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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十九岁那年，丈夫第一次打了我。
这么一句话后，我就不知该怎么说了。这么一句话后，我的脑袋里就响起了他的声音。那黄油糖浆一般的声音，令当时年轻的我听了双臂顿起鸡皮疙瘩。那不紧不慢的咝音、拖着调儿的元音以及让人咋舌的摩擦音，使我浑身热乎乎的。他的声音常常像是耳语，说话的样子非常亲切，句句话似乎都进入你的五脏六腑，进入你的大脑、你的心脏。
“哎呀！博比，”有个朋友曾说，“你完全是个电台播音员的料，应该做广告播音之类的工作。”他的声音就像是神话故事中的魔仆，是神灯里飘然而至的紫色烟雾，是打开玻璃瓶塞后扑鼻而来的香气。
记得博比有一次在一个案子里作证人，我也去了法庭。
那是十一年前或十二年前的事，罗伯特还没有出生，我的锁骨和鼻子还没有断裂。鼻子断裂吋正值午夜吋分，我对着浴室镜子自己动手包扎，也就是在鼻子四周贴些胶布，将其固定，结果鼻子到现在也没有完全矫正。博比希望作证时我能到庭，因为那个案子当时很轰动。不过，纽约城里轰动的案子连续不断，一个接着一个，就跟污浊的哈得孙河上瑰丽的落日一样，消遁后又会光彩夺目，夜夜都有新景象。布鲁克林一个十五岁的男孩被指控用刀逼奸一个多明我会修女，完事后还要她为他祈祷。他的律师说这纯属谎言，说男孩不知道那个穿浅绿色双面针织裤及条纹衬衫的女人是修女，他们的性交是两厢情愿的。那个修女已六十二岁，当时在一个住所给地板打蜡。他们从男孩裤子的膝盖部取了点蜡，请生产这种蜡的制造商进行化验比较。
辩护律师年事已高，我记得他在一个糟糕的地段有家店铺。法律援助会本来已给男孩指定了一个黑人律师，但男孩的母亲却凑钱聘请了他。她相信，她儿子要取胜就必须请一个白人律师。男孩的律师一副睡眼惺忪、余醉未醒的样子，灰色西装的双肩布满雪花般的头皮屑。他傻乎乎地将男孩子称为证人，问孩子为何承认没有犯过的罪。
“房里的这个警察，”男孩说道，声音很低，宽大的额头向话筒倾斜，手指拨弄着下嘴唇，使得话音含混不清。“他啥都不问，就是使劲烦我，先生。他不停地说：‘告诉我们，你干了啥，蒂龙。告诉我们，你干了啥。’像是在给我催眠，先生。一个劲儿地重复这句话，我摆脱不了他。”
陪审团相信，蒂龙？比格斯强奸了那个修女，每个读小报、看新闻的纽约人也都相信这一点，法官也如此认为。犯这样的罪行得判八至十五年的刑，而他给这个男孩判最重的刑，并称他是“人类的脓包”。但是我觉得，蒂龙在胡诌强奸一事时对那个警官的描述却是真的，因为我每天都生活在那个声音中，一直受它的催眠。我知道它的作用，它听起来怎么样。它渗透你的灵魂，像忏悔者，像诱骗高手那样说“告诉我，告诉我。”弗兰妮，弗兰妮，弗兰①，他像吟，像唱，像呢喃。有时，博比甚至使得我相信是我自己有过错，是我正与医院里的每个医生在睡觉。他滑倒了是我的错；他碰破膝盖是我的错。他打我是我招惹的，是我招惹他对我拳脚相加，招惹他揍我。没命地揍。使劲地揍。
…
① 弗兰，即弗兰妮。
他第一次打我时，我十九岁。
现在，我又听到了他的声音，循循善诱，低沉而有力，再次让我觉得，一切又都是我错了。他在说，弗兰妮，弗兰妮，弗兰。他就这样开始。弗兰妮，弗兰妮，弗兰。第一次时，我还不是你的丈夫。你当时已满二十岁，因为那是在我们去锡蒂岛为你过生日后的周末。我没有打你。你知道我没有打你。瞧，弗兰，你就是这样，歪曲事实。总是歪曲事实。
