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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洛马尔先生在思想中一直这么想，但是他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批量生产的布鞋源源不断地补充着那个集市商贩的货摊，鞋堆里的那两只不配对的鞋将会永远留在那里。只要这个年迈的摊贩不卖光自己的全部库存（也许这些库存永远也卖不完，他死后他的买卖和存货会转给他的儿子，儿子再交给孙子），那么他只需在鞋堆里翻检几下就能找到一只鞋与另一只鞋配对。只有像他帕洛马尔这样粗心的顾客才会出现这种差错，但是，要使他这一差错的后果反映在这个古老集市的另一位顾客身上，可能需要几百年的时间。世界上任何统一体的分解过程都是不可抗拒的，但是它的后果却被大量的也许是无穷无尽的新的对称、组合与配对所掩盖而迟迟不能被人发现。
他的这个差错可能不可能修正了从前的一个差错呢？他的粗心会不会不仅没有造成混乱反而恢复了原来的秩序呢？帕洛马尔先生心想：“也许那个摊贩非常清楚他的行为，他把这只不配对的鞋给了我，从而消除了在那堆鞋中隐藏了几百年、自他的祖辈在这个集市开业以来就一代一代遗传下来的不平衡呢？”
那位不知姓名的难友也许在几个世纪以前曾跛足而行。那么，帕洛马尔先生与他同样跛足而行，中间不仅隔着两大洲，而且相距几个世纪呢。尽管时间过去很久了，帕洛马尔先生并不因此而对他缺乏同情心，他继续穿着这双布鞋吃力地走着，以慰藉他的这位已不存在的伙伴。
三。二 处世待人
三。二。一 论缄口不语
在这个人人都竭力发表自己的观点与看法的时代与国家，帕洛马尔先生却养成了三缄其口而后言的习惯。如果他第三次缄口还深信自己应该讲，便开口讲，否则便沉默不语。就这样他整礼拜整礼拜或整月整月地沉默寡言。
应当沉默不语的时候是很多的。但偶尔也有这种时候：帕洛马尔先生后悔没有适时讲出自己的想法。现在事实证明，他的想法是对的，如果他当初讲出自己的想法，也许对后来发生的事会起到积极的、当然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影响。这时候他的心情既满意又负疚：满意的是他的想法对了；负疚的是他过于谨慎。这两种心情如此强烈，他情不自禁地想用语言把它们表述出来。可是经过三缄其口，共是六缄其口之后，他深信自己既没有理由感到骄傲，也没有理由感到后悔。
想对了并非功劳，因为从统计学的角度看，他头脑里出现的众多荒诞的、平庸的或含糊不清的想法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个别条理清楚的想法，甚至会有天才的想法。对他是如此，对其他人当然也是如此。
如何评价他没有讲出自己的想法，这倒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在普遍沉默的时代，随波逐流、缄口不语，当然是有罪的；但现在是大家讲话过多的时代，讲话正确并不重要（因为你的话反正会消失在众人话语的海洋之中），重要的是讲话时要讲清前因后果，使你讲的事情身价百倍。既然一席话的连贯性和因果关系决定着其中每句话的价值，那么人们当今能够做出的惟一选择就是要么口若悬河讲个不停，要么缄默不语绝不开口。如果选择口若悬河，帕洛马尔先生一定会发现自己的思想并非按直线展开，而是曲折反复或呈波浪式展开，时而自我否定，时而自我修正，根本谈不上正确性；如果选择缄默不语，应该说掌握沉默的艺术比掌握讲话的艺术要困难得多。
沉默确实可以被看成是讲话，不过这种讲话拒绝使用其他人使用的语言，这种沉默式讲话的语义在于讲话中的停顿，亦即说这句与说那句之间那些没有说出来的东西。
说得更清楚些：沉默可以省略某些话语，或者说可以保留某些话语，以便在更为合适的场合讲出来。因此，沉默和讲话一样，可以免除明天要说二百句话之苦，也可能引出上千句话来。最后帕洛马尔先生在心里得出结论说：“每当我缄口不语之时，我不仅要想想我要说的或不要说的那句话，而且要想想由于我说或不说那句话从而引起我或其他人要说的话。”得出这个结论后，他还是决定缄口不语，保持沉默。
三。二。二 谈同年轻人生气
在这个老年人看不惯年轻人，年轻人看不惯老年人，相互不能容忍已经达到极点的时代，老年人的一切活动便是为了收集话柄，准备有朝一日数落这些年轻人，而年轻人则窥测时机，要证明老年人愚昧无知。帕洛马尔先生真不知该说什么。即使有时他想插话吧，也无法启口，因为双方都那么固执己见，不愿听他那连他自己都不甚明白的道理。
其实他并不是想阐明什么道理，只是想给双方提些问题。他知道，谁讲话时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思路去回答别人的问题，因为那些问题是别人的语言，会迫使你采用别人的语言来重新思考你已经思考过的东西，使你陷入陌生的领域，不能驾轻就熟。他很愿意别人给他提问题，然而他也一样，有些问题他喜欢，有些问题却不喜欢。他喜欢的问题，他愿意回答，说出他想说并且能够说的话。他什么时候才能够说出这些话呢？那得有人请问他，请求他讲出那些话。可是，谁也未曾想到要向他请教什么。
事情既然如此，帕洛马尔先生只好自己来细细体会对年轻人讲话的困难。
他在心里想道：“困难在于我们和他们之间有一条无法填平的鸿沟。在我们这辈人与他们那辈人之间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破坏了生活的连续性，使我们之间失去了共同的参照物。”
