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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间一壶酒-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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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校园政治(2)   
  第三,现在的广大教师,不包括上面所说帽子很多的那些人,谁都知道待遇很低。比如我所在的学校,要说名气,在全国要算很大了,但很多人一月才拿二三百元,菜篮子都成了问题,我跟面的司机讲,他们根本不信。过去,大家开会就哭穷,我烦。因为经济改革,该倒霉的肯定是咱们吃国家饭的人。况且,有人成天嚷着要蹬板车卖带鱼,拎大包倒衣服,光扯着嗓子喊,没见谁动过窝。但现在,一想到上面那种乱造,我就心里难受。觉得与其这样花钱打水漂,这样给少数人“锦上添花”,还不如“雪中送炭”,给大家解决点实际问题,就权当是“希望工程”吧。我想,只要大家生活无虞,安定团结,一门心思搞学问,所出成果当不在“长城”之下。总之,以现在的国情,我以为慎重立项,减少层次和抑富济贫,不但很有必要,也完全可以做得到。 
  【附记】此文原载《三联生活周刊》1996年11期。我有个习惯,是像传统文章或书画落款,每成一文,必在文章结尾处记录写作时间和地点。但这篇文章,我无存稿,印出的东西上面没有,也许是编辑以为多余,把它删掉了。这篇文章是我读韩毓海文(《北大:魂兮归来》,《中国青年》1996年4期)的感想。该文曾在北大引起巨大反响,但遭封杀和批判,没人公开支持,即使同情者,也一定要说,这里不妥,那里不当,事实不准确,策略不得当,作者有私心,等等。现在有一种怪说,北大,前一百年,是蔡元培等五人一手之烈;后一百年,则是或将是另外五人的丰功伟绩。对比此说,“魂兮归来”,还是我们的心声。所以,我写了这篇小文,予以声援,今天仍不后悔。其写作时间必在韩文发表后不久。   
  书不是白菜(1)   
  现在的书真是越做越大,越做越滥,不但砖头一样的厚度和重量早就控制不住,鸿篇巨制一发不可收,而且卷数、册数也不断膨胀,动辄以“丛书”、“全集”、“大典”、“大全”豪华包装,隆重推出(多为死人和资料着想),领导疼,专家爱,媒体吵作很热闹。然而结果怎么样?做书的人都说,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反而把道儿全堵死了,就像高峰时刻的马路,半天都挪不了一步,图书市场的真相是很不景气。 
  做书难,但非大书还不做。这件事在我看来真是莫名其妙,但据业内人士讲,它可太有道理。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对出版社来说,出大书可以拿大奖,拿了大奖,别的不说,首先书号就不受限制,名、利都在里面。其次,从营销角度讲,无论做广告还是征订发行,大书也比小书划算:做一本是做,做一套也是做。更何况,大书比较扎眼,往书店里一摆,一占一大排一大面,“每个人走过她的身旁,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不像小书,埋在大书里面,怎么找都找不着。好处是明摆着的。 
  第二,大书都是出自名校名所的大手笔,不是“大师”就是“小师”,咳唾珠玉;“浑身都是宝”。过去毛主席号召养猪的宣传画这么讲。“小师”可组丛书,“大师”可出全集,各种巧立名目的大典、大全也绝对少不了(或策划,或主编,或撰写)。他们的书都是借“课题化”的东风,靠申请大经费,主办大工程(仿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拿钱堆出来的大成绩,主管部门的领导都好这一口儿。这是学院政治的主流,当作者的,全都趋之若骛,好处也是不用说。不只是一次性的好处,而且是连续性的好处。它对写书人进一步申请经费、提升进级、获大奖皆不可缺少,一次高则步步高。 
  第三,出大书对作者、出版社、图书市场和读者都有形格势禁的导向作用,逼你非大书不写,非大书不做,非大书不卖,非大书不买,大家摇头归摇头,反感归反感,但给个骨头就啃,见个火坑就跳,谁也拦不住(这是浮华世风下的文革旧梦)。比如我历来都反对加入丛书(光是统一的封面就受不了),但到底还是加入了好几种,甚至还主编过套书,文章也被拆装变卖、一菜多吃地收入各种散文集或大系,惭愧呀。 
  反正,叫他们一说,做大书还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记得六、七十年代、文革前后那一阵儿,我们曾为“政治挂帅”还是“金钱挂帅”吵得不亦乐乎。八、九十年代,这些问题迎刃而解。现在,我们不说“有钱能使鬼推磨”,而是说,“有大钱才能使鬼推磨”或“有大钱才能使大鬼推磨”。也不说“有权在手就什么都玩得转”,而是换了其他一些冠冕堂皇也讳莫如深的说法,大家都熟悉,我不必引,其实是政治给金钱挂帅,金钱也给政治挂帅,二者完美结合,相得益彰,一点矛盾都没有。但可惜的是,在上述“皆大欢喜”的背后,真正倒霉的还是广大读者。因为他们不但买不起大书,也读不动大书。 
