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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甭去管它。你现在需要酒。”他以一种她从来没见过的关心态度，把酒杯塞进她手里。
她感到意外，但终于屈服了，接过酒杯，一饮而尽。那未经冲淡的酒辣得难受，害得她喘不过气来，可是不多一会儿她周身就感到热呼呼的。
九
“说什么也不至于那么糟。”
克丽丝汀坐在总经理套房外面一间办公室里她自己的办公桌边，一边念着手中的一封信，一边皱着眉头。她一抬头正好看见彼得·麦克德莫特那张高兴而朴实的脸在门口东张西望着。
她喜悦地应声说道，“又是一箭射来，但是已经那么多了，再来一下又算得了什么？”
“我倒喜欢这种想法。”彼得在门边舒展一下他那魁梧的身躯。
克丽丝汀仔细打量着他，“你昨晚一定睡得很少，可看起来好象毫无倦意。”
他咧着嘴笑了。“今天一清早我跟你的上司干了一仗，简直象是洗了个冷水淋浴。他下来了没有？”
她摇摇头，然后瞥了一眼她刚才念的信。“他来了一定不会喜欢这个的。”
“是个秘密吗？”
“其实也不是什么秘密。不过，我想，跟你有牵连。”
彼得在办公桌对面一张皮椅上坐下来。
“你记得一个月以前，”克丽丝汀说道，“有一个人在卡伦德莱特街上走的时候，上面掉下一只瓶子。他的头被砸破得很厉害。”
彼得点点头。“真丢人！瓶子是从我们的一个房间里掉下去的，那毫无问题。但是我们找不到那个扔瓶子的旅客。”
“被砸破头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记得是个挺不错的小个子。事后我跟他谈过，我们替他付了医药费。
我们的律师写了一封信给他，说明这只是友好的表示，而不是承担责任。”
“友好并没有起作用。他起诉要求饭店赔偿一万元。他说他得了脑震荡，身体严重受伤，失去了工作能力，还说我们对此毫不关心。”
彼得干脆地说，“他拿不到钱的。我也觉得从某一点上说这不太公平。
但是他不可能拿到钱的。”
“你怎么能这么肯定？”
“因为同样的事情多得很。辩护律师在法庭上会有例可援的。”
“那样就能影响一项判决吗？
“通常是这样的，”他肯定地对她说。“多少年来法律一向如此的。举个例吧，在匹兹堡曾经有个典型的案件——在威廉·佩恩饭店，一个人被上面客房里扔下来的瓶子打中，瓶子是打穿了他的车顶掉进去的。他向饭店起诉要求赔偿。”
“他胜诉了吗？”
“没有。他在低级法院里败诉了，然后又向宾夕法尼亚最高法院起诉。
他们驳回了他的上诉。”
“为什么？”
“法院说一个饭店——任何饭店——不能对它的旅客的行为负责。唯一的例外是，如果某一个负责人——比如说饭店经理——预先知道要发生什么事，而又不加防阻。”彼得继续说下去，皱着眉头在回想着。“还有一个案子——我想是在堪萨斯城。有几个在开会的人从他们房间里把一些装满水的洗衣袋扔下去。当洗衣袋爆裂的时候，在人行道上的人吓得四处乱闯，有一个人被推倒在开过来的汽车底下。他受了重伤。事后他起诉要求饭店赔偿，也是什么钱都没拿到。还有一些其他的判决——全都一样。”
克丽丝汀好奇地问，“这些事你怎么会知道的呢？”
“我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也学过旅馆法律。”
“唉！我觉得这似乎太不公平了。”
“谁碰上这种事就算他倒霉，但是对饭店来说都是公平合理的。当然，照理应该由干这种事的人来承担责任。问题在于，有那么多临街的房间，几乎不可能找出是谁干的。因此他们多半都得以逍遥法外。”
克丽丝汀专心一意地听着，一只臂肘抵在她的办公桌上，手掌托住下巴。
太阳透过半开着的软百叶窗斜照进来，照在她的红头发上，使它更加发亮了。
这时她因困惑不解而皱起了眉端，彼得感到自己很想伸出手去轻轻地把这皱纹抹掉。
“让我搞搞清楚，”她说道。“你是说一个饭店对于它的旅客的任何行为，甚至包括对其他旅客的行为，都不负法律上的责任吗？”
“从我们刚才所谈的情况来看，肯定是不负法律上的责任的。法律定得很清楚，而且自古已然。事实上我们许多法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纪开始出现的英国小客栈。”
“讲给我听听。”
“我可以给你简单地讲一讲。它起源于英国的小客栈，那时这种小客栈里都有一个大厅，里面生着火，又暖和又亮，大家都睡在大厅里。当他们睡觉的时候，店主的责任就是要保护他们不受小偷和刺客的骚扰。”
“这听起来倒很合情合理。”
“是这样的。当开始使用较小房间的时候，还是要求店主这样做，因为虽然是小房间，可往往是——或者有可能是——跟陌生人合住。”
“这么说的话，”克丽丝汀沉思着，“这个时期还谈不上个人的小天地喽。”
“到后来有了个人房间，小天地才有了，并且旅客也有了钥匙。这以后，法律的规定也两样了。店主应保护他的旅客，不让人闯进去打拢。但是除此之外，不管在旅客的房间里别人对旅客干了什么，或者旅客自己干了什么，店主都不再担负责任了。”
“那么说，关键就在于钥匙了。”
