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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老年医疗保健补助金和穷人医疗保健补助金为代价。
克林顿总统很早就意识到，赤字——哪怕是很小一个数额——的持续存在给他造成了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在我们定期就1996年预算而在罗斯福厅和内阁厅举行的会议上，他总是问到：“我不应拿出一个平衡的预算（案）吗？”他的所有经济顾问——包括我在内——对此的反应都是：没有必要，因为从经济上看，少量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持续下降的赤字与真正的平衡没有任何实际差别。我们曾在1993年成功地着手解决赤字问题，并打算继续削减赤字。某种真正的平衡预算的完全实现必然需要额外的项目削减，而这类削减几乎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好处。
5月的某个时候，在内阁厅的一次会议上，克林顿最终向我们指出：“如果要让别人关注我在其他问题上的提议，我首先得拿出一个平衡预算。一旦做到这一点，我就可以谈论那些进步计划。但如果我拿不出一个平衡预算来，他们永远不会倾听我有关进步计划的提议。”大致上看，我认为，他的这番话是有道理的。我们这些顾问坐在那里，向他解释，从经济上看，几十亿美元的赤字与零赤字没有区别，这一点也是经得起分析的。但另一点更加事关重要，也就是克林顿提出的：如果我们想提议把钱用于教育和改造城市贫民区计划，我们就得以预算平衡为前提，否认人们是不会理会我们的。总统意识到，虽然财政责任本身不会在政治上产生反响，但使联邦政府的账簿达到平衡的确能产生反响，而且也是选民能够认同并为之团结的一个目标。在那次会议上，克林顿事实上就自己的议事日程与公众产生共鸣的必要条件提出了极其具有洞察力的见解，但他的这一立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但我后来意识到，没有这样一个能够在政治上产生反响的目标——一个预算平衡，财政责任本身也变得更加难以建立和维持。我记得在1993年初，当我们最初就经济计划而在小石城举行会议时，克林顿提出某种见解——他的上述观点只是这种见解的扩展。当时，赤字削减一直被他称为某种旨在促使经济活跃起来的“门槛问题”——他希望着手处理的其他任何事项的先决条件。现在，预算平衡已经成了一个门槛问题，因为只有拿出一个平衡的预算，我们才能得到人们理会，才能从事本届政府所关注的几乎所有其他事项。就击败这种有害主张——增加一条有关预算平衡的宪法修正案——而言，提出对预算进行平衡也许是惟一可行的途径。这样一条修正案会违背我们所有已知的有关经济政策的知识。他可能迫使联邦政府在经济衰退期间削减开支或增加税收，以“亲周期”的政策代替“反周期”的政策——前者会经济更加紧缩，后者则通常是衰退时期需要实施的。即使在我们决定支持一项平衡的预算后，该修正案在1995年也仅以一票之差而在参议院未获通过，如果我们不对人们进行这样的劝说，该修正案完全有可能被通过，即：该修正案会不时要求削减开支，而这些削减可能危及社会保障资金。
克林顿在那次会议上就预算平衡所说的那番话使我受益非浅。伴随着在白宫的工作，我已经开始懂得，如果你想要人们在意你（的提议），你就必须通过一定的表达方式把自己与他们联系在一起。但有时即使这样也还不够。在某些议题上，人们就是不会理会你，除非你通过自己的语言或行动首先取得他们的信任——这就是克林顿就某种平衡的预算提案所持有的观点。相反，在有些议题上，某些评说引起人们的反感，人们不会继续理会你的提议。回溯我在纽约的那些日子，我想起了好几年前与比尔·林奇一起参加的一次晚餐。林奇是一位美国黑人政治家，一直在戴维·丁金斯手下担任副市长。当朱迪在丁金斯市长手下担任礼仪官时——朱迪与丁金斯的友好关系可以追随到后者担任市长以前，比尔成为了我们的朋友。许多华尔街高级人物围坐在实权酒店（Regency Hotel）的那张餐桌旁，其中很多是犹太人。那时，人们就此展开激烈争论：杰西·杰克逊是否发表过反犹言论。我认为，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了，黑人团体与犹太人团体之间的关系本应十分健全，但由于误解和双方某些成员不恰当的言论，使这一关系恶化了。林奇在众多问题上的见解才智过人、思维敏捷、而且非常有趣。接着，在晚宴的某个时刻，他引用杰西·杰克逊的话来证明某个论点。他立刻意识到，谈话的整个势头随着这一言论而发生了变化。他后来对我说，“我刚一说出那话，他们就不理会我了”。我在公司领域多次观察到同样的现象。一家公司通常会以此来处理某个公共关系问题：过于自信地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但即使其行为正当有理，如果首席执行官首先急于辩解，那也无人真正理会。除非他首先道歉或承认错误，否则人们是不会理会的。如果他认为自己的确没有犯错或其错误不像人们所描述的那样，那要做到首先道歉或认错是非常困难的，但也许只有如此才能使自己得到人们的理会。
