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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春解放以前你是怎样的想法？
2。长春解放的早上又是怎样的想法？
3。突围没有突出去是怎样想的？
4。没到吉林是怎样想的？
5。到了吉林之后又是怎样想的？
6。没到这之前是怎样想的？
7。到这之后又是怎样想的？
8。对自己的将来是怎样考虑的？
9。现在你又是怎样考虑的？
我一看这个表是印制的，是所有在这反省的人填的，不是专为我们几个人单印的，但是这九道问题是用钢笔写在纸上的，是特别为我们几个人拟的。上面的突围问题只适用我们几个人，连陈哲都不适合。这张表引起了我许多猜疑，我们的问题要处理了吗？看这个情形还不是处死，如果要处死还用写这些吗？
我开始填表，在“你将来要干什么工作”这一栏，我填“以特反特”；在“政府对你应当怎样处理”栏，我填“我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政府对我应依法严惩”；在“你对政府还有什么要求与意见”这一栏，我填“希望迅速处理”……
这9道题，我认为是陈处长要研究我们这些特务的心理而拟的。
我想探听探听处理我们的消息。我和翟丕翕研究了一下，我说：“不经过司法手续能处理吗？”翟丕翕认为不经过司法机关开斗争大会照样可以杀人。他这一说增加了我的思想负担。这几天朱副处长也不找谈话了，陈处长更不理了，于是我又去找在这反省的邹同志谈天。我问他：“你看我们的问题是不是要处理了？最近叫我们填表，还要回答九个问题。”
“我不大清楚，不过我看你们还应当学习一个阶段。”我问他怎样才能改造的好？从哪儿下手？他说：“依我自己参加革命这么久的经验来看，你本身最重要的就是老实做人。在旧社会老实吃亏，受欺负，在新社会老实是受欢迎的。一切问题，一切思想都要老老实实地交待，不要一丝一毫的埋伏。这是我个人的体会。”
邹同志诚恳的态度很感人，我看这个共产党人很好，他怎么也会犯错误呢？可能在共产党里工作也是不容易的事。
11月11日下午，曹科长到楼上宣布：“你们不是要求回长春立功赎罪吗？明天就回去，今晚你们准备一下！”
我问曹科长都是哪几个人回长春？他说有陈哲、杨绍林、杨成荣、杨钧、邱明瑞、翟丕翕、长春站一个司书和我。
曹科长对我说：“回长春不要有顾虑，本来想不叫杨成荣跟你去，在这给他找工作，可是怕你有另外的想法，所以还是叫他跟你去。”
吃完晚饭曹科长把我叫到院中，那儿还有一个服装整齐的军人，有二十六七岁。曹科长对我说：“老关，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朱同志，就由他送你们回长春。”
朱同志给我敬了个礼，伸手与我握手，笑着说：“关同志，今夜我来接你们，咱们坐天亮3点钟那班火车回长春。有不周到的地方请关同志多提意见。”
“不用客气，请朱同志多多关照。”我这样说。
又说了几句话，曹科长与朱同志便走了。
我上楼之后，石同志听说我们回长春，说：“长春公安局局长于方初那个人很好，我们是老搭档。到长春你们争取有条件，要好好争取，革命这方面也需要人哪。”
我一听说他认识于局长，我赶紧说：“石同志，你给我写一封介绍信好不好？把我的情况介绍一下，求他对我关照关照，不然他不了解我。”
“不用写信，你的情况这里会介绍去的。到那儿也和在这儿一样，争取在自己。”
共产党人不讲人情，一封介绍信都不肯写，一般应酬，有什么重要？真固执。
回到屋子，八个人都聚拢来了。他们的脸显出紧张的表情。我说：“咱们买点东西吃，买点烧饼、酱肉、花生。”翟丕翕抢着说：“再买半斤酒。”不一会儿都买来了，大家吃了起来。我心中犯嘀咕，他们心中也不安。我对杨成荣说：“曹科长要把你留下，在这给你找工作，我看你今夜就没有必要再跟我去长春了。回头我对曹科长说一说。”
“我留在这干什么？我还是跟你一块走。”
空气很严肃，每个人都认为今天晚上要发生什么不幸事件。邱明瑞先说：“我看今天夜里是凶多吉少。”
“也没有3点钟到长春的火车呀？”
“唉，知道是假话你还能怎样？在人家的势力范围之中，你不服？”
“过去咱们在长春都是晚上杀人家，现在人家就不能晚上杀咱们？”翟丕翕这样一说，我也害怕了。可是我还故作镇静地说：“没有关系，不要庸人自扰。曹科长方才对我说，叫咱们不要有顾虑。”
“曹科长那样说，你就相信？他不那样说又怎样说？我看今天晚上就是一关，不好过。”
“我看不动手也是死，动手也是死，我到时候要动手。动手还能撞个侥幸，不动手就干等死！”邱明瑞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一件事。
1948年6月3日，督察处决定秘密杀害14个“政治犯”。晚上8点半钟，由我率领十多人，把这些“政治犯”从看守所提出来，问明姓名、年龄、职业、住址之后，便两手后绑，用黑布蒙上眼睛，嘴里塞进棉花，然后装上汽车，拉到南岭。到了南岭把这14个人一块架下汽车，在事先挖好的大坑边上，开始用枪杀害。枪声一响，那些未被射中的人知道不好，可能认为等着也是死，如果往外跑一下，侥幸冲出去，还可能活命。于是有一个人猛然间抬腿就跑，他虽然未带脚镣，但是两手后绑，眼睛又被蒙上，天又黑，路又不平，没跑多远就被撵上抓了回来。当即“砰”地一枪，把他击毙了。跑与不跑都是死。