继而他又想道：“不对，困难在于我要谴责他们，批评他们，鼓励他们或者劝诫他们时，我总是想，年轻时我若受到这种谴责、批评、鼓励或劝诫，我也不愿意听。时代变了，人的行为、语言、习俗都相应发生了很大变化，可我年轻时的思想与现在的年轻人的思想差别并不大，因此，我无权对他们讲话。”
帕洛马尔先生长时间在这两种考虑问题的方式之间徘徊。最后才得出结论：“这两种立场之间不存在矛盾。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的连续性被瓦解是由于生活经验无法传递，是由于不可能使年轻人避免我们已经犯过的错误。两代人之间的代沟来自他们的共性，正是由于这种共性他们才周期性地重复同一生活方式，犹如动物的种属不断继承与传递它们那生物学上的本能一样。我们与年轻人之间的真正差别，是时代带来的不可逆转的变化发生作用而产生的结果，也就是说，是我们历史地留给他们的遗产。我们应该对这份遗产负责，即使留下这份遗产并非出自我们的自愿。因此，我们没有什么值得教导他们的。他们生活之中类似我们生活方式的地方，我们无法施加影响；他们生活之中打着我们的烙印的地方，我们却不愿承认自己的过错。”
三。二。三 模式之模式
帕洛马尔先生一生之中曾经有个时期，那时他的行为准则是：首先，在思想上建立一种最完善、最符合逻辑、从几何学上讲最有可能的模式；第二，检验这个模式是否适合生活中可能观察到的实际情况；第三，进行必要的修改，使模式与现实相吻合。帕洛马尔先生曾经认为，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发明并用来研究物质结构与宇宙结构的这种方法，是他可以借来研究错综复杂的人类问题首先是社会问题和管理问题的惟一方法。这里要善于掌握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是人类社会那既无规则形状又无逻辑可言的生活现实，这里只有畸形与紊乱；另一方面是完美无缺的社会结构模式，这里图形清晰，图上的直线与曲线，圆形、椭圆与平行四边形，横坐标与纵坐标，井井有条。
要建立模式（帕洛马尔先生是知道的），需要有个出发点，即需要一些原理，从而演绎自己的结论。这些原理（亦称公理、公设）不需要人们去别处挑选，而是头脑里本来就有的。如果一个人头脑里没有任何原理，那么他怎么进行思维呢？因此，帕洛马尔先生头脑里也有这些原理，只是（由于他既非数学家，亦非逻辑学家）未曾花力气整理它们。演绎是他喜爱的一种活动，因为这种活动他可以独自一人默默地进行，既不需要什么器械，又可随时随地进行，坐在沙发上或散步时都可以进行。对于归纳法他却不大信任，也许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经验不准确、不全面。所以建立一种模式对他来说就成了在（隐隐约约存在于头脑里的）公理与（看不见摸不着的）经验之间建立奇妙的平衡。这种模式一旦建立起来，它比公理与经验就具有更为牢固的稳定性。一个好的模式确实如此，它的每个部分都与其他部分互相联系，使得整体连贯一致，宛如一部机器，如果其中一个齿轮卡住了，整个机器都会停下来。从定义上讲，模式不需要更换任何部件，可以完全正常地运转。然而生活现实呢，我们看得很清楚，它却百孔千疮，无法运行。因此，只能软硬兼施，威逼利诱，迫使生活现实接受模式的形式。
相当长一段时期，帕洛马尔先生都要努力保持自己的心情无动于衷或漠不关心，只注意模式图上的线条是否安宁与和谐，不关心人类生活现实为了具备模式的形状会遭受什么损害、扭伤或挤伤，并且要认为这些伤害都是暂时的、微不足道的现象。但是，只要他一刻不把眼睛盯着理想模式王国里的这个和谐的几何图形，人类生活的景象便会跃入他的眼帘，各种畸形与混乱便跃然纸上，模式图上的线条也仿佛变样了、歪斜了。
这就需要细心地进行调整：逐步修改模式图样，使之渐渐符合现实生活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同时逐渐改变现实，使之接近模式。然而，人类的适应性是有限的，并不像他原来想像的那样；值得庆幸的倒是，任何严格的模式都可能表现出某种意想不到的灵活性。简而言之，如果模式不能改变现实，现实则应当改变模式。
帕洛马尔先生的行为准则渐渐改变了。现在他需要许多模式，需要许多可以按照组合方法加以变换的模式，以便从中挑选更符合某一生活现实的模式。而每一个生活现实都是由许许多多时间、地点各不相同的现实合成的。
帕洛马尔先生的全部工作并非自己制订各种模式，亦非尽力应用现存的各种模式，他只不过是想出一种正确使用正确模式的办法，以填补他在现实与原理之间发现的日益加深的鸿沟。总而言之，各种模式的运行与管理方法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他亦不可能对它们进行修订。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同他有很大区别，他们遵循的是另一套准则。他们首先是按照模式的功能来判断模式，而不是按照一般原理或模式运用于一般人的生活后所产生的效果来判断模式。这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各种模式要塑造的东西构成了模式的功能体系。这种功能体系的效验是看它能否广泛应用和长久运用，这就等于要模式成为这样一个城堡，等于要求这个城堡用自己那厚厚的墙壁去保卫城堡外边的东西。帕洛马尔先生对功能这个词从来不抱什么希望，他深信不管功能不功能，最重要的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