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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岁,花了整整两年时间,断断续续写过三个短篇小说。那是文革期间,我是个忍受着恐怖和焦虑的少年,无法跟人交流,写作成了唯一的自救和自慰。十五岁进云南省昆湖针织厂,听上去像是做童工,实际上一直在宣传科工作,采访,编稿,画画,写大标语,搞演出,放映电影,管理图书,管理服装道具,把羽毛球练成专业,到处去比赛,活得无比开心,几乎完全忘记了阴暗的写作生涯,只是在1976年毛泽东时代结束的黑暗前夜,写了一个电影剧本《磊磊》。
这是第一阶段的地下写作,是自发的、不自觉的写作,是被中断了教育,试着进行自我教育的莽撞挣扎。在那蒙昧岁月中留下的文字,很快被自己抛弃,很不好意思见人。除了一个短篇小说《老师》1979年发表在上海戏剧学院地下文学刊物《筏》上面,其余至今仍锁在抽屉里。地下写作的第二阶段从监狱回原工厂缓刑执行期(1980年)开始,直到现在。这是自觉的写作时期,这个时期留下的作品,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全部发表,因为它不仅记录了一个时代,一段历史,更重要的是记录了一个灵魂。
投入市民剧场――最初的政治性
王寅:1999年夏天,我在澳门看了你们私自出境的演出,应该算是轻松愉快的经历吧。其实你的戏剧活动一直是在民间进行的,在民间写作,在民间演出。记得1993年《美国来的妻子》的上演,好像是上海第一次民间资本进入话剧剧场,第一次“民间演出”吧?
张献:准确地说,从前上海的剧场一向是民间的,剧场属于市民,它的鼎盛期耐人寻味地出现在日军占领上海的“孤岛”时期,国有化是后来突然降临的一项制度,估计它很快就要消失。
王寅:改革开放后民间常有资金赞助话剧演出,但从来没有作为投资、并由投资方委托独立的文化人全程运作。
张献:还是程永新,他促成了独立创作与独立资金的结合,并在共产党的上海历史上第一次担任独立戏剧制作人,操作整个演出,大获成功。从此以后民间投资话剧此伏彼起,势不可挡,直接推动了话剧制作演出体制的改革。作为国家话剧院团的上海人艺,与民间力量合作,也焕发出活力。
《美国来的妻子》的公演成功,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恢复了上海“市民剧场”的传统。此剧引起慢性的、持久的社会影响暂不去说,单就我们的创作策划、演出操作,很值得谈。首先,持续多年的话剧不景气已经把话剧拖到了崩溃的边缘,作为替代性戏剧的先锋戏剧、实验戏剧也同样面临资金和观众的双重流失。大剧场没人了,小剧场也快没人了。这种剧场演出的整体没落,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没落,话剧在文化上已经太落伍,改变它的唯一办法就是在文化上更新它。
王寅:实际上就是要从创作上去更新它,人们不是不想去剧场,而是不想去看陈旧的话剧。《美国来的妻子》是一次全面的实验,它不是艺术范畴上的所谓“实验戏剧”,而是新戏剧整体运作上的实验。
张献:非常富于实验的意味。
我们发现在这个所谓的“国际大都市”里,话剧竟然已经不是一项有价值的消费了,送票也没人看,这即便在非“国际”的“小”都市,都属少见。我认为话剧走到这一步,完全是因为从业人员没有觉悟到在新的历史时期,迫切应该建立新的市民剧场。
以往的政治社会,慢慢变成了市民社会,新的市民文化在形成中,文艺应该共襄这种文化,把文艺从专业人员的职业工具,还原为大众的文化公器。话剧作品应该反映、表现新现实,在新现实中寻找新的伦理价值,建立新的共同经验,玩味共同情趣,把尚处边缘的新文化逐渐主流化。
我夸张地表述剧场工作者的阶段性任务:当务之急不是要做“好”的戏剧,而是要做“对”的戏剧,要让不关心政治,不关心文艺的人自己出钱到剧场中来,作为所有别的戏剧的基本观众。我认为,过去虽有人断断续续,有意无意地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但还没有人非常清醒地,有计划有纲领地去实践我说的这种新话剧。人们或多或少地还在犯错误。一出戏的筹划犯两三个错误就够受了,通常看到人们同时犯五六个错误,七八个错误,那怎么行!当听说有部戏某天只到场一个观众时,我不由得长叹:他们犯了二十个错误!
我总结了二十个常犯的错误,提出二十个要和二十个不要,作为《美国来的妻子》从策划编导,到排练制作公演的工作指针,不妨在此罗列:要话剧剧场,不要综合剧场。要城市,不要农村。要当下,不要过去。要写实,不要表现。要个人生活,不要公众生活。要新的身份职业人物,不要旧的身份职业人物。要地方化,不要国家化。要大众,不要小众。要俗,不要雅。要时尚,不要永恒。要人物少,不要人物多。要人物贯串到底,不要间断更换。要线性顺时针平铺直叙,不要逆时针插曲闪回。要表演快,不要慢。要室内,不要室外。要一景到底,不要迁换景。要低成本,不要高成本。要售票,不要送票。要高票价,不要低票价。要小剧场多场次,不要大剧场少场次。
王寅:这“二十个要和二十个不要”实际上反映了近些年市民文化对于话剧的要求,也是目前上海方兴未艾的商业戏剧成功的一般规律,快十年了,仍然有效。你不希望它永远有效吧?
