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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朋友在警察局。”我说，“他们没有受伤。”
“真高兴，爸爸没死。”我们往家走时罗伯特说。
“我也很高兴，”我说，“真的很高兴。真高兴，他没事。”
“他真的没事吗？”罗伯特说，“你知道他没事？”
“你也听了新闻。”
“但我是说他真的很好，像平常一样。”
“但愿如此。”我说。
我曾多少次希望博比死？几年前就已经希望过无数次了。当他初为街警时，我最恐惧的是电话铃响，怕牧师进门，怕听他父亲葬礼上如泣如诉的风笛再次响起，怕我会只剩下可怜的抚恤金和压我首饰盒底的警徽。就连在那些他扭我手臂、把我往墙上推的日子里，只要他比平时晚回来哪怕只半个小时，我也会醒来看着数字钟，然后躺着等他。听见他将衣服扔到角落里，皮带扣在宁静的屋子里发出咔嚓声，我就会惊醒。他满身威士忌和啤酒味地钻进被窝，伸手抱住我，两手交叠，将我睡袍轻轻往上拉，好像他正顺着一根绳子爬进我的体内。
后来，我害怕晚上听到他下班晚两三个小时后发出的声音：回来悄悄打开楼下房门，在楼梯上跌跌绊绊，或摔打橱门和冰箱门，而这一切不是因他满腹牢骚，就是因他调查不顺利，或者是因为遇到了傲慢、不合作的证人，甚至是一辆停得离我们车道出人口太近的汽车。有些夜晚他会无事生非，猛地推开卧室门问：“面包他妈的在哪儿？”或者不顾我呼吸匀称一一那是我假装的，就爬到我身上，不管三七二十一，钻入我体内。
但是后来，上帝宽恕我，多少次他出门去上班时，我心想有三样东西我最喜欢：电话铃响，牧师上门，存放我嫁的英俊警察的骨灰盒。那样他就再也不能动我一根手指头，不能用拳打我脸，不能粗暴地用手指将我掰开，好像我是一条任他进出的隧道，而他有这样的权利。当我理性地思考时，我知道这不是解决办法，因为那样一来，我儿子心目中的父亲就会是一名英烈，一个崇拜的偶像，他将永远不会知道、也无法面对人们所说的事实真相。可是我经常不能非常理智地思考。我一心一意地希望，有个下流坯的子弹会在博比的身体上找到软弱之处，凭我的双手、眼泪或语言我无法找到这样的地方。
“你为什么说爸爸是个朋友？”罗伯特一周后突如其来地问，当时他正在画他的家谱图。“那天你跟莱维特太太说话的时候？有警察受伤的时候。”
“哦，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朋友。”我说。但这永远不可能是实话？每当我从杂志上读到女人描述丈夫是最好的朋友时，我真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我跟博比从来就没能成为朋友，永远不会，要不我不会如此忠心地爱他，让他如此虐待我。
罗伯特弓身趴在一张发亮的广告纸上，在画伯恩森太太要求的家谱图。他画的时候我在想，他怎么对过去和未来不太关心。而随便哪个孩子碰到我都会问个不停，比如我们什么时候回去、要不要回去啦。随便哪个孩子都会在学校说漏嘴，跟朋友说自己是哪儿人，吹嘘父亲是警察，在社会学课上指着意大利地图就他说不清的中美人的姓撒谎。而当我看罗伯特用左臂压住作业，像是要藏起或遮住它的，我意识到他几乎是从小就一直受这样的遁避训练，养成对哪怕是隔墙发生的事都充耳不闻的习惯，学会对别人闭口不谈自己知道的事，学会不提傻问题。他父母就一向伪装自己，只是现在换了伪装的方式，换成另一种假胡子、假帽子。
“要帮忙吗7”我不安地在厨房里问。
“还不要。”他说。
