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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就感到这不是他原来打算说的话。假设，他原来打算说的是：‘但是，可以肯定，信已经烧毁了！’这样的话，麦克昆肯定知道这封信以及信已经被人烧毁了──换句话说，他不是凶手就是凶手的同伙。妙啊。”
“第二个，是那位男佣人。他说，他的主人乘火车旅行时，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服一片安眠药。这有可能是真的。然而，雷切特昨晚服药了吗？他枕下的自动手枪可以证明，他的男佣人再撒谎，昨晚，雷切特打算要加倍提防的。可以肯定，对他实施的任何麻醉都是在他本人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谁干的呢？显然，是麦克昆或者是他的佣人。”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哈特曼先生的证词。我完全相信他自己介绍的身份。然而，当说到他用以保护雷切特先生的实际手段时，他的说法恰恰是荒谬的。保护雷切特唯一的有效的办法，是同他一起在他的包房里过夜，或者呆在能够注意到他的房门的某个地方。他的证词却能清楚表明的唯一的一点是：列车上，其它车厢的任何人都没有可能谋杀雷切特。圈子已明显地缩小到伊斯坦布尔──加莱车厢。这一点在我看来，是相当奇怪而费解的。我就把它搁在一边，留待以后在思考。”
“我的耳朵曾经碰巧刮到德贝汉小姐和阿巴思诺特上校叫她玛丽。显然，这说明，他俩的关系很亲密的。然而，上校却装得仅仅是在几天之前才遇见她－－可我了解上校这种类型的英国人。即使他对她一见钟情，他还是会慢慢地．有礼节地向她求爱－－而不会如此仓促鲁莽。因此，我得出如下结论：阿巴思诺特一校和德贝汉小姐，实际上早就互相熟悉了。只是为了某种原因，才假装陌生的。另外，还有一点，稍微次要些，就是德贝汉小姐很熟悉‘长途电话’这个词。然而，她却告诉我，她从来也没有到过美国。
“再来谈谈另一个证人。哈伯德太太告诉我们，睡在床上，她是不能看见通向雷切特包房的门是否已经闩上的。因此，她请奥尔逊太太帮她看看。那么，尽管她所说的完全是事实，假如她的包房号码是二、四、十二或是任何双号──插销正好在拉手的上方。因此，根本不可能被旅行手提包遮住。我只好作出如下结论：哈伯德太太凭空捏造了一个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件。”
“这里，我再就时间问题讲几句。依我看，关于那块敲瘪了的表，真正有趣的是它被发现的地方－－雷切特的睡衣口袋里，一个非常不舒服和不适宜放表的地方，况且，就在床头边，还有个‘钩’，专门用来挂表。因此，我确信，那块表是有意放进口袋的，是伪装的假象。谋杀肯定不是发生在一点一刻。”
“那么，作案时间比一点一刻早吗？说确切点儿，是一点差二十三分吗？我的朋友鲍克先生倾向于这一点。他举出，我正是被那时的大声呼喊所惊醒的这一事实，来和我辩论。然而，假如雷切特麻醉得厉害，他不可能喊出声来。假如他能呼喊，他就有能力搏斗，进行自卫。但是，没有任何这种搏斗的迹象。”
“我记得，麦克昆曾经提醒人们注意，不止一次，而是两次（第二次是相当明显的），雷切特不会讲法语。我得出一个结论，一点差二十三分时所发生的整个事情是个喜剧。专门为我而演出的喜剧！任何人都有可能识破表面所造成的假象，这在侦探故事中是屡见不鲜的手段。他们估计，我应该看这个问题，但由于陶醉在自己的聪明才智上，以致错误地会计，既然雷切特不会讲法语，那么，我一点差二十三分时听到的那个声音，一定不是他的，因而作出，那时雷切特一定已经死了这样一个错误的结论。然而，我深信，一点差二十三分到一点的段时间里，雷切特由于麻醉的作用正处于熟睡状态。”
“可是，这一手段竟然成功了！果真，我打开门，住外看了看。我确实是听到说的法语，假如我是那么令人不可置信的愚笨，以致不会意识到那些话的意义，就必然会引起我的关注。必要的话，麦克昆先生现在就可站出来，他会说：‘对不起，波洛先生，那不是雷切特在说话，他不会讲法语。’”
“那么，真正的作案时间是几点呢？是谁杀了他呢？”
“根据我的看法，仅仅是一种看法，雷切特是在将近两点时被杀的，也就是大夫所给时间范围的最后时刻。”
“至于谁杀了他──”
他停顿了一下，看了看他的听众。一个个都睁大双眼，注视着他，专心致志地听他讲话。整个餐车异常安静，简直可听到一根针落在地上的声音。
接着，他又慢条斯理地说：
“在一个现象，始终引起我的注意，那就是我很难把整个谋杀归罪于车上的某一个人，以用归结于相当奇怪的巧合，即，那些在我印象中很难凑到一起的人，竟然互相作证，证明对方作案时不在现场。于是，麦克昆先生和阿巴思诺特上校互相提供了作案时对方不在场的证据──而这两个人看起来，根本不象早就是互相认识的。同样的情况，还有英国男佣人和意大利人；瑞典女人和英国姑娘。由此我对自己说：‘这是异乎寻常的──他们不会都有嫌疑的！’”
