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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小声说：“不要着急。”
我一听是山东口音，便说：“你不知道多么气人，叫我没脸活着，真他妈的背时！”我这样自言自语地说，他不能不发问：“你是怎么回事？”“我是特务，不是特务还不丢人呢。”
“呵，怎么丢人？”
“我在长春潜伏了两年，没暴露身份。在审讯中方知道最近从台湾来了特务，这样一来，公安人员认定长春有潜伏组，一查，我的一个组员被捕了，他把我供了出来。你看，这么一来，一连串，都完蛋了！”
听完了我的话，他低下了头，一会儿他问我：“台湾来的是什么人？”
“不知道，人不多，只有一两个人。”
又沉静了一会儿，我问他：“你来几天了？”
“来两天了。”
“你何必来长春呢？你这套服装一到长春就得被捕！”
“为什么？”
“你看你这双胶底便鞋，胶鞋底上还有英文字呢，这样的鞋，大陆上是没有的。解放后，各商号一律取消英文招牌和商标，所以有英文字的鞋底，不是从香港来，还有何处？再有，你这个毯子上也有英文字，这不是也告诉人家你是从香港来的吗？你的服装与长春的普通老百姓不同，使人感到突出。所以你容易引起怀疑。”
他没有吱声，他问我是哪部分的？我说：“保密局直属组，在长春潜伏的。我是组长，干了半辈子工作，就这回丢人了。”
“有台吗？”
“没有台怎么潜伏？没有台情报怎么报？什么都有。可这一次，什么都没有了。”
“过堂了没有？”
“过堂了，什么还没说就给我戴上脚镣。戴上就戴上，说坦白从宽，我不相信。你从香港什么时候动的身？”
“9月初。在上海住了一个时期。”
“那你什么时候离开台北呢？”
“8月中旬。”
“台北局本部没有告诉你长春的生活习惯？及大陆上的风俗人情吗？”
“没注意这一点。”他摇了摇头。
“怪不得一到长春就被捕了，这不是送命来了吗？”
“咳！我不是派到长春的，我是派到北朝鲜的，我是路过长春的。”
“你受过训练没有？”
“受过训练，在台北。我们这一期有一二百人，都是军统的大特务当教官。我们受训的时候，不准叫姓名，只叫号码，绝对禁止谈论个人家庭历史。受了半年训，毕业。在毕业前实习半个月，发了不少钱，在台北狂嫖滥赌一阵，然后派到香港。到香港一个地方去见陈先生。陈先生又发给我的路费，派我到北朝鲜配合美军，进行收集情报及潜伏活动。我到了上海碰上了一个同学，我们在上海玩了几天，然后回到山东原籍，在原籍住了几天，我把手枪藏在家中的荤油缸里。到了长春，长春我有个叔伯哥哥，我想在他这住几天，再去北朝鲜。北朝鲜也有一个叔伯哥哥，他在平壤定居，开饭馆。我想利用这个关系由东北转去北朝鲜，不意在长春暴露了身份。被捕。”
“在上海的那个同学叫什么名字？他到哪儿去了？”
“他叫×××，他是被派到杭州的。他在上海住西藏路一百七十四号后院一家货栈里。那个货栈是他亲戚开的。”
“你们的上级是谁呀？情报怎么传递？”
“我们的上级是陈先生。没有电台，主要是潜伏活动。到时候派人来与我们联系，给我们送经费。我们潜伏好了之后，呈报我们的住址，他按地址找我们。横的没有关系，这是风筝式的潜伏布置，只有纵的关系。”
现在从他身上只能得到上海一个特务的线索，及山东原籍藏在荤油缸里的手枪。这两件事，必须马上反映。第二天，在提他出审的时候，我汇报给郭股长，他说：“这小子到长春，不会是过路，一定有目的。这一点你再追一下。上海的那个特务线索，昨天他只谈了一半，这回说全了；原籍的枪，昨天说是步枪，对你说手枪，可能是手枪，步枪缸里放不下；在长春的社会关系，山东同乡中谁还与他有来往？吸收人没有？再好好侦察一下。这是现行反革命，要重视。”最后郭科长说，“把你所了解的情况写一个报告，我等着要。”
回到监号，继续查询他的横的关系及在长春的活动。他在长春一家同乡吸鸦片，什么话都谈。他谈到，美军这次打北朝鲜，都是机械化部队。美军一过鸭绿江，前面是国民党中央军来东北接收，后面是日本军队到北朝鲜接收。到时候八路军只好退到苏联去。他对我还说：“在滇桂边界国民党把八路军的一个军包围了。这个军运到台湾，改名‘新生军’，被俘有一两万人。”又说，“台湾的武器才多呢，准备反攻大陆！”
看来他在台湾受特务教育中毒很深。他们的政治教官叫赵赤子，东北人，与我早就认识，反共专家。赵赤子专门能造谣，诬蔑共产党。他对这些无知青年进行反动宣传，使这些人到大陆卖命，无论怎样，反正与他没有关系。
我问他：“逃到台湾的将官怎么安置？”
“成立了一个将官团，少将每月八十银圆，中将一百银圆，有许多光杆的将领在那混吃等死，一心希望打回大陆。”他接着说，“宋美龄在台湾成立妇女会，给军队制作棉衣劳军，工作很积极呢。”
我问他是怎么参加特务训练班的？他说：“我在上海作战中挂了彩，上了轮船运到台湾。挂彩时是上尉连长，在台北把伤养好之后，保密局要伤愈军官受训，这样，我在1950年1月调到保密局受训。在受训时，还有美国教官，教给射击术、擒拿、密码通讯等，中国教官多数我都不认识，乐干给讲政治。”
