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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甚至连自己的电话号码都不知道。”我又说道。
“哦，那是个疏忽。”她慢慢地把电话号码念给我听。
“不要把电话号码告诉不该告诉的人。”她补充了一句。
帕蒂？班克罗夫特曾来医院讲话时说过，保密是她的组织的标志。她的组织鼓励女人走出家庭，到我与罗伯特现在生活的那种无名之地去，这样，碎纸片、电话号码和剪报之类的东西就不会出卖她们。在莱克普拉塔，不是坐在车里，而是沿着主公路段走去，我能见到一家“夹饼王”快餐店、一个库房、一家汽车银行、一家墨西哥式煎饼店、一个薄烤饼店、一家自动门里面有个色拉自助柜的大超市、一家“美国玩具”连锁店、一个K超市以及一家五金木材店。能让我确定自己在佛罗里达的只有汽车牌照，除此之外，我会觉得自己是在九月的科罗拉多州或者加州，或是南北卡罗来纳中的一个。全美国都是华氏九十七度，阳光灿烂。“谢谢您光临‘夹饼王’。”每逢星期六，我都带着罗伯特出去吃午饭，都会碰见一个带西班牙口音的老人这么说。我希望，同样的圆饼、同样的夹心饼、同样的装饰、同样的标识和同样的问候可以使这种陌生的生活变得不那么陌生，使这种不熟悉的生活变得熟悉起来。
“住在佛罗里达的人有没有真正是佛罗里达土生土长的？”与辛迪喝脱去咖啡因的咖啡时，我问道。
“其实我就是。”她歉意地说，好像这是一种性格缺陷。
帕蒂？班克罗夫特在医院里时告诉我，保密是她成功的秘诀。我对保密知道得很清楚。这个世上就没人知道我遍体鳞伤，没人知道我身体上隐藏的秘密，没人知道我丈夫扭过我的手腕，曾将我推下楼梯，折断了我的锁骨，还打断过我的鼻子。我母亲不知道，她自我结婚后似乎对我毫无兴趣，仿佛在将我移交给别人前，我是她的负担。我妹妹也不知道，因为只有在我的安排下她才能见我。我在能拿起一块三明治而不至于痛歪了脸时才会安排与她见面。我的朋友温妮也不知道，虽然她治疗过许多像我一样的女人，多得我与她也无法数得清。只有博比知道得最清楚，但他总说我言过其实，小题大做。他就喜欢用这些字眼。
我的儿子知道一些，可也只是从他古怪的视角、完全封闭的心灵去理解。我担心，在过去的岁月里，他患上了一种奇特的色盲症。在某种程度上，他不再看得清青色与紫色。
保密，保密。一听到她在电话里的声音，我便想起帕蒂？班克罗夫特摆弄三串式珍珠项链的样子。她上电视时戴，来医院的那天也戴，项链遮盖了她脖子上的皱纹，与她白里透红的漂亮肤色很相配。温妮邀请她二月份到南湾医院给资深工作人员讲话。一年中，我们急诊室里死了三个女人。一个女人是从窗子里摔出而死的，她男友当时正拿着一把开箱刀朝她走去；另一个女人的丈夫在她头上敲碎了一只瓶子；第三个女人是被她年前离婚的男人用小口径手枪打死的。三个女人都有针对那些男人的限制令①，法律文件规定那些男人必须保持距离，而他们最后还是将她们杀死了。限制令只是个玩笑，制订的目的就是让人去违令。所有急诊室的护士都清楚这一点，警察的妻子也知道，此外，在纽约市就只有那死去的三个女人知道了有一份小报就这三个女人、医院、医院为她们所做的一切以及没能做到的一切大做了一番文章。
“这里有篇关于医院的文章，”博比说，边说边将鸡蛋往嘴里塞，他急着出门去执行暗捕吸毒犯的任务。他喝了口咖啡，抬头一看，看到我脸上的表情，扔掉报纸，扔掉叉子，叉子在瓷盘上跳了一下，尖齿落在了桌布上。“你们也太认真了，弗兰妮。”边说边穿上伪装服，伪装成吸毒犯。“你过去不是那样的。”