“于是，先生们，我的心忽然亮堂了，他们都是有嫌疑的。因为，这么多与阿姆斯特朗家有关系的人，同乘一趟车旅行，这种巧合非但不合乎情理，而且也是不可能的。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精心策划的。我记得阿巴思诺特上校说的，有关陪审团的一句话。一个陪审团由十二个人组成的──车上有十二位旅客──雷切特被戳了十二刀。于是，一直使我困惑的疑团──一伙不寻常的人，在一年中旅行的淡季，同乘伊斯坦布尔──加来车旅行──得到了解释。”
“雷切特逃脱了美国的判决。毫无疑问，他是有罪的。我隐约看到了一个自己任命的十二人的陪审团，他们宣判了雷切特的死刑，然而，由于情况紧急，被迫担任了行刑队的角色。根据这一假想，整个案子就豁然明朗了。”
“我把它看作一个完美的拼花艺术，各人都扮演他（或她）所分配到的角色。一切都安排的十分巧妙。任何可能受到怀疑的人，都会有一个或几个人站出来替他作证。并把事情搅乱。哈特曼的证词，在怀疑凶手是外来人，而又证实不了作案时机时，是必要的。这样，伊斯坦布尔──加来车厢的乘客就没有危险了。所有证词的每个细节都是事先设计好的。整个设计就象一个安排得非常巧妙的拼花玩具。每加一片新的，就对破案增添了一分困难。正如我朋友鲍克先生说那样，这个案子就一支幻想曲一样，简直不可能！这正好是他们所指望的。”
“有人会问，这个结论可以解释一切吗？我说，可以。伤痕的性质──每一刀都是由不同的人戳的。伪造的恐吓信──因为是假的，写出来只是为了作个证据。（毫无疑问，一定有真的信，用来警告雷切特注意自己的命运，当然，已经被麦克昆烧毁了，并用其他的信调了包。）然后，是哈特曼说的，被雷切特叫去的故事，这当然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以及对对那个神秘人物的描述：小个子，黑脸膛，说话象女人的男人。这样描述很恰当，因为，它不会牵连到任何一个真正的列车员，而且，同样可能是一个男人或是女人。”
“用刀刺，这个主意，最初看来是古怪的。然而，经过一番思考以后，就会感到一切都是十分符合实际情况的。匕首是每个人──无论强壮还是体弱的──都会使用的武器，而且不会弄出声音。我猜想，尽管我可能是错误的，十二个人都轮流通过哈伯德太太的包房，走进熄灯的雷切特的包房──戳了他一刀！他们决不会知道，究竟哪一刀实际杀死了他。”
“那最后一封信，雷切特可能已在枕头上发现的那封，现在已经被人小心地烧毁了。假如，有关阿姆斯特朗案件的线索一条也没留下，那么，就绝对没有理由怀疑车上的任何一个旅客了。于是，就可认为是外来人干的，接着，就产生了一个所谓的‘小个子，黑脸膛，说话象女人的男人’，车上的一个或更多的旅客都出来证明看见过这个人，而且还看到他在布罗特下了车。”
“我不很确切地知道，当这些阴谋者发现这一部分计划，由于列车事故而不可能实施时，他们打算怎么办。我想象，他们匆忙商量了一下，决定立即下手。这样的话，一个或许所有的旅客必然会受到怀疑，但对这一可能性，他们早就预料到了，而且已经有所准备。唯一的补救方法是只需要把事情搅得更加乱七八糟。于是，在死者的房里故意留下了两条所谓的线索──这第一是阿巴思诺特上校受到牵连（证明他不在场的证据最足，而且他与阿姆斯特朗家的关系也最难证实）；第二，就是那块手帕，使得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有了嫌疑，而她的社会地位，她的孱弱的身体，以及她的女佣人和列车员的作证，就不致使她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了更进一步地把事情搞乱，他们又捏造了一个身穿鲜红色睡衣的神秘女人，企图转移人们的视线，分散人们的注意力。我要再次为这个女人的存见作证。当时，有人在我房门上用力敲了一下，我从床上跳起来，朝门外望去──看到一个穿鲜红色睡衣的人在远处消失了。他们谨慎地选择了列车员、德贝汉小姐和麦克昆三人为她作证。当我在餐车与人交谈时，有个人，我想，一定是个富有幽默感的人，竟然关切地把那件鲜红色的睡衣放在我的箱子的最上层。这件睡衣原先是从哪里来的，我可不知道。我怀疑这是安德烈伯爵夫人的，因为，她的行李里只有一件雪仿绸的长睡衣。这件衣服做得美观精致，不象睡衣，倒象是茶服。”
“麦克昆第一个获悉，那封如此小心烧毁的信，竟然还有一点没烧完，而且正好留有阿姆斯特朗这个字。他肯定马上去和其他人取得联系。恰恰是这个时候，安德烈伯爵夫人的地位才变得危险起来。她的丈夫立即采取措施，涂改护照。这是他们的第二次不幸。”
“他们统一口径，完全否定和阿姆斯特朗家有任何关系。他们知道，我不可能马上获得真情；他们相信，除非我怀疑到一个特殊人物，我是不可能找到案子的症结的。”“现在，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思考。假如我对末案的推论是正确的──我相信，一定是正确的──列车员显然也参与了这一阴谋。但是，果真如此的话，凶手是十三个，而不是十二个。跟往常的惯例──‘这么多人中，有一个人是有罪的。’是不一样的，我面临的问题是，这十三个人中，只有一个是无罪的。这个人谁呢？”
“我得出一个非常奇怪的结论，即，没有参与谋杀的人，一定是被认为最有可能去杀人的人。我指的是安德烈伯爵夫人。我对她丈夫的急切和心情印象很深，他以名誉担保，庄严地向我发誓，那天晚上，他的妻子从来没有离开过她的包房。我也就确定，安德烈伯爵代他的妻子，可以这么说，戳了雷切特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