“乐干原来是长春警察局局长，与我认识，四川人，很能讲话。”
“对，对，能讲话，他一上课，谁也不困。他知道的事真多，美国人对他很好，重庆中美训练班就是他办的。”
其次，我利用机会打听香港，上海等地的生活。他谈了许多，嫖女人，吸鸦片，上海仍有卖淫贩毒的。他领了几两黄金的路费，一路上花天酒地，认为此去，生死未卜，得乐且乐，和我谈起在香港找舞女，到上海嫖妓女，眉飞色舞，仿佛身在当时境地。一举手，手上戴着铐子，他才意识到现在已经被捕了。
这个特务的名字叫梁金剑。
伊通小住
梁金剑的事情结束的当天，郭科长对我说：“回去把行李搬回你们小组，明天拂晓，要把你们16个人送到伊通县去暂住。这是为了防空，政府考虑你们的安全，才有这样的措施。你有没有顾虑？”
“我有顾虑，真的美蒋打到东北，我就危险，共产党不会把我放了，非把我杀了不可。我不希望到伊通，送到佳木斯或者满洲里那里还比较安全。伊通距长春才90里，没有什么安全可言。”
“这是你的错误想法，政府不会因为蒋美来了把你放掉，但也不会像你所想的那样把你杀了。到伊通是暂时的，比较在长春好一些。”
“科长去不去？处长去不去？”
“我送你们到那儿就回来。”
“局内的处长、科长都留在长春，我们这些犯人怕什么？”
“这是政府对你们的关怀，不要有错误想法。在去伊通的路上和到那以后，有什么情况要随时反映，不要马马虎虎。你先回去，待一会儿我集合你们16个人讲话。”临走，郭科长还给了我一盒纸烟。
约莫有半小时，郭科长在后小院召集我们16个人讲话。这16个人有尚传道、李寓春、杨文昌、徐克成、崔毓琛、张致文、王鼎百、张伯桥、谷口（日特），另外还有几个蒙古王子和特务。郭科长叫大家不要有顾虑，并且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过了鸭绿江，美国鬼子来不了，不要恐美，我们有力量打败敌人！”
解散之后，大家收拾东西，有一些东西可以不带。我把东西整理了一下，又给北京胞弟写了一封信。我在10月中旬接到姐夫从北京来的信，他告诉我父亲在1949年夏天故去，我的老婆回了徐州，在我岳父那里。家中一切东西皆由我弟弟掌管。他对我置之不理，老婆回徐州，他一个铜板也没给。老婆只身抱着孩子走了。弟弟这样做太不应该，我要写信说说。
大概3点钟的样子我们出发了。马路旁的住户还在熟睡中，有一家挂着红窗帘，从里面射出光亮，似乎妈妈在给婴儿喂乳，一个幸福的小家庭。我是不会有的。我自己反动，结果把一个家庭搞得生离死别。父亲死了，我没有尽忠尽孝。老婆回徐州怎么过呢？自己今天押到这儿，明天押到那儿，到哪去都要夜间行进，见不得人。也难怪，我这种人叫人看见是颇不相当的。
早晨5点钟左右天亮了，看到伊通的房子，家家户户燃起了炊烟，有几个老头在马路边上拾粪，有的赶车往城里运柴草……我真羡慕他们的自由。坐了牢知道自由的乐趣，患了病晓得健康的可贵。
进了伊通县城。我知道这地方不会有人认识我，我便大胆地东张西望。总也没看到社会上的事物，感到一切都很新鲜；街旁有许多卖小吃的摊子，我发现有卖切糕的，我幼年就喜欢吃切糕。有卖花生米的，有卖油炸果的，这些东西我都想吃。有机会买一点，我还有几十万元钱呢。
车拐了几个弯，在一家大门前停下，像是一个大粮栈的后门。大门打开，车开了进去。这是什么地方？我们下了车，把东西往里搬。搬到里面才看见有木栅栏。这是一个五间房的看守所。左两间，右两间，中间一间是走人的。屋内是对面土炕。出来进去必须弯腰。我一看这地方太差了。没办法，进也得进，不进也得进，进去吧。我们住两间，分四个炕，用木栅栏隔成四个监号，我们16个人，5个人一个监号，尚传道单独一个监号。各监距离很近，彼此能看见，随便说话。我与徐克成、张伯桥、谷口、崔毓琛五人住里边一个监号。
这是伊通公安局看守所。五间监房，我们占了一半，那一半伊通公安局用。这儿的犯人说话我们能够听见。这儿看守所的制度与我们不一样，他们的犯人一动就要报告，“报告，我咳嗽！”“报告，我小便！”“报告，我换一换腿！”“报告，我擦鼻涕！”“报告，我找虱子！”“报告，我扣裤钩！”……一天的“报告”，彼落此起。看样子都是乡下人，或者是地主恶霸之流，长得土头土脑。王所长对我们说：“你们彼此之间不要叫名字，叫号，叫人知道你们是谁不好。”
梁金剑的事情结束的当天，郭科长对我说：“回去把行李搬回你们小组，明天拂晓，要把你们16个人送到伊通县去暂住。这是为了防空，政府考虑你们的安全，才有这样的措施。你有没有顾虑？”
“我有顾虑，真的美蒋打到东北，我就危险，共产党不会把我放了，非把我杀了不可。我不希望到伊通，送到佳木斯或者满洲里那里还比较安全。伊通距长春才90里，没有什么安全可言。”
“这是你的错误想法，政府不会因为蒋美来了把你放掉，但也不会像你所想的那样把你杀了。到伊通是暂时的，比较在长春好一些。”
“科长去不去？处长去不去？”
“我送你们到那儿就回来。”
“局内的处长、科长都留在长春，我们这些犯人怕什么？”
“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