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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思。”迈克？赖尔顿又在轻声呼唤，我不得不看着他，不得不睁开眼睛，提醒自己这不是博比，博比的头发不是淡颜色的，肩膀没那么斜，脸没这张温柔。也许我脸上正带着最后一晚博比强奸我时的表情。描述与丈夫干这事和描述与你引诱的、渴望的、热爱的、憎恨的、害怕的、了解的、梦寐以求的男人干这事，应当用不同的词。可只有这么一个词。
我记得有一个大学同学，她曾被一个十多岁带枪的男孩拖进地铁附近的一幢废弃的房子里鸡奸了。有一晚我与她坐在一起。“真像魂都被他盗了去。”她哭泣着说，一副溃败的样子。也许迈克低头看到的也是灵魂被盗的、破碎的、掏空的、像秋日枯萎的豆荚似的女人脸。不管我脸上表情如何，他都无法继续下去。
“你没事吧？”他问。
“没事。”我说。
“我弄痛你了。”
“没有。没事。”
他倒在枕头上，双臂抱住脸。他身上散发着科隆柠檬香水味，声音像男孩变声期时的声音。“哦，上帝，”他说，“请别说那样的话。别说没事。我曾与一个女人生活了四年，想尽办法也没能让她说出内心的话。我说，劳里，怎么啦？你怎么啦？而她始终说没事。”
“我很好。”我说，“我累了。”我不敢看他，他也没看我。
我仍觉得是博比压在我身上，就像石头压在我胸口：
“贝思。”我在自己家门口下车吋迈克说道。
“没事。”我回头说道，然后进了屋，洗了个澡。
第 十 四 章
我喜欢看罗伯特在困倦和睡着时的神情，脸上略有皱纹，眼睛半开半闭。有时博比打过我后，我进去看罗伯特，心里会好受些，使自己平静下来，紧闭心扉：罗伯特快要睡着或已睡着时，满脸天真无邪的表情，仿佛从没遇到过、也永远不会遇到可怕的事情。当他站在我床边，手捧一只碗底剩几颗油腻的核仁的旧瓷碗时，脸上也是那副神情。“可以给我们再做一些花生酱爆米花吗？”尽管他知道回答是肯定的，他仍会小心地问。
只有我与罗伯特知道今天是他十一岁生日。他总喜欢听他出生的故事：阵痛了孩子还不出来，人们把我们送进手术室，在我胸骨处放一块屏风，不让我和博比看下面发生的情况，博比站起来抖直裤腿的中缝线，同时瞥见了像血盆大口似的裂口和消毒被单一角的血，他沉重地在我头边的金属凳上坐下。“你没事吧？”我问。“博比？你不会有事吧？”
产科护士是我护校时高一个年级的，她让他吸了一大口新鲜氧气。听到父亲这么无能，罗伯特笑了。他喜欢这个故事，热爱这个故事。我已讲过上百遍了。博比见不得血。
真好笑。
罗伯特现在的生日是七月四日，也可以说是罗伯特？克伦肖的生日。但四月九日那天，我们邀请了本尼和棒球队的另外三个男孩上我们家客厅过夜。他们带来了睡袋和电子游戏机：，切尔西在同一个晚上、也是第一次在外过了夜，是在一个名叫梅利莎？埃里克森的小姑娘房里过的夜，辛迪说那姑娘整个房间都是粉红色。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无论什么事情，从操场上摔了一跤，到她得了B＋，到她粉红色卫生间的淋浴房内嗡嗡飞舞的蚊子，她父母都大惊小怪，弄得每件事好像都成了我妈妈以前常说的“联邦案例”。这对切尔西来说是个好的开端，自游乐活动亲眼目睹惨祸以来，她似乎不再像以前那样胆战心惊了。而梅利莎？埃里克森的父母却像切尔西过去那样对生活充满恐惧。也许情况更糟。