于是我说：“老邱这种作法我不赞成，要处死你，人家就没有相应的准备吗？还能叫你动手？”
“准备也不一定准备得那么好，有机会就干，人急跳墙！”翟丕翕气愤地说。
“我在吉林呆了好几年，从这里到车站这条路我熟悉。如果不是往车站去，那就是糟了。”杨钧从旁说。
“不管怎样，一看情形不对就得动手！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杨绍林的决心很大。
“我认为绝不会有意外，咱们不要这样胡搞。如果真正无事，我们搞出事来，作了无谓的牺牲，那可是冤哉枉也。”我知道干特务的人行动野蛮，性情粗鲁，很容易滋生事端。
“不会无事，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这是邱明瑞与翟丕翕二人的一致看法。看来他们二人是今天晚上的危险分子。
陈哲、杨成荣和长春站那个司书都没说话，在那吃花生，但很注意我的态度。我想，今晚共产党是不是杀我们，我的心里也没有底。也可能杀我们，不过杨成荣不应该杀呵，他不是军统特务。可我又一想，过去我们杀人的时候，不管是不是共产党，抓着与八路有关系的人都杀。杨成荣当过谍报队组长，又是我的勤务兵，还不该杀吗？我又一想不会杀我们，因为我们还能主动赎罪，况且在招待所住这么些天，也看不出来要杀我们的迹象——我的思想是：如果真要杀我们，我们也不要动手，命该如此，动手也无济于事。我们今夜有8个人，如果要杀我们就不能来8个人，而来30人或20人。这些常识谁不知道，又何况我们是些军统特务呢？而这八个人中我是头，将来闹出事来，人家还不找我算帐？一定说是我指使的，绝不能说杨成荣指使的。这一点我心中犯嘀咕，所以我唯恐出事。
我很后悔，不该给他们买酒喝。于是我装着到门外吐痰，看一看门外有没有人，幸好没有人。我们就各自回屋休息了。
在迷迷糊糊的梦中，杨成荣把我叫醒，说要上车站。我起来之后擦了把脸，大家把东西收拾好，往外搬。
我下了楼到曹科长那屋，他还在床上睡觉，我告诉他要走了，他也没有起来，只是说了一句：“好了，到长春好好争取吧。”
我们几个人跟朱同志走到门外，一看不是汽车，是一个胶轮大车。车旁边有六个带枪的武装战士。朱同志叫我们上车，我叫他们七个人先上，而后我才上去。我坐在车后边。战士前边坐三个，后边坐三个，朱同志挨着我坐。我没有看见邱明瑞和翟丕翕的表情。车一动，朱同志拿出一盒烟给大家吸，因为才两点钟，还很冷，我把脑袋缩到大衣领子里，心里希望赶快到车站，可别到另外的地方。千万不要出事呀。我吸完了一支烟接着又吸另一支，我对翟丕翕说：“丕翕你冷不冷？你若冷，我把大衣给你穿？”
“不冷，我的棉袄挺厚。”
“穿我这个皮大衣吧！”朱同志从身上把一件羊皮大衣脱下来，交给了翟丕翕。翟丕翕坚决不要，朱同志一定要他穿，我说：“朱同志叫你穿就穿吧，不用客气。”
我对翟丕翕说话的意思是试探一下他的情绪，听一听他的话声是不是很紧张。想法子打破这紧张的局面，故而利用了大衣的题目。想不到朱同志真的把大衣脱下来给了翟丕翕。这样一来我心中安定了，这是上车站，绝不是枪毙我们。真的要枪毙，还怕冻着？由这一点，我问杨钧：“杨钧，咱们上车站的路对不对？”
“对，对，就是这条路。”
朱同志问：“你们谁在吉林住过？”由这就开始聊起天来，不但不紧张，也不感到寂寞了。胶轮大车走了一个小时到了火车站。我心想：“谢天谢地，平安到达。”
注：
①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建于1946年初，国民党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文强（中将，1949年被俘，1975年特赦，现全国政协委员）为强化东北及长春地区的反共力量，巩固国民党在东北的统治，扼制共产党力量在“北满”的扩展，签呈陈诚，而建立的特务机关。
督察处对外由第一兵团司令部，长春警备司令部领导，对内由保密局沈阳督导室和保密局长春站操纵，因此亦称保密局长春督察处。
长春督察处下设秘书室、督察室、侦审室、第一科（情报科）、第二科（总务科）。
督察室为督察处的核心科室，外勤活动的指挥部门。督察处的大量活动均由该室执行，如搜集情报、侦察跟踪、检查搜捕以及行刑等。该室编制上校督察长一人，中校督察主任一人，督察员数人，以及遍布各个角落的巡查队，哨卡，检查所及警卫分队。上校陈毓、李冷、关梦龄、陈牧先后充任督察长。
该书涉及督察处的人物，除督察长关梦龄外，有安震东（少将，第二任督察处长，后充任长春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解放后处决），张国卿（少将，第三任督察处长，解放前夕逃往台湾），陈牧（上校，先任督察处侦审主任，后任督察长，解放后处决），陈寿岚（中校督察主任，解放后处决），印匡时（上校秘书主任，解放后处决），郭子襄（少校督察员）、翟丕翕（中校侦审主任）、杨绍林（中校情报科长）、董顺球（中校情报科长）均被处决；陈哲（中校总务科长，捕后释放）。
②保密局长春站：建于1946年3月，原称军统北满站，戴笠死后，改称保密局长春站。长春站是军统在“北满”的特务核心，军统在“北满”的各特务组织以长春站为轴进行特务活动，督察处亦在其中。长春站对督察处的领导是全面的，同时又是原则的，督察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