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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该杀当死
被服线与纸条儿
火车走得很慢，下午4点才到长春。天已冷了，行人很少。有一些穿美国军服的人在街上若无其事地走着，可能是六十军的起义人员。“四五六”饭馆开张了，但是还有不少的商号没有恢复营业，显得有些萧条。我看到有些建筑挂着红旗，今天是11月12日孙中山的诞辰。也许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吧。
卡车把我们拉进长春警察局。只有20多天哪，昨天座上客，今日阶下囚。心里十分难过。
我们被领到一座又破又小的红楼里。这个小楼靠大街，没有围墙，街上的行人看得很清楚。楼上的窗户门都没有了，几个木匠正在修理。
天快黑了，一个战士提了一桶苞米粥，一桶白菜炖土豆。他把我们领到一个铺地板的屋子。那屋的窗户玻璃破了几块，地板上铺了一个破席子，墙上还有日本式的壁橱。我吃了一碗饭、半碗菜，便放下不吃了。到9点钟，我们大家就躺在地板上入睡了。我睡在墙壁上的橱柜里。大家谁也不愿意说话，内心都在考虑自己的问题。到这儿怎么办？第二天我被领到一个小弄堂里的空屋子，屋内有一个讲坛，二尺来高，木头做的，可以当床也可以当凳子。一个徒手的战士在这个小弄堂里来回走着。我往对门的小屋子一看，原来是尚传道，长春市长。他穿了一件蓝色棉袍，拿着一厚本书在那看着。他见到我马上打招呼。我对战士说：“纸烟没有了，请给我买几盒烟。”尚传道闻声便给我送过来一盒纸烟，一盒火柴。我问尚传道还有谁来了，他说：“王焕斌（吉林教育厅厅长）在我隔壁，岳希文（吉林省党部书记长）在你的隔壁，我斜对门的那位是警察局的，不认识。”
我把门打开，假作吐痰的样子，往门外一走，往左一看，看见了警察局的那个人，是左炎，警察局督察处调查股股长，我的学生。我回到屋子仔细一想，这个弄堂里的几个人，是长春各机关的典型，尚传道是政府领导，岳希文是国民党干部，王焕斌是三青团吉林负责人之一，我是军统特务的主要分子，都是反动派的主要人物，很危险。把我与那七个人隔开，说明我比他们更重要。
晚上我这屋没有灯，只从门玻璃射进一些走廊的电灯光。我在屋内往来地踱着。7点钟来了一个战士，把我的行李、毯子一齐抱走，什么也没有讲。这是干什么？过了20分钟又给我送回来，并叫我跟他走。走进一个屋子进行登记，姓名、年龄、籍贯等。这时过来一个红脸膛的人，有三四十岁，满脸皱纹。他叫我脱衣服检查，并把我皮鞋上的带子，扎裤子的皮带都留下了。我明白了，这是看守所。昨天想到长春住什么招待所都成泡影，现在我是一个犯人了。
我住的这个屋子是洋灰地，地下有个大窟窿。我往下一看，发现里面有一团被服线，我拿出来一条，有一丈多长，有用，保留起来，我把被服线偷偷放在饭包里了。
过了不久，尚传道、岳希文、王焕斌和我搬到了小红楼。我被指定住一个小屋子，屋里放着一个木架子，上边有个草垫子，日本人叫“他她蜜”，是我的床。我往四周一看，墙上有个小洞，我赶紧把藏在裤兜的被服线取出来，塞进了这个小洞。
起床，睡觉没人管，第二天早上到吃饭的时候才起来。不洗脸，也不洗手，下床就盛饭，是很稀的高粱米粥。汤多米少，一碗豆腐渣吃不饱。我看王焕斌他们也吃这样的饭。他们吃饭时都要求盛饭的战士：“给我一点干的。”战士回答：“都一样，没有干的。”
一天午后，我正躺在床上睡觉，突然进来一个挎手枪的战士，他叫我起床。我随他出了小红楼，过了办公大楼，进了局长室。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个40岁的干部，脸有些苍白，他示意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这个人很沉稳，看了看我，问：“你叫关梦龄吗？”
“是的。”
“从吉林到这多少天了？”
“12日到的，有半个月了。”
这位是什么人？我要明白一下，不然说话不方便。与中级干部谈话是一种方式，与高级干部谈话又是一种方式。
“我可以知道您的职务吗？”
“我是公安局的秘书长，今天我代表局方与你谈话。”
“那好极了，我一定好好回答。”
“咱们这不是审讯，随便谈谈。”
没有题目，他问了许多特务内幕，又把宽大政策给我讲了一下，说着随手从抽屉里拿出来一本旧的文件，他打开之后，对我说：“这是我们学习的文件，你看……”
我走过去，他用手指着划了红道的词句对我说：“这就是对待反革命分子宽大政策的具体实施……”我按着他的手指一行一行的往下看去，后面还有对叛徒的宽大，凡是有悔改的表现，均不处死。无论什么犯人，一律不准用刑讯、逼供、拷打等。
“我们的这些政策从上而下，任何人都要遵守的，不准任何人违犯。因此你要相信宽大政策，好好坦白。坦白从宽，否则就不好办了。”谈到在吉林的情形，他说：“我看到你填的表，‘以特反特’，这是你的看法，我们人民就可以反特，不用‘以特反特’。不过你有这种心情还是好的。听说你在吉林协助政府‘找’了不少人，这种表现在长春还要发扬。”