如果不把罗伯特与格雷斯、他奶奶一起过夜算上，这就是罗伯特第一次请人到家过夜。那时安？贝尼代托送他回家时会给他买新运动鞋、新衬衫、玩具、书、糖果，还有零花钱。他虽在卡斯特罗家住过几次，但从没请朋友来家过夜。
博比觉得这样好，他不喜欢陌生人到家里来。他说：“我不喜欢去别人家过夜什么的。我小时候从没请谁上我家过夜过。”我也从没与别人一起过夜，只与格雷斯同住一间房，她在我旁边的床上呼吸，长雀斑的双腿绞在咖啡色的毯子里。
罗伯特总说随便怎样也不要孩子在他家过夜。也许他是怕他们听到家里的情况，怕听他们说的话：罗伯特，你爸怎么啦？干吗那么吼叫了什么声音了也许是怕他们闯入他的夜生活，因为那些孩子没学会何时需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也许是因为他三岁那个晚上的模糊记忆。那晚他下了楼，小脸粉嫩，灯光刺眼，他眯着眼问：“爸爸，你们为什么打架？”那是他第一次在我们打架时下楼。也是最后一次。
“回床上去，罗伯特。”博比说，原本温柔的声音变得生硬，虽然不响但凶狠，很凶狠。“不经我同意，以后不准下床，不准走出你的房间。”
“怎么啦？”罗伯特说。
“上一一楼一一去。”
孩子们睡觉时，我呆在楼上，一边看书一边听楼下客厅里孩子们的窃窃私语。边看边打瞌睡，看了好一会儿？我下楼再做些爆米花。这时，他们第二部“星球大战”电影正看到一半。五个孩子躺在地上，周围放着动画书和电子游戏机，一个叫安德鲁？科瓦克斯的孩子说：“电影里叫卢克的家伙出了车祸，他们得把他的脸再安回去。”
“瞧，”本尼说，“一会儿他的脸就变了样。他的眼睛大小不同了。”
“我从没吃过花生酱爆米花。”安里侗说。这是个越南孩子，球队的守门员，在学校的别号自然就成了“门将”。
“他妈妈的菜烧得可真好。”本尼说，好像我不在场。
漆黑漫长的夜如往常一样，佛罗里达中部的上空群星闪烁，卧室窗外升起一轮快满月的圆月。白天已经很热，但夜晚只让人感到暖洋洋的，临睡前去室外看看天空只觉得舒服和温暖。
“先生们，”我边说边又递给他们一碗爆米花，“做笔交易。我不管你们什么时候睡觉，”“门将”轻声欢呼起来，“但你们吵醒我，那就都得回家。听到了吗？”“听到了，克伦肖太太。”“谢谢，克伦肖太太。”“我们会安静的。”“我们明白了。”主人上帝般仁慈，引来一阵在女高音和男高音之间摇摆不定的童音，裹着爆米花的嘴说话含混不清。我在楼上的黑暗中仍能听到他们的讲话声、电视机的声音，只是非常轻，好像有人在他们头上蒙了块毯子，跟住我父母公寓隔壁的那对夫妻隔墙透过来的说话声一样。那是我父母搬的第四或第五处公寓，他们深夜放立体声节目，在我与格雷斯的隔壁房间打架。开始几次格雷斯将一只杯子贴着墙，听他们说些什么，很无聊。“她说他以为她是谁，他的母亲7”格雷斯轻声告诉我。一两个星期后我们就习惯了，他们吵他们的架，我们睡我们的觉。
窗口射进淡蓝色的灯光，使我能看清房里的家具：斑驳的大梳妆台，一幅从辛迪地下室找来的风景画，摇椅，深深的橱门阴影，楼下有个男孩在大声打嗝，引得其他孩子大笑起来，后又大声说悄悄活，互相笑骂。我意识到这已成了我的房间，在黑暗中已知道它的轮廓。了解附近的街道：了解若伊尔顿街在何处与波伊斯蒂道相接、了解迈拉曼尔街在何处接上公路，这是一回事；而在黑暗中对一个卧室了如指掌，却是另外一回事。它有一种终极意义，它让人觉得美好。
甚至在听到楼下客厅的窗户旁边有人声吋，我所有感觉还只是疲劳、疲劳与快乐。房子四周偶尔有点风声，但悄语声略响于风声，不难听出是一群女孩子在与男孩子吵架。
