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钊眨残怼蚁肫�3月份追悼大会的情景，那句“血债血还，杀人偿命”的口号，不能不使我害怕。我认为开大会不大好，一枪打倒在这屋算了。否则不如袁家佩，吴殷强，孙伯宇等人，他们病死在这里，政府给埋起来，外面人不知道，就算完了。可是郭股长对我说得清楚，“关梦龄不但死罪没有，连无期徒刑也没有。”啊，这句话犹在我的耳鼓。郭股长不会说瞎话的，我应当相信这句话，为什么偏要不相信，给自己增加烦忧呢？
看守所的人来到监房，监房异常肃静，一点声音也没有。看守手中的钥匙一响，大家的心一跳。一号监房的门打开了。
“十六号出来！拿着东西！”
接着脚镣子响，陈牧走出了监号，在看守所门口下了脚镣。铁锤砸砧子的声音我听得很清楚，下完镣，没有声音了。接着又叫十一号监房：“七十一号出来！拿着东西！”
七十一号犯人是印匡时。他和陈牧一样在看守所门前下了镣。我以为这回该叫我了，心中忐忑，无法形容。真的，看守所的人往我这屋子走来了……却在我的对门站下了——把郭子襄叫了出去。郭子襄的动作很慢，因为他带的脚镣太重。
“快点！”看守催促道。
郭子襄戴着那副大镣哗啦、哗啦的出去了，他也在看守所门前下了脚镣。下了脚镣能轻快吗？也许轻快一阵儿。
郭子襄的脚镣下完了，看守所的人直奔我这屋子，到门口开锁……我立刻站了起来……看守战士在铁栏前面怒斥道：“你要干什么？老实点！”我的监号打开了，看守指着张逸民说：“你出来！拿东西！”
张逸民急忙把自己的衣服包拿起来，到门口穿上鞋，走了。我想不会叫我了，如果有我会与张逸民一块叫出去的。
这四个人走了，监房又恢复了原来的沉静。陈牧与印匡时的号数犯人都知道。到我这屋没叫张逸民的号数，只说“你出来”，犯人们很可能以为把我叫出去了，所以我咳嗽了一声，告诉关心我的人：我没有走。
他们这样走没个好，是开斗争大会吧？什么场面呢？想不出来一个轮廓，也没有具体的听说过。小说里有斗争地主恶霸的描写——大会上要控诉地主的罪恶，然后宣判等等。如果要控诉陈牧，他的罪与我的罪差不了多少。
陈牧是北京朝阳大学毕业，当时朝阳大学法律系是最好的。他毕业以后，入军统的“黔训班”受特务训练，以后到沦陷区干潜伏工作。1946年调到长春督察处充侦审室中校主任，1947年冬因贪污撤职，押了二个月。释放调充吉林组副组长。他没到吉林，仍住长春。1948年3月督察处的审讯工作忙，副处长张国卿念他是“黔训班”的同学，叫他协助审讯。4月，张国卿升为处长，又把陈牧调回来，仍充侦审室主任。陈牧与军统长春站站长项迺光是同乡，都是辽宁开原县人，所以项迺光对陈牧再回督察处也不反对。
陈牧吸食鸦片，为人阴险毒辣。不说别的，他与老婆吵架，操起椅子打过去，把老婆的头部打出血。这件事就发生在解放前的半个月。对老婆尚且如此，对别人就可想而知了。
督察处的人，凡是他领导的特务，如侦审室的人，看守所的人，都怕他。他爱发脾气，接着就打人。看守所所长石玉璞常挨他的耳光。石玉璞对我说：“给我调一调吧，我的能力实在不行。”他不是能力不行，是怕挨陈牧的打。
对自己的人还这样，对犯人就不用说了，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陈扒皮”。
1948年4月，他到长春大马路重庆饭店去吃便饭。重庆饭店在长春是一个比较大的饭馆。经理姓庄，是个很活跃的商人，认识长春不少高级官员，在警备司令部里也认识不少处长和科长，但督察处他不熟悉。陈牧要了两个菜，不合口味，价钱还贵。陈牧发了脾气，茶房下楼把庄经理找来。庄经理排解一番，陈牧仍不讲理，庄经理就与陈牧吵了起来。陈牧一生气拂袖而去。回到督察处，陈牧把政治犯的案卷拿出来查了查，接着就从看守所提出一个新抓来的政治犯，问这个犯人：“你从哈尔滨到长春，见了几次庄经理？庄经理给你几份情报？
这个犯人答复不上来，于是用刑，把这个犯人打得糊里糊涂不能不“承认”。于是陈牧就派人把重庆饭店庄经理抓来，抓来之后，不问青红皂白，先把庄经理重打一顿，然后押了起来。
第二天上班，陈牧对我说：“昨天夜里审讯，一个八路地工人员供称重庆饭店庄经理与他有关系，并且说庄经理最近要到哈尔滨去，我怕他逃走，当时没有来得及向您报告，就把他抓了来，现在我补一个报告。”