接着他又问戴笠的一些情况，我说了许多，最后我说：“将来有时间，我把戴笠的事写一本小册子。”
谈话结束时他鼓励我好好争取，告诉我：“你在长春的罪很大，只要能积极争取，罪大并不妨碍你前进。好吧，以后有事找李副科长谈，找我谈话也可以。”
他告诉勤务员把我送到李副科长处，我随之出来了。我问勤务员这个秘书长姓什么？他告诉我：“姓龚。”
回到小红楼监房，感到同龚秘书长谈话很痛快，对宽大政策有了一点底儿。人在失意或在倒霉的时候，有人对他说句同情的话，关照的话，都是雪里送炭。当一个人成了犯人，有人对他和蔼一些，客气一些，他都受之有愧，感到特别的温暖而备受感动。
我要求看守所给我买纸烟、花生米、咸菜，下午都买来了。是那位张看守长亲自送来的。这位看守长老是板着面孔，从没有一点笑容。他对犯人毫不客气，犯人都怕他。他把东西往屋里一放，一句话不说就走，什么“辛苦了，谢谢。”这套话他听都不听。以后我也不说这些客套话了。
与看守的战士在夜里聊天。他们知道我们这几个住单人号的是职位比较高的，因此他们对我们比较客气。我问他每天吃什么？
“也是高粱米粥。长春一解放，老百姓都没有吃的，为了救济难民，粮食不够吃。我们也吃稀的，与你们一样。”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呀！不仅仅是犯人喝稀米汤，军队也是如此！这可与国民党的军队不同，八路军这样做可以说是与人民共甘苦。既然如此，我喝米汤也是应该的。
一天上午，我发现窗前有一个纸条子被风吹得飘荡起来，这个纸条子上有“小心……”字样，我一想，大概是我案情重要，因此在我这屋的窗子前面贴着“小心看守”，以提醒看守对我注意，以免逃跑或发生意外。我趁着看守不在问隔壁的左炎：“你窗前有纸条没有？”
“没有，屋里看不见，窗户前面不准去。”他不知道什么意思，我把情况告诉了他。他想了半天，安慰道：“告诉看守注意你，并非是坏事，你不要过分的瞎想。”接着他又告诉我长春警察局局长袁家佩也来了，“你见到没有？也在这个楼上住。你知道不知道，他的小老婆周小姐是八路的地工人员。在解放前五天，袁家佩亲自送她出卡哨，说是去沈阳。到了卡哨，卡哨长韩伯敏不准他的汽车出去，听说后来给你打了电话，你叫韩伯敏放他的汽车出去。周小姐一出卡哨就回到了解放区。五天以后长春解放，袁家佩在公馆里坐着，打电话给八路军，自报家门，要八路军抓他。于是这里派人把他接来了。袁家佩到这儿已经日子不少了。”
我问：“袁家佩知道不知道周小姐是八路的地工人员？”
“是后来知道的，因为他的许多重要文件都被她拿走了。”
“周小姐工作搞得好哇，我与袁家佩住得很近，每次开舞会，袁家佩都是一个人来，他的太太从不露面。我当时有所怀疑，问袁家佩，他说内人身体不好。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周小姐是什么模样。”
左炎告诉我警察局一分局局长李海涛、二分局局长张宝田、三分局局长马衡、四分局局长杨双贵等人都来了。马衡现在公安局的感化所，那里比这自由，人比这里多。
我们楼下还有许多监号，押的人比楼上的多。楼下的犯人在院子里放便，楼上的岗也随即撤到楼下。我站在床上，一个一个地数，有60多人。有中统长春区秘书刘芸峰、军统长春督察处主任秘书印匡时、警察局外事科长孟益龄等。有一次我到前面办公大楼谈话，遇到他们晚饭后放便。只要有一个人看见我，就都知道我来了。不管看守所的纪律有多严，犯人照样串供。
前面还有一个圆楼监房，这个监房是日伪时期建筑的。有楼上楼下，各屋没有窗户门，一律是铁栏杆。一个看守站在圆楼中间的台子上，楼上楼下的犯人一览无余。现在楼上押的是反革命犯，楼下押的是刑事犯。刑事犯不多。
少一个负担，多一个顾虑
人民政府发表了一批战犯的名单，从蒋介石开始共43名。接着北平解放。我的家不知怎么样？大老婆、二老婆、父母及孩子是不是因为我要受很多牵连？我的心很挂念，自己又不能要求写信，只好默默地祝祷父母二位老大人身体健康，在梦中相见吧。
在小便所里遇见袁家佩，他的腿有风湿病，我问他有什么消息没有？他说：“咱们都是小战犯哪，不好办呀！”
我摇摇头，不同意他这种说法。
他说：“你不信，将来看吧。”
我看袁家佩很悲观，身体又弱，最近能释放还没有问题，日子多了，危险。
没有几天，岳希文迁到楼下与一般反革命住在一块了。不是优待吗？怎么又不优待了？王焕斌因为家中有支手枪没有交待，他老婆交待出来了，认为他不老实，也不优待了。把他押在我右侧的普通号。他那屋有督察处的后任情报科科长董顺球、中统局松北工作队副队长陈一鸣、督察处情报科科员郑鑫，我与他们只隔一间便所，这便所只有我去小便，别人不去。岳希文下楼，袁家佩顶了他的缺。我们这一侧的次序是：袁家佩、左炎、我，小便间，王焕斌，最后一个屋子也是普通号，押的是王心一，他是军统外围分子，长春香烟厂厂长，还有其他几个人。
12月1日早晨开饭的时候，我照例把门推开，把饭碗放在门口的椅子上。一个战士提了一桶稀饭走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