张献:从总结出这“二十个要和二十个不要”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在盼望它的结束。为什么?因为它不是我的戏剧观,不属于我的美学。在戏剧上,我当时所做的与我最终所要做的,完全是两回事,与放在我抽屉里的作品是两回事。我不想在此花费口舌详述我的戏剧观,戏谑地把上述“二十个要和二十个不要”硬调个头,较可简单地说明我所要的。
蒸发大众文化――自己会不会被蒸发
王寅:从“二十个要”来看,你像是提倡一种大众文化,我想问,你究竟是大众趣味的维护者,还是大众趣味的破坏者?
张献:以我的话剧,你可以看到两种倾向的并存。我搞大众文化,实际上是干预大众文化,表面上很投入,其实始终保持着批判性的距离。文化本身是没有什么是非的,但其中有秩序。如果有人说我的作品缺少鲜明的态度,那是没有看清文本与文化环境的互文关系,我翻搅着什么,撕剥着什么,梳理着什么,实际上是在反省,在批判,在扬弃,诉诸知性的收获。
我是用赤裸裸的东西,激烈的东西来蒸发娱乐,这对行业气氛是一种破坏,但我不得不这样做。我投入戏剧的时候,根本没想到会做这种戏剧。我在我个人的戏剧世界梦游,一向无视公共舞台,认为那里的事情自会有人做。后来发现,有些事我不做,别人做不好。恢复上海的市民剧场,我贡献了我的剧目,但此地不宜久留,我的目的是在市民戏剧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戏剧。我要以自己的创作去蒸发大众文化,缩短大众文化产品的“货架寿命”,对我来说,这是必须的。
这一自觉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就形成,社会的解放在那时引发普遍的生理性的饥渴,比如对性以及各种官能刺激的欲求,这对文学艺术很不利。怎样蒸发这种欲求呢?我期望社会开明,让色情与暴力私下流通,也就是赶快平慰社会情欲,社会的射精欲,要不然,小说、电影、戏剧全部会变成次等的色情替代品,不管多臭的东西,往里加点裸露,加点交合,追个妹妹,亲个臭嘴,全成卖点。
王寅:你觉得当前社会,色情从文艺中被蒸发掉了吗?
张献:基本被蒸发掉了,现在再也不会有人把小说电影当作手淫媒介了,文艺和色情的关系变得清爽,色情必须更色情,文艺必须更文艺。我们在谈论作品与观众的应力关系,我认为现在的观众应力基础比过去二十年的任何时候都好。
王寅:那你还要蒸发什么?
张献:蒸发大众文化中的时尚。
时尚是不可避免的,有时候我自己也会参与制造时尚,但作为戏剧家最终我必须站在更恒久的基础上。当前商业剧场形成过程中,时尚的消费是巨大动力,大批剧目将时尚化,有些实际上已变成时尚活报剧。就像过去流行头版的、政治的活报剧,现在流行末版的、时尚的活报剧。这些东西不及早蒸发,就无法出现良好的文化生态,无法让丰富多样的戏剧各就各位,不利于戏剧本身的发展。
文化只能用文化来消灭,话剧只能用话剧来转变。如果多说话能够蒸发话剧,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搞话剧,帮助社会早日进入“后话剧”时代,即国际同步的多样化的当代剧场的时代。
王寅:“后话剧”时代的多样化的当代剧场?
张献:对。戏剧在后话剧的时代不仅仅是说话的戏剧,除了说话的戏剧,还有舞蹈剧场中的戏剧,音乐剧场中的戏剧,哑剧剧场中的戏剧,多媒体剧场中的戏剧。此外,说话的戏剧的某些说话元素,也会融化到与戏剧无关的剧场中去:舞蹈剧场,肢体剧场,音乐剧场,杂技剧场,录像剧场,玩偶剧场,物件剧场,宗教剧场,政治剧场,民众剧场,社会剧场,环境剧场……
理想的戏剧――理想的城市
王寅:我们来说说比较现实的问题,高素质的观众有回来的可能吗?
张献:他们终归要回来,这也是我没有放弃的原因。
首先,电视作为最有力的广告媒体正日益猛犸化、恐龙化,它在争取最大多数受众的营业使命中残害自己,每天都在切割自己的艺术神经,它今后就是一个惊人事件媒体,真实游戏媒体,早晚要把虚构艺术还给剧场和影院。其次,肥皂剧时代培育的观众群将在初级的娱乐中疲倦,接踵而来的娱乐进步将培育出新的高素质观众。再次,开放的文化市场和社会生活,大规模的国际交流都在起到这样的作用。
每个城市的戏剧正道都是最好的人做最好的戏给最好的观众看,相信这一天会到来。
王寅:我想现阶段仍是一个调整时期,你所说的高素质的观众没有整体地出现,使戏剧家迷失了方向,戏剧家的工作好像成了永远的恶梦。
张献:剧作家面对现状越来越理性,越来越焦灼,因而越来越饶舌,剧场也越来越语言。一个写实的戏,开始写的时候,首先想的就是人民的脑子,而不是一个个鲜活的感受体。好像生活的严酷造成了舞台生活的严酷,造成了口味的粗糙与麻木,人们咀嚼着一切,神秘主义的,热情的,理性的,什么都咀嚼,可就是尝不到滋味,我们从剧场里看到的是失望和沮丧。崇高的美学主题之下是等而下之的策略的表达。言说者无意中闯入了人群,人们无法理解,漫无边际地想象……你充满激情地大声说话,人们频频点头,表示赞同。而下一次你不得不越说越响亮,人们说好,再来一个。然后你不断地说,通过说话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过来,欲罢不能,渐渐地废弃了呈现,只剩解说,哪里还有独立的具有美学意义的作品……
有时候我怀疑话剧不是靠进步而生存,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