我做了些通心面，看了份杂志，还看了雅芳新系列目录。房里还是没动静。过了一会儿他笑眯眯地站在门口，点着头，拉住我的手，把我拉到牌桌旁。
“我想好了该怎么画。”他说，“瞧，反正我不在乎怎么称呼人，这就跟真的一样了。这是爸爸，只是我叫他罗伯特？克伦肖。这是爸爸的爸爸，我用同样的姓。就这样，只是名字不同而已。”
原来如此。我给他填以前几代人时做了修改，只是要改的地方不多。有一位叫朱塞佩，名字很特殊，是罗伯特的曾祖父，我就叫他乔。我婆婆做姑娘时姓斯塔诺维克茨，这个我没改。而我的呢？我跟罗伯特说，这跟玩游戏一样，随便选一个。给我安个婚前的姓。他选了温。叫伊丽莎白？温。听着不错。
“外婆的呢？”他问，我母亲就用她的真姓吧，从出生到长大她都用奥唐奈这个姓，这么一个孤零零的真姓不可能会威胁我们的新生活。
“瞧，我知道他们都是谁。”罗伯特说，“这就够了，对不对？我知道就行。班里每个人都会看，上面写着罗伯特？克伦肖，我知道该怎样看上去像真的：”
“对了。”我说。
“我知道。记得那次爸爸带我到他在中央公园上班的地方去的事吗？就是有那位高大警察的地方，我记不清他的名字，他可真的非常高大。”
“麦克迈克尔。副巡官麦克迈克尔。他是那个局的局长。”
“就是他。他一直看着我，还说：‘你不是贝尼代托。我知道你不是：我以前认识你爷爷，现在认识你爸爸。不，我说你不是贝尼代托。’我想他只是说着玩的，因为我长得像爸爸，可我当时还小，才五岁左右，不完全清楚那是说着玩的。所以我当时以为他说的是真的，说不定是领养的，跟我以前学校的那个朝鲜孩子一样，他总跟别人说他是意大利人，因为他名叫拉索，大家都觉得他很傻。爸爸可能看出我很伤心，就带我去公园的‘好心情卡车’买了冰淇淋，坐在长凳上吋他对我说：你瞧这。他指着我手臂上那根粗血管。”
他伸出瘦得皮包骨的手臂，用黑乎乎的手指指着手肘内侧的蓝色动脉给我比划着。“爸爸让我看他的血管，可真粗，都向外面鼓出来了。他还说你身上有我的一部分，我身上有你的一部分。你所有的孩子身上、孩子的孩子身上，都有我的一部分。”
“说得没错。”我说。
“我知道。”他说，再次拿起铅笔给家谱树上的一些树叶涂颜色。接着，他似乎心里在想着该用翠绿笔还是用中绿笔，而嘴却随意问我道：“那次爸爸将奶奶的镜子砸碎在过道里后，他说他真是非常非常抱歉，又给她重新买了一块。
记得这件事吗？如果他砸了你的镜子，你会不会说没事？”
“我不知道。”我说。
“我不是说要回去，”他说，眼睛没离开他的纸，“是说接受他的道歉：”
“我不知道，亲爱的，”我说，“爸爸对我做了不少糟糕的事。他对我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他不该打我。绝对不应该。谁都不该打人。可他打了，而且经常打。我很难理解他干吗要打。我真不理解，也许今后会理解。”
“我要把这个做完。”罗伯特说，他的铅笔尖重重地划在广告纸上。
我有时觉得我真会终生坐在合盖的坐便器上，任眼泪和着流水流淌。罗伯特在楼下坐着画大作，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听着冷水急流心里会觉着一丝安慰，那是他童年时夜间陪伴他的声音，跟火炉渐渐燃旺的隆隆声一样熟悉。这次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哭完，然后在苍白的脸上泼些冷水，擦擦鼻子，再用点遮瑕膏涂一涂，掩盖一下激动的红晕。完了再折好换洗衣服，换了床单。衣物经常助我渡过难关。