我们应该有一个平衡的预算，同意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同意共和党人的某些具体提议。在整个那一年里，举行了一系列非常公开的谈判，尽管大多数早期的白宫…国会会谈实际上不能被称为谈判。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皮特·多米尼西和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约翰·卡西奇率领共和党人投入战斗。利昂·帕内塔则是我方的领军人物。这一进程开始时产生的分歧是：各方可以有多少人参加会谈，他们应该是谁，等等。当最终着手进行实质性讨论时，人们对他们的处理方式如同对待一场外交峰会，双方实质性地就有关话题激烈交锋。共和党人会对此表示忿忿不平：就项目削减而言，我们表现得不够狠。我们则会忿忿不平地回应，他们大幅度地削减老年医疗保健补助金及其他社会开支以换取对富人的减税。双方的言辞都极尖刻。这些讨论是秘密进行的，但参与者把会上的言论公诸于众。双方谁都没有试图去说服对方或达成某种和解。
即使在克林顿提出一些重大让步后，双方仍然不能达成一致。共和党人也许可以在几个关键问题上宣称获胜——尤其是在克林顿提出一个10年平衡预算的计划后，或是在他后来提出这样一个计划之后：以7年实现预算平衡这一目标来换取共和党人放弃对社会开支的大规模削减。出于某种原因，他们从未这样做。总统在谈判中的表现可能使其对手不愿达成一项交易。通过多次观察克林顿（在谈判期间）与其他人的交流，我可以认定，共和党人当时对他有所误解。他们产生这样的感觉：他同情他们的见解，虽然我可以断定他并非如此——他只是专注地倾听。另外，克林顿也许一直流露出自己的内心想法，那就是：他太想达成一项交易了。
第二部 第16节
他没有明确表明的是，他将坚持自己的基本原则，他将会否决预算案——如果他没有做出重大改进以更加接近他的立场的话。我担心的是，克林顿的形体语言可能会再次被误解。在我们于这样的一次例会结束后回到椭圆形办公室时，克林顿问我对他的表现有何见解。我说，“总统先生，我过去常常列席旁听在高盛公司举行的许多谈判。因此（现在）把你比作我的客户，我们一同离开这次会议。就你给那些人留下的感觉来看，我敢说，他们将会认为自己可以任意摆弄你”。当时担任办公厅副主席的哈罗德·伊克斯后来告诉我，克林顿又向别人复述了我告诉他的那番话。我的印象是，总统此前并未意识到自己在那些会议上所造成的影响。
金里奇和其他人的确这样误解了克林顿，把他的倾听和达成某种妥协的愿望当做某些迹象——他会在自己从未妥协的问题上做出让步。但回过头来看，共和党人对克林顿谈判立场的误解证明在政治上对我们是有所助益的。政府两度停止办公、联邦政府面临不能履行债务的危险以及与国会领导人无休止的会议，在经历这些以后，克林顿发现自己所处的地位大为改善。他最终得到大多数他希望获得的东西——如保护老年医疗保健补助制度和穷人、残疾人医疗保健补助制度，并阻止了大多数他不希望出现的事情——如有利于富人的大规模减税。所有这些都是他在没有进行任何交易的情况下完成的。这是一个值得借鉴的谈判经验。有时，拒绝买通对方的同意，效果会更好一些。
克林顿和金里奇冲突与一些更为重大的问题和原则利害攸关，1995年秋天爆发的债务限额危机戏剧性地使这些问题和原则处于显著地位，而且，这场危机与发生在整个冬季的预算争斗和两次政府关门交织在一起。从表面上看，这场冲突涉及某种有关联邦债务管理的技术细节的争论，外行几乎无法弄懂。但这场争斗——与我在华盛顿不得不面临的任何一场争斗同样激烈——真正牵涉到的是两项根本原则。一项是偿债义务；另一项则渗入到那场规模更大的、笼罩在债务限额危机之上的预算争斗中，即：联邦政府的责任和角色是什么？随着这一戏剧性场面在1995年末和1996年初的逐步展开，我不仅对因政策问题而遭遇的严厉批评，而且对人身诋毁，都有了深刻体会——对人身诋毁的体会比在墨西哥（金融）危机期间更为深刻。
提高债务限额是一个技术问题。我将简要解释一下有关背景。在几乎整个美国历史上，联邦政府承担了国债，这一债务通过发行财政部债券而得以支撑。一段时间后，该债务的数额上升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国会直接批准每一期新债务的发行。但就为战争提供资金而言，这种方式显得不切实际，因此在1917年产生了这种做法：授权一个总的“债务限额”。年度预算编制的产生使债务限额变得不合时宜，因为国会现在会通过预算程序直接控制联邦支出。但债务限额这一例行做法一直没有被废除。
许多年来，国会对增加限额的批准——就为联邦政府的活动提供资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有时涉及在预算问题上的激烈争论，但从未达致1995年那种激烈冲突的程度或伴随着某种公开的不履行债务的意愿。但在1995年春，当我们这些财政部人员正忙于应付墨西哥危机时，保守人士却在寻找某种办法，以迫使比尔·克林顿签署他们的预算，该预算涉及就他所关切的那些项目进行大幅度削减以及实行有利于富人的大规模减税。债务限额成为某种（要挟）手段。克林顿在国会的那些对手把对债务限额的增加附加在他们为1996年预算而提出的各种议案上——否则就拒绝授权增加债务限额，他们因此认为，克林顿可能被迫接受那种在他们提出的预算中得以深刻体现的政府作用最低限度观。
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在1995年4月开始公开提出拒绝增加债务限额的可能性。他出现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本周与戴维·布伦克里交谈”这一节目上，暗示说，他和他的盟友们可能会以债务限额为手段，迫使总统签署一项共和党人的预算案。如果克林顿拒绝签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