  书已经多到看不完也大到读不动了,这不是我的耸人听闻,而是很多人的同感。一个人读多少书就烦,古人和今人或许不一样,但读多了就烦,这是生理规律。现在的年轻人更好,一读就烦,不烦的是电脑,“知本家”的神话可谓铺天盖地。有人说人脑也像电脑,可以不断扩展,升级换代,但再怎么着,也还是有阅读疲劳。我有个朋友说:饥饿是最好的厨师(德国谚语)。这是至理名言。电影《甲方乙方》就表现过这个至理名言。我想,和我年龄相仿的人,大概都体会过什么叫饥饿,知道饥饿对我们的胃口有多大作用。插队时,我可以一口气吃八个馒头;进城来盘过油肉,我能兴奋好几天,比孔子闻韶还带劲儿。过去,我们的书和食物一样匮乏,大书好像根本没有,有也很少,套书,也是从《走向未来丛书》才走向未来。那时的书,纸很黄,也很糙,字数多在十万以下,而且几乎都是单行本。但在我们眼里,它们很美也很丰富。我们把一本书翻过来掉过去,一读多少遍,津津有味,直到“韦编三绝”。那时的装订远不如现在结实,页角翻卷,纸张散开来的事是常有。饥餐渴饮,如狼吞虎咽,连骨头渣都剩不下;刨根究底,如浅斟细酌,品出的东西比原作都多。嗨,那才是真正的读书,真正有滋有味的读书。虽然,那时的书可能并没有太多“滋味”。为此,我常抱怨上苍:为什么有肚子的时候,我们没好吃喝;有好吃喝的时候,我们又没肚子。 
  去年,给学生讲课,讲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我讨论过古书的“经典化”。我说,人类发明文字,最初是为了记录,先是记钱米、记土地、记人口,然后才是讲风花雪月、古往今来和玄妙的哲理,古书从档案中解放出来是场大革命。但古书在其获得独立发展之后仍有重新变成档案(束之高阁,备人查用)的危险,“经典化”就是为了摆脱这个危险,让人从很少的东西里读出很多的东西,常读常新(因此又有注释不断膨胀的问题)。《老子》说“少则得,多则惑”(这是林彪爱说的话,毛泽东说“林彪同志的概括力极强”,他对“经典化”很有体会),“经典化”和篇幅有一定关系。比如中国古代有三部经典,西方译本最多,即《周易》、《老子》和《孙子》。它们的古本都是5000多字,搁到现在,顶多是篇短文。这叫“少而精”。它和时下所说“精品”可大不一样。我们现在的“精品”,那都是“大而精”、“多而精”,它们都是为了图书馆而不是读者准备的。如果一定要读,最好蹲监狱。   
  书不是白菜(2)   
  现在的学院政治是“文盲管科盲”,人文、社会科学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总是最后才被人想到。最近,李嘉诚先生设大奖,用来奖励科技人才,叫“长江奖”。后来,想起人文、社会科学也不能落下,乃委托名气很大的《读书》杂志来评选属于后一领域的图书和文章,也叫“长江奖”。作为这一活动的“推委”(推荐委员),我很头疼。第一,现在的学术界,本来就是专家多而通人少,我早说过,专家其实是不读书的,他们都是只查书,不读书,或只读专业书,不读其他书,其实是“学术残废”,而且都是因公致残,光荣得很,比如我就是多少年都读不成书。第二,让如我这样不读书或读书非常片面的人,方方面面坐一块儿投票表决,很可能是“偏见的集合”,反而把真正的好书给埋没掉了(美国电影《Stag Party》对西方民主有上佳描写:投票是为了杀人)。第三,现在世无英雄,个个都是爷,我们真的又能举出什么既有学术水准,又有思想深度,还有广泛影响,人人都能认可的书?我瞪着眼想半天,好像一本也想不出〔零案:我没有参加上述图书奖的评奖,只推荐过两篇《读书》上的文章〕。 
  在三联的会议上,我无言可发,只有一条建议,就是唯其有上述的“大势所趋”,为了提倡个性和创意,我主张,上面那些大书和套书一定不能入于评选之列。《读书》好像还能接受我的想法。否则,就像奥斯卡和世界杯,评完集体,再评单项,怎么办? 
  总之,为作者计,为读者想,我要小声呼吁一下:书不是白菜,不一定要成堆论捆地卖。 
  2000年1月24日写于上海博物馆【附记】原文曾在《万象》第二卷第5期发表。“小声呼吁一下”,编者以为,“呼吁”岂能“小声”,径将“小声”删去,但我的意思是,像我这样的呼吁能有多大声?只能随便一说,而且是悄悄的,所以现在,我又顽固地把它恢复了。另外,我想说明一下,过去的北京,每年冬天,家家都储备过冬大白菜,搁在阳台或楼道里。白菜都是成堆论捆地卖,甚至用板车往回拉。这种现象,现在已成往事,就像侯宝林的相声《夜行记》,说骑着车子点灯笼,当年听,那是前仰后合,笑成一团,如今的年轻人不明白,笑是肯定笑不起来了。我的话未免老气横秋。白菜已成往事,但我说的老理儿并不过时。   
  学校不是养鸡场(1)   
  (读网有感) 
  最近上网,看到一些关于中国大学改革前途的讨论。论者各抒己见,比我的了解要广泛和深入,让我学到不少东西,这里只是补充,道义上的支持。下文所论“领导”(或“老板”)乃为行文方便,作为社会现象之代号,并非特意和哪位过不去,请勿对号入座。 
  一、历史的回顾:校园目睹之怪现状 
  很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小文,叫《说“校园政治”》,登在《三联生活周刊》1996年11期上,不是针对哪一所学校,也不是针对哪一个人,我掂量再三,说过一段话: 
  当年贾谊上《治安策》,开头有一段话,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现在呆在校园里,我们也有这样的感受。为国家计,也为知识分子计,我以为目前的高校,有许多弊政亟待革除,即使不能根治,也应把矛盾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否则不利于安定团结,也不利于稳定人心。 
  当时的三联负责人很负责,觉得“弊政”二字太扎眼,让上峰看到不好办,竟直接替我动手术,改为“问题”二字,但后面的“革除”却原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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