等我再回到楼下时，名字全都整洁地写好，罗伯特正在画树，看着像粗壮的橡树，枝叶茂盛，树干很粗，是用彩笔画的。我观赏着他的家谱树图，称赞他画得整洁，树叶画得仔细。这时我意识到，我应该告诉迈克，伯恩森太太比我聪明，至少在这件事上是如此。我注意到树干底部写着“罗伯特”三个字，没有姓。那是树的根部、基底部，是所有一切的中心。树叶还没上色，主干与树枝看上去不像是树，而像一条褐色的大河，尼罗河，亚马逊河，贝尼代托与弗林家族的血系河，而河峡处就是这孩子，它让人觉得，所有这些人，无论他来自波兰、意大利、爱尔兰，还是来自布朗克斯和布鲁克林，相聚在一起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孕育出罗伯特？贝尼代托。此事非同小可，这跟他在圣斯坦尼的问答式教学班里了解到的伯利恒的那件事一样重要。罗伯特是导致群星碰撞的原因，也是我们大家的救星。
“这样行吗？”
“很美，美极了。我真为你感到骄傲。”
不难看出，他也为自己感到骄傲。他小心翼翼地卷好纸，用细绳将两端系好，双手捧着出门上车。看他双手捧着站在那里的样子，我想起他四岁时的事。那次他穿着蓝绸短裤、白绸礼服衬衫，做安？贝尼代托一个教子婚礼的持戒人？我记得他当时的样子，神情严肃，手捧蓝绸托垫紧贴他细小的胸口，顺着教堂走廊走去。本尼拿着他家谱树的样子跟他差不多，这两个漂亮黝黑、背井离乡的男孩真像在捧着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神情一一严肃而不无骄傲的神情，整天留在我的眼前，不论我在责备透析病人零食吃得太多时，还是在给那个脑瘫女人买东西时都一样。
“你好。”罗伯特那天下午回家时我随意说。他进来时给开着空调、比较阴凉的这间公寓带进了一股热气。长沙发上有只洗衣篓，我又在折床单，将角对齐，伸着手臂，像在祝福，因此没马上看见他的脸。等注意到他的脸时，我真不敢相信，以为看错了。我站着，手里拿着床单，横在胸前，像帘子，床单上沿的眼睛和嘴巴都大张着，跟个卡通女人似的。
“我的天哪！”我说，将他拉到窗口的光亮处。
他的脸色比初看时还难看。上嘴唇一边发紫红肿，变歪了，左眼下开始变黑。嘴下面有条血痕，我没费时去拿毛巾和水，直接用唾沫擦掉血迹，这才发现血迹下没受伤。牙床也许出过血，但现在不出了。
“出什么事了！”我说。
“乔纳森？格林是个惹祸精。”他说，喉咙深处发出颤音，像鸟叫。
“坐下吧。”我说。我把冰块、阿司匹林、纸巾放在不怎么坚实的咖啡桌上，伸手搂着他，他浑身颤抖了一下，然后抬起头，用手指碰碰嘴唇。彩色铅笔还散放在餐桌上，形成一道弯曲的彩虹。
“等一等。”他说了声便上楼进了卫生间。我知道他去照镜子。
“这不是我的错。”他说，“我先推了他，但他活该。大家忍了他一年。他是惹祸精，学校里就他最会惹祸。真希望揍扁他的鼻子。他叫本尼‘西皮克①’。你知道什么是‘西皮克’吗？”
我点点头。
“我们在课上正说着我们是哪儿人时，他就来事了。他一上来就说如果你不会讲英语，就不配在这儿生活。还说美国小得连供美国人生活都不够，却又有那么多人到美国宋争吃的。又说那些人甚至连英语都不会说。”我看得出来，“门将”难堪极了，还有那个叫克里斯蒂的女生，你不认识她，她父母像是希腊人什么的，英语说得不好。我说很多人虽然说不好英语，但人很好。”
“难道伯恩森太太没说什么？”
“她说我说得对，说她父母是德国人，花了很长时间学英语，现在再瞧她，她却在教英语。可说到这儿，课就结束了。我们出了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