她们是本尼的姐妹和她们的朋友，都住卡斯特罗家。有的在格格笑，有的在尖叫。男孩们也听到了她们的声音。放映机已关掉，下面传来嘀咕声和开门声。我床下的铁棍显得可笑，像一部与这情景相仿的电影所留下的道具。
我打开窗户向下看，看到五个女孩子簇成一团。我记得我也曾与迪伊？斯坦普尔和其他几个女孩子这样过，当时一群来自圣十字架学校的男生在多兰先生的肉店过夜，睡在油毡地上。楼下两个姑娘手拿着什么东西，小心翼翼，像是礼物。我咳嗽了一声，其中一个将手里的东西掉在地上，溅起了水珠，水珠飞向空中。
“要是谁把水气球扔进屋里，那就要自讨苦吃了。”我轻声说，她们听了尖叫着四散逃开了。
时间刚过三点我就下了楼，关掉电灯。五个男孩全睡着了，张着嘴，头发乱七八糟。安德鲁嘴里含着大拇指，“门将”的小电子游戏机还开着，屏幕上橄榄球队员不停地追对方，摔倒了又站起来，抛出的球飞旋上升。球赛时我见过他父母。他们俩轮着看比赛，一个留在饭店，一个安静地站边线处。我关掉小游戏机，关掉灯，给他们身上盖上床单。我一直就期望这种生活：五个男孩睡地上，除小姑娘们格格的笑声，没什么能吵醒他们。这样的生活多么平凡。
“上帝保佑，你看上去精神还这么好。”安德鲁的母亲说，男孩们则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厨房，朝前门走，爬进她的货车，直接去学校上一整天的篮球课。
“这么说，外表具有欺骗性。我现在要上床睡觉去。”
其实我没去睡觉。我在把麦片碗放进水池里时，电话铃响了。这次又没说话声，只有呼吸声。前个晚上，安家、安全、儿子像其他孩子那样正常的那种平凡感顿时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博比吗？”我轻声问，垂头丧气，随后是一声咳嗽，一声急喘，一声抽泣。“护士太太？”声音很低，我倚在柜子上。
去莱维特家的路上我在麦当劳停了一下，买了一大份快餐：几大块炸鸡加一份麦当劳。莱维特太太正坐在黑暗中，窗帘既没卷上也没打开。她身上一股汗水味、倦意及脏衣服味。我用她给我的钥匙打开了门，她没说话，我经过她身旁走向床边，中间停了一下，轻轻摸了摸她的肩膀。这是我第一次在这座公寓里没有听到声响，没有听到电视的声音，没有听到欧文呼噜呼噜的呼吸声。甚至那只大钟也不响了。欧文的遗体有点凉，在开始僵硬。莱维特太太已将被单脱至他的脚踝上，似乎想最后再看看她此生长久忽略的一幕景象，景象忽略程度甚至超过了对自己的身体，虽然看自己的身体还要借助镜子。
“让你等我了。”说着我握住了她的手。她点点头。“好了，”我说，“是不是让我叫人来料理后事，还是你想再等一会儿？”
“等会儿吧。”她说完穿着拖鞋慢慢走进厨房。我听她打开我带来的袋子，打开三明治包。
“是在几点钟？”我大声问她。
她拿着午饭到牌桌上，放在饼干纸上。“没给你自己买什么吗？”她问。
我摇摇头。牌桌上有一盒无酵饼，让我想起今天是逾越节①。“但愿没买错。”我看着盒子说。
莱维特太太见我在看，耸耸肩。“你以为上帝会因我吃汉堡包而不高兴？”她说，把番茄酱递给我，让我打开。
吃饭时她没说话，吃完用餐巾抹抹嘴。“半夜的时候我可能是在看有线新闻。”她说，“我看着看着在长沙发上睡着了，直到六点左右才醒。电视在播放有关鹅的报道，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