“现在还是这样，”彼得说道。“在这个问题上，法律没有改变。当我们把钥匙交给旅客的时候，这就是一种法律的象征，就象在当时英国小客栈里一样。它意味着饭店不能再使用那个房间了，再不能让其他任何人住进去了。另一方面，旅客把房门关上后，饭店对他就不再负有任何责任了。”他指着克丽丝汀放下来的信说，“因此，我们外边的朋友一定得找到那个把瓶子扔在他身上的人，否则他就只好自认倒霉。”
“我还不知道你竟是这样渊博。”
“我不是有意地这样表现，”彼得说。“我想沃·特是精通法律的，可是假如他要案件清单，我可以找出一张来。”
“那他一定会非常感激你。让我写张条子别在这封信上。”她的目光正好跟彼得的对上了。“你很喜欢这些事，是不是？管理一家饭店，以及跟它有关的一切。”
他坦率地回答道，“是的，我很喜欢。不过假如我们对这里的有些事情能改革一下，我就会更喜欢了。如果我们早就这么干，现在我们就不需要柯蒂斯·奥基夫了。顺便问一声，我想你一定知道他已经到这里了。”
“你是第十七个告诉我这件事的人了。我料想他的脚一踏上饭店外面的人行道，电话就开始不断地响了。”
“这也不足为奇。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揣测他为什么来。更确切地说，是在揣测什么时候才正式宣布他来这里的原因。”
克丽丝汀说道，“我刚替沃·特安排了今晚上的私人晚宴，在他的套房里，请奥基夫先生和他的朋友。你见过她吗？据说她有些特殊。”
他摇摇头。“我更感兴趣的是我自己的晚餐计划——跟你有关系，我就是为这个来的。”
“如果是今晚请我的话，我有空，也正想打牙祭。”
“好极啦！”他跳了起来，屹立在她的面前。“七点钟我到你的公寓来接你。”
彼得刚要走，看到在靠近门口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份摺着的《时代花絮》。他停了下来，发现这跟他刚才看过的一份一样——刊载着撞倒行人就逃之夭夭的车祸的黑字大标题。他阴沉地说道，“我想你看过这篇报道了。”
“是的，我看过了。太可怕了，是吗？当我看的时候，由于昨夜我们路过那儿，我感觉特别难受，好象亲眼看到事情的全部经过似的。”
他奇怪地望着她。“你这么说真奇怪。我也有一种感觉。它昨夜折磨了我一晚上，今天早上又来折磨我了。”
“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也说不准。最近似的感觉是——似乎觉得我知道些什么，可我又不知道。”彼得耸耸肩膀，不再去想它。“我希望就象你所说的——这是因为我们路过那里而已。”他把报纸放回原处。
他一面跨步走出去，一面回过头来向她微笑着招招手。
克丽丝汀跟平常一样，让房间侍者送一份三明治和一杯咖啡到她办公桌上当中饭。她正在吃的时候，沃伦·特伦特出现了，他只是先来看看信件，然后再到饭店各处去巡视一番，克丽丝汀知道他去饭店各处走一圈就得要好几个钟头。看到这个饭店老板绷紧的脸，她觉得自己在为他担忧，再注意到他步履艰难地走着，知道一定是他的坐骨神经又在痛了。
二点半的时候，克丽丝汀向外面办公室的一位秘书交代了几句话，就走出去看望艾伯特·韦尔斯了。
她乘电梯到了十四楼，跨入长廊的时候，看见一个矮矮胖胖的人往这边走来。那是信用部主管萨姆·雅库皮克。当他走近的时候，她看到他手里拿着一张纸条，脸上表情阴沉沉的。
看见克丽丝汀，他站住了说，“我去看过你那位生病的朋友韦尔斯先生了。”
“如果你是这样愁眉苦脸的话，你可不会使他高兴起来的。”
“告诉你实话，”雅库皮克说道，“他也没让我高兴。他给了我这么一张纸条，天知道这是不是有用。”
克丽丝汀接过信用部主管拿着的纸条来看。这是一张弄脏了的饭店便条，角上还有一块油迹。在这张纸上，艾伯特·韦尔斯潦潦草草地签写了向蒙特利尔一家银行提取二百元的支款单。
“就看他那不声不响的样子，”雅库皮克说，“他就是个顽固不化的老混蛋。起先他什么也不肯给我，还告诉我说到时候他自会付清。我告诉他如果他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再给他宽容几天，他一点也不感兴趣。”
“人们对钱总是敏感的，”克丽丝汀说道，“特别是缺钱用的人。”
信用部主管不耐烦地啧了一声。“去他的！我们大多数人都缺钱用。我就常缺钱，本来只要他们肯开诚布公地说，人家多半是会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的。但是人们总是觉得这是丢脸的事。”
克丽丝汀怀疑地看着这张随随便便写的银行支票，“这合法吗？”
“只要银行里有存款可付那就合法。如果你高兴，你可以把支票写在五线谱上或是香蕉皮上。但是大多数有银行存款的人至少身边都带着印好的支票簿。你的朋友韦尔斯说他找不到这么一张支票。”
克丽丝汀把纸条递还给他的时候，雅库皮克说，“你知道我想的是什么吗，我想他是诚实的，而且有这笔钱——只是勉强才凑够数目，为了凑这笔钱，他今后会把自己给困住了。问题是，他的欠款已经超过这二百元的半数，护士帐单一来马上就要把剩下的钱全花光了。”
“你打算怎么办呢？”
信用部主管用手抹了抹他的秃头。“首先我要打个电话去蒙特利尔问一下这是有款可付的支票还是空头支票。”
“如果这是空头支票呢，萨姆？”
“那他就得离开饭店——至少我觉得应该这么办。当然，如果你要去告诉特伦特先生，而他的说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