院、财政部）的决策结构仍然由那些传统界线确定。经济决策者还需要了解各种问题——人们没有预计到这些问题会成为我们工作范围的一部分。这种需要——迅速掌握这些意料之外的问题所涉及的知识——在某种程度上把我带回自己担当套购商人的那些日子，那时我会一头扎进自己对之一无所知、但对大型公司合并具有潜在影响的那些问题中：从铁路路基条件到对罗得西亚的制裁。
当然，我对此次危机的观点仍然是美国式的，是建立于我在财政部工作的基础上面的。尽管我们相互影响甚大，但其他人们——无论是其他国家政府的或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的经验和见解无疑会与我的有所不同。我认为，那些年里所发生的事件使我产生了四点重要认识。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由贸易与资本市场的极大整合而产生的国际相互依存，而我们对这种国际间的相互依存却了解甚少。我记得巴西财政部长佩德罗·马兰在1998年10月告诉我说，他们国家货币遭受打击，利率高于以前，而部分原因却竟然是由于俄罗斯杜马拒绝增税，他觉得很难对其国人做出解释。全球危机突出了这样一个现实：在一个经济一体化的世界，遥远国度出现的繁荣可以为其他地方创造机会，但是，千里之外的国家出现经济结构的不稳定也会在本国产生不确定和不稳定。一个国家的成功可以给他国带来财富，但其失误也会使他国处于险境。
在不确定的世界市场教育相互依存的现实引发出第二点，也就是有效治理——国家或跨国的——的极端重要性。从很多方面看，我们所熟悉的表述——“政府”与“市场”间的冲突——是错误的。市场经济需要有一包括一个法制合理的框架、教育、社会保障网络、执法等内容的一整套职能，而这些职能市场本身是无法有效提供，只有政府才能充分着手执行的。另外，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里，但越来越多的问题具有跨国性质。例如，贸易和资本流动、某些重大环境问题、恐怖主义以及某些公共卫生问题，这些问题也只有通过政府才能得到有效处理。此外，有些人提出，世界经济的那些强制性规则夺走了自己国家政府的权力，因而全球化意味着国家政府重要性的降低。在我看来，情况恰恰相反。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对他国都具有潜在影响，这意味着国家政府更加重要——一个国家的政府没有效力，产生的某种破坏性影响是可以超出其国界的。而且，无论一个国家经济政策是好是坏全球资本市场都会做出反应，这样国家行为的影响力就增大了。
第三点就是，发生信任危机、资本开始逃离时，单有货币或政策改革是无法扭转局势的；两者都是必要的。政府需要实施强有力的改革计划，以使国内外的债权人和投资者相信：留下来符合他们的利益，增长和稳定将会恢复。在很多情况下，这意味着着手处理长期存在的软弱无力的银行系统或腐败现象等结构性缺陷，因为这些缺陷已令人无法容忍并已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同样，汇率和利率也必须调整到一定的水平，国内储户和国外投资者对继续获得足够收益都抱有信心。但资金也是需要的资金。对一场金融危机的有效国际反应则是把与持强力政策与为使那些政策产生效力提供足够资金兼而有之——阻遏市场溃散、创造信心——同时又使政府能够对包括赤贫者社会保障网络在内的一些基本计划予以支持。这同样是十分需要官方资源——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有些情况下是直接来自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政府的捐赠——的领域。
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处理这场危机可资利用的那些手段不如市场那样现代。这些手段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资源及政策经验、美国总统、美国政府以及我们七国集团其他伙伴的深入参与、众多受影响国家的有胆识的领导层以及世界各国协同工作的能力。经过共同努力，我们最终成功地制服了金融市场的混乱，但在此之前，这场危机已经对世界各地新兴国家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使无数人深受困苦。所谓的国际体系“建筑”是需要进行某些改变的，以便完善危机预防和反应（机制），更为有效地应对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处于危机处理的中心地位，但是它在近60年前为促进稳定而建立时，世界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在国际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贸易而非资本流动。它非常出色地适应了全球化的挑战，但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们预计，这一改革进程——当这场危机仍在肆虐时就已经启动了——将是复杂而长期的。现在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众多问题上仍然需要研究出更好的改革途径。
亚洲的第一个燃点就是泰（国）铢在1997年夏的崩溃。我称之为“燃点”，这是因为发生在泰国的事情完全有可能在其他众多国家发生。在整个发展中世界，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在这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逐步严重起来。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来自发达世界的投资和信贷一直在快速增长，这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强劲增长势头和经济现代化步骤做出的反应。许多发展中国家将国有产业私有化并开放自己的市场、参与竞争。但这些投资和信贷也是某种过度投机的典型事例，当投资者沉迷某种想法并失去自制力时，他们就会停滞。
一段时间后，这些过度行为变得日益明显。到1997年，主导新兴市场投资者的那种思维模式类似于投资于牛市的股市投资者的心理状态。对风险的顾虑越来越少，这意味着投资和信贷流入那些仍然具有许多缺陷的经济中。这些缺陷包括某些传统的宏观经济问题，例如那些实际上与美元挂钩的、过高估价的汇率以及不适当的财政或货币政策。但他们还包括某些结构性缺陷，例如欠发达且规制不力的金融体系、存在于某些国家的治理及腐败问题、金融透明度的缺乏以及各种起反作用的规制、劳工及贸易制度。投资和信贷无节制地流入这些具有薄弱环节的国家，这就会引发危机的爆发。泰国只是碰巧成为易燃混合物首先爆炸的地方。
泰国在1997年存在的那些问题的许多具体细节反映了墨西哥在1994年底所存在的那些问题。泰国存在巨大的往来账户赤字——其进口大大超过其出口。他正通过大量的短期借贷来弥补这一往来账户赤字，那时，泰国的银行和金融公司提供这些用于长期项目（包括某种虚假的房地产繁荣）的短期借贷。泰（国）铢与美元挂钩。美元于1995年开始在世界市场上升值，随着这一情形继续发展，铢过高定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这使往来账户赤字进一步恶化。最终，投资者开始不愿提供资金了。在1997年的整个春季和夏季，泰国政府重复了墨西哥的另一个错误：非但没有使汇率与不断升值的美元脱钩、让本国货币浮动——这就会让市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