…
① 限制令，美国的一种法令，它规定，在未颁发禁令前被告不得为改变现状采取任何行为。
天哪，我在脑子里不知与博比？贝内代托说过多少回话，许多话在碰撞、挣扎，渴望着要蹦出来，却消遁了，像他小后院里藤上结着的菜瓜，在黑臭虫的侵袭下枯萎了。我过去不那样，因为你博比过去并不这样毒打我，我默默地说。我过去不那样，因为我不必打电话请病假；我不会躲着我妹妹，以逃避她锐利的双眸和敏锐的思维；我不会看见我儿子盯着我手臂上的伤痕一一那是一个巴掌印，看到他心里产生疑问，不会见他将这些疑问埋进内心深处，那里还埋着他对父亲的恐惧、对母亲的担心以及他自己的害怕。
自言自语，总是自言自语。博比，我年轻时并不那样。
二十一二岁充满憧憬、设想和爱，因为美好时光掩饰了不愉快的日子，你的手也经常是轻柔的，而不是使劲地推或狠命地打。你会带我去锡蒂岛，与我聊天，没什么重要的事，只是把我当做朋友那样聊天。你告诉我，你曾遇到过一位赤身裸体站着的太太，她体重足有三百二十磅。在一个炎热的下午，在纽约城她家的厨房里，一个年轻人带着作案工具想从窗户爬进她家。你让她穿上衣服，她却说：“哦，我以为我不能碰犯罪现场的任何东西。”我们当时笑出了眼泪，泪水滴进我们的虾菜碟里。你对我描述如何将流氓使劲推到墙边。那个流氓还只是个孩子，他抢了一个老犹太人的电视机。犹太人说，决不将他的电器商店搬离老街道，你告诉我，你发现有足够的理由将这个流氓关起来，有的时候，当你写完现场报告就去执行其他巡逻任务时，会看见刚抓过的那人正坐在消防水喉旁，冲着你笑。我看着你一一深色皮肤，深色眼睛，浓眉，厚下唇，红葡萄色内唇一一想着初次相识时自己对你的看法。在护校读一年级时，我十九岁，汤米？多兰在河边的酒吧介绍我们认识。汤米对你说：“你得见见弗兰妮。弗林。大家都喜欢她。”我当时觉得，你是我见到的最英俊的男人。
也许你从我的眼神中看出了我的心思，看见了你自己的形象：高大强壮，充满自信，酒吧里的人总围着他一一博比？贝尼代托，听他讲故事，给他买酒。看到我眼中你自己那样的形象，你从桌上伸过手来，握住了我的手。你甚至还愿意听我讲故事。但没过多久就终止了，你渐渐不再爱听，以致到最后几年，我就完全不讲了。那时，你从偶尔生气变得常常生气。几次晋升都与你无缘；家里再也没添孩子；你撞毁过一辆车，曾为自己的酒后驾驶开脱，还是两个年轻的警察看了你的警徽后让你搭了他们的便车。大失望有几次，小失望则数也数不清。你已不再谈论住宅区里的人如何努力使他们的儿子不再惹事生非，少年女子如何细心照顾她们的婴儿，而总是谈论那些美籍西班牙人和黑人，那些人们想抓就抓、想放就放的人。你说他们像牲畜一样生活着。你环顾我们家的花沙发、花窗帘、厨房柜子上整齐摆放的花罐。花罐里面是生粉、糖、咖啡和茶叶。你一直喜欢整洁，就像你母亲那里那样整洁。有个星期天上午，你的朋友就要来玩橄榄球、吃卤面条了，你急得上楼大喊大叫：“孩子弄得咖啡桌上到处都是指印！”“你知道玻璃窗洁净剂放在哪里！”我也对他喊道。
我哪来的胆量？等朋友走了之后，我不知哪来的豹子胆，竟开口说道：“隔墙都能听见杰基？费林嚼东西的声音。”
“杰基是个好人。”你说。
“可吃起来像头猪。”
“是啊，上帝不允许有人玷污你的耳朵，嗬，弗兰？还有，他时不时在身上抓痒，对不对？不错，我们将他从客人名单上划去好了。杰基。费林获得的勇敢勋章简直数都数不清了，可惜他要挠睾丸，吃饭时还张嘴嚼东西。”