我的心里听到他在说话。而且，我知道他说得对。第一次时他没打我。他只是使劲地握着我的上臂，握出刺花一样的指痕，像一个黑色的太阳，周围绕着四个月亮。
当时是夏天，我连续一周无法穿裙子，也不能在与我同住一个房间的妹妹格雷斯面前脱去外衣。我们房间对面是塔尔诺夫斯基①公寓的一侧，中间是通风道。他这么做，是因为我与迪伊？斯坦普尔的哥哥跳舞，而当他邀我跳舞时，我大笑起来。他紧紧抓住我，说这样我就逃不掉了，假如我逃脱，他就完了，他爱我爱得发狂。第二天晚上，他捋起我衬衣袖子，吻遍了每个指痕，而他的泪水则浸湿了每个痕迹，似乎要将黑色洗白，洗得与我身上其他地方的皮肤一样洁白如雪，仿佛他的眼泪具有教会神职人员赦免可宽恕之罪那样的力量，能将黑色洗净。“哦，天哪，”他低声说，“太对不起了。”我也哭了。那些日子里，我总是为他的痛苦而哭，而不是为我自己。
…
① 塔尔诺夫斯基（1488一1561），波兰著作家和军队总司令，曾保卫波兰免受摩尔多瓦和莫斯科大公国的侵犯。
博比？贝内代托的声音如此深沉和具有说服力，他的痛苦和忏悔是如此彻底和明显。而他的怒火又是如此势不可挡。像旋风，黑压压的，强大无比。它骤然爆发，席卷而来，掀翻房顶。我闻到了啤酒味，闻到了波旁威士忌，闻到了汗臭味，我也嗅到了自己的恐惧，它比前三者更强烈。
此时此刻，在费城第三十大街车站的巨大候车室里，我能嗅到自己的恐惧。候车室里有长条木凳，我与儿子罗伯特挤在木凳的一个角落里。我们对面歪倒着一个人，一身流浪汉的破烂衣服，浑身散发着啤酒和呕吐物的混合味。
我在医院候诊室见过许多这样的人，这些人为了能有一张床过夜及一盘免费早餐，能杜撰出脚痛、失明等各种疾病。
第三十大街车站的长凳坚实、朴素、实用，像圣斯坦尼斯拉斯教堂里的靠背长椅。圣波拉克教堂到博比的嘴里就成了圣斯坦尼，但他还是希望我们在那里举行婚礼，因为他是在那里接受了洗礼，他父亲也是在那里被颂为警中精英而受奖。我从没在哪儿久住，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家庭教区，因此我同意了。我俩一同从我的花束中取出一朵玫瑰放在侧圣坛上，放在约瑟夫雕像前，纪念博比的父亲。这是我与博比唯一的一次一起纪念他的父亲。
火车站巨大的拱顶有四层楼高，拱顶下是我、罗伯特和一只装了我们全部家当的小旅行袋。全部家当就是牙刷、替换衣服、几盒游戏盘和一本书，一本爱情小说，愚蠢，浅薄，然而，我过够了天天接触的真实生活，它们足以使我终身难忘了。车站镀着金边，富丽堂皇，我以前心目中的法庭就是这般模样。那天我去了法庭，当时我丈夫出庭作了证。
姓名。
罗伯特？安东尼？贝内代托。
职业？
我是纽约市警官。
州最高法院的法庭一点也不像三十大街车站。它的屋顶低，黑乎乎的，镶着深色木头，吞噬了从低矮窗口进来的光线？窗口面向警察局广场。那个法庭似乎更像娱乐室。
费城火车站看上去一直是我想像中的法庭模样，或是人们在梦中自当法官或被告时所梦见的法庭模样。罗伯特盯着屋顶。屋顶很高，因此我们散坐在下面显得很小，显得微不足道。巨大的拱顶一端有一尊黑色天使雕像，手扶一个已死的或垂死的人。我想那是一尊战争纪念像。正常情况下，我会走到雕像前，读一下天使光脚趾下的基石上雕刻的文字。如果要说什么叫非正常情况，那天就是。室内开着空调，我穿着七月的衣服，冷得浑身发抖，室温低至四月里一般，而我内心则冷如一月。