“我上床了。”我说，“碗放着我早晨洗。”
“他妈的厨房里到处是蟑螂。买了新地毯就没钱再买灭蟑器了。’’
他开始没完没了，但又说不出个内容。到后来，他猛地把我？推，将我撞在厨房桌上。我摔倒在地，还摔断了锁骨。“上帝，弗兰，我是有点喝醉了。”他第二天这么说，只是不再搂着我。我的眼里已看不到那个英俊的博比了。我的眼睛成了娱乐室的哈哈镜，映出的尽是奇形怪状。他有足足两个星期没沾一滴啤酒，下班早早回家，他甚至几次带罗伯特出去玩。“男子汉们上公园，让妈妈休息。”他说。好景持续了将近一年时间。这是我第一次断骨，大概他吓坏了。
可我当时就知道，他会一而再、再而二地这样做，他要驱除我脸上的那种神情，消除我眼中他的那个映象。
“发生此事的女人应该明白，家庭暴力与她们无关，与她们所做的或没做的事无关。”帕蒂？班克罗夫特在坐满了医生与护士的医院礼堂里说，她教他们如何对待病人、如何帮助他们。简直像晚期癌症患者听肿瘤专家讲病例。有那么多夜晚，我在黑暗中听着博比的鼻息声，竭力想弄明白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是不是因为他母亲或他父亲？罗伯特的出生或对别人晋级的嫉妒？是喝多了酒？或是因为我晋了级，每年比他多赚九百美元？医院可以扣回那900个臭钱，我才不在乎呢！
“嘿，弗兰尼？安妮，你钱比我赚得多。”他说，一边在小工作间的桌上计算我们纳了多少税。我全身一阵冷颤。我能识读X光片，也能识读他的声音。
我想，正是在那个晚上我才意识到，我根本不能像其他女人那样离开丈夫，离婚，一走了之。我知道，他决不会让我走。当时，我在准备罗伯特上学带的午餐，做一个没果冻的花生酱三明治，把一只苹果切成四块，而他却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喝啤酒。
“怎么，这孩子不能像别人一样吃整个儿的苹果？”他看着我说。
“他喜欢切成小块。”
“你把他惯坏了。”博比老是这样说罗伯特。“你惯坏他了。”
我记得，这吋响起了电话铃声，他叹了口气，以为是哪个当班的人打来的，是当班的，却是找我的，不是找他的。
“嗨，护士！”本？塞缪尔斯说。他总是那样招呼我，当然是在医院里。嗨，护士！嗨，医生！他是个好医生。他对病人说话时，总能说到他们心里去。他总是注视他们的眼睛。
“你好！”我说，眼睛看着博比。
“还记得几星期之前我们说的那本关于精神愈合的书吗了”本？塞缪尔斯问，“公共广播公司今晚将播放有关这本书的记录片。大约半小时。我觉得你可能想看看。”
“谢谢，”我说，“明天见。”我能从他的沉默里感到，他对我匆忙挂断电话很茫然。挂电话时，我背对着博比。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每次接电话都好像在搞间谍工作。
“是温妮。”我说，“她说，电视上十点钟要播映精神愈合方面的记录片。”
“精神愈合是他娘的什么东西？”
“讲的是精神力量在战胜疾病方面与药物治疗一样有效。我们医院的人一直在谈论此事。”
“听起来全是狗屎。”博比说。他走到冰箱前面，又开了一瓶啤酒，回到桌旁重新坐下时与我擦了一下，然后以博比？贝内代托特有的举杯姿势举起杯子，狠命地喝了一口。
晚上，他的汗水和呼吸都散发着啤酒味。他抬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