雕像比我们在布鲁克林湾附近街区的小屋高，比我婆婆家的房子高，也比我最后一次与父母同住时的房子高。
那时的房子在本森赫斯特，又小又拥挤，我就是在那儿穿上了婚纱，磨损的地板翘出钉子，挂破了拖裙边。车站的雄伟气势使我感到自己很渺小，渺小得几乎隐没了。也就很安全。我的眼睛不时从街道一头的双层玻璃门转向另一头的双层玻璃门。等待着，注视着。等待博比从门里进来，攥紧的拳头插在裤袋里，黑沉着脸。他生气时就这副模样。他经常不高兴，经常黑沉着脸。我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博比进门。等待着，注视着，揣摩他的心情，调节我的情绪。
一股汗水顺着脊梁流到我的内裤腰部。裤裆里棉布湿乎乎的，是炎热与恐惧。我经历过无数次恐惧，我以为我很清楚恐惧是怎样一种感觉，但这次情形不同，其差别就像水与冰。冰在我肚里、在我胸口、在双乳下、在双眼间，犹如在烈日炎炎时匆匆一口喝干一杯冰柠檬水。罗伯特与朋友们遇到这种情况吋？称其为“大脑冷冻”，他们会抱着头在厨房里转圈：
“在咖啡亭旁的长凳上等着，”那个人说。他像个训练有素的私人司机，在送我们从纽约到费城的整个路上都一言不发。我们在火车站前爬出那辆旧的普利茅斯产沃莱尔车时，他趴在前座上，透过下客门抬头看我。他浑身散发出英国皮衣味。我们年轻时，博比穿过这种皮衣，当时我们还没有结婚。博比第一次穿英国皮衣的时候我刚十九岁。也许是二十岁，我想没错，我头里响起博比的声音，我想，第一次时我刚二十岁。也许当时他在考验我，看我有多大承受力。也许他每次都在考验我，直至他认为我能承受一切为止。承受一切。
不知那个开沃莱尔车的人是谁，在他启程回出发地时，罗伯特仰头问我：“什么？他说什么？我们现在去哪儿？我们去哪儿？”
那是咖啡亭，这是长凳，我们，我和我十岁的儿子到了这里，等待着一一等待什么呢？逃跑，远走高飞，从此消失，让博比永远找不到我们。我想，罗伯特那天上午见到我便明白了一切。当时，我正对着药柜镜子剪头发，悄声地打电话，解开绷带，将它们扔进垃圾筒，将所有的近期照片装进一只信封，写上我妹妹格雷斯的地址，这样博比寻找我们时就没有合适的照片给别人辨认了。“我们去哪里？”罗伯特问我。“外出。”我这么回答。如果罗伯特是个平常的十岁大的男孩，他就会缠着我，又哭又闹，问个没完没了，非到我生气地叫他闭嘴为止。可是，他根本不是个平常的孩子。
在我们俩的记忆中，他内心一直揣着一个秘密，始终深藏不露。他一定听到过巴掌的啪啪声、拳头的嘭嘭声，还有当我在给自己包扎、用药棉擦洗伤口、重新修整自己时所发出的小鸟鸣叫般的低泣声。事后，他见到过我青一块、紫一块的样子；他抱紧我碰到我的痛处时听到过我的急促呼吸声。
但他掉过头，只当没听到。他知道，我们两人都希望他这样，我丈夫有他的理由，我有我的理由。
就说最后一次吧。他放学回家，我从厨房柜子旁转过身，手里拿着一盘给他的苹果片、一杯牛奶，我的脸浮肿得不成样子，像是罩了一层夜幕降临前的五色残阳。嘴唇裂了，一笑肉就抽搐，难看得像小丑。他没法扭开头，躲上楼，装做没看见。“妈，哦，妈，”他说，眼睛睁得圆圆的。没等他说下去，我就应道：“别担心，我能应付一切。”
“妈，”他又叫了一声。接着，他也许想起了什么，想起了他的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