按督察处规定，未经督察长批准是不能抓人的。他这样一说，我因不知内情，就同意了。他又对庄经理百般拷打。庄经理家中托了许多人，以后又托到我这儿，我告诉陈牧把庄经理释放。这一押重庆饭店关门了，庄经理花了很多钱，一下便垮台了。庄经理被释放之后，对人说：“这回我才知道督察处的厉害！简直不讲理，叫人没有法子活。”
像这种无中生有的方法，是一般特务所想不到的，可是陈牧不但想得出来，还能做得出来。
再有，陈牧的审讯“本事”极强，督察处处长张国卿对我说：“什么案子，只要到陈主任的手，就能审得出来，审讯能力比法官强得多。”
陈牧的确比法官有办法，他能把被审的人绕在里面。比如审讯地工人员：“你到解放区把长春的物价说出去了吧？谈谈物价，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贱，没有什么关系？”
对方没有考虑其他，就承认了这一点。然而到了陈牧的笔下就是“多次往返哈尔滨与长春之间，收集我方经济情报，调查物价，供给奸匪……”被讯问的人还认为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已被签处死刑。类似这样的审讯多得很，我也懂得不少。
陈牧在1948年审了一个地工案件，内中有一个长春大学的女学生杜鸣兰。由于这个案子不能构成“奸匪”之罪，原始情况也不具体，就把杜鸣兰等人开释了。到4月，办了一个政治案件，又牵涉到杜鸣兰。怎么牵涉的我不知道，是不是陈牧故意牵涉的？不能肯定。这个案子要结案的时候，一个晚上，陈牧把杜鸣兰提出来，威胁要处死她。杜鸣兰哀求他，他就把杜鸣兰强奸了。结果这个案子多数人被杀，杜鸣兰没有被杀。这件事，南京来密令，叫我查。我包庇了陈牧。特务们不满意：“抓到八路应该杀，不该强奸。强奸女犯，纵放八路，是犯团体纪律。”
陈牧的罪是数不尽的，还有一个我始终不明白的案子。1946年一个共产党机关干部从哈尔滨来到长春，他叫李文宣，他老婆叫韩瑛。到了长春之后，说是向国民党投降的。督察处把李文宣转送到沈阳东北行营二处，该处处长文强把李文宣又派到长春督察处工作，并叫从优叙用。督察处便给李文宣一个中校侦审员的职务。1947年冬，督察处处长由安震东接充，陈牧对安震东不满，说：“安震东不学无术，什么也不懂，连公事都不会批。”类似这样的话很多，李文宣报告了安震东。安震东就借陈牧贪污把他押了起来，并且撤了职。到1948年2月，安震东升充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督察处处长由副处长张国卿升充。张国卿与陈牧是同学，私交甚好，于是又把陈牧调回督察处。陈牧说李文宣是假投降，列出许多理由。他对我说；“李文宣不是真投诚，第一，他在侦审案件时，对刑事案件往死里追，看上去工作很努力，可是对奸匪案件，他总是审不出来。到他手的政治犯就签释放。除夕的晚上，您在场，女八路庞静这个案子，原情报说她从哈尔滨到长春，结交了一些新一军军官的眷属作为掩护，以便收集我方各种情报。李文宣对庞静的讯问是这样问的：‘你到长春干什么来了？你有没有组织？’这样问犯人是给犯人开脱，应当问，‘你在长春先后收集了多少份军事情报？’或者问，‘你在长春什么时候开始收集情报？你把情报收集好了之后怎样送走的？’第二个问题应当问，‘你们小组有多少人？’或者问，‘你领导几个人？’‘你归谁领导？’不能问你有没有组织？这事，你在场还对他申斥了！这是他的可疑的地方；第二，社会关系复杂，他每天外出，东一趟西一趟，乱跑一阵。因为他家住在督察处院子里外人不敢到这里接头，他只好到外面去。我听说他有一些朋友是从哈尔滨来的；第三，他的钱很充裕，如果不是有人接济他，他不会比我们有钱。根据这些可疑之处，我说他是假投诚。”
我听了陈牧的这些话，觉得似乎有道理，我对陈牧说：“再好好调查一下。”接着陈牧又到张国卿、项迺光那里游说。造成了一个先入为主的形势。到了3月，张国卿、项迺光及袁晓轩几个人一研究，决定把李文宣秘密处死，（这件事我不知道。）决定好了之后，给南京保密局去了一个电报，南京回电照准。
3月中旬的一个夜里，我一进办公室，军用电话铃响了，我拿起了耳机，对方问：“你哪儿？”我答：“督察处。”“你是什么人？”“我是勤务兵。”“找你们处长说话。”“处长不在。”“请督察长说话。”“也不在，你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回来告诉他们。”
“你们的人在卡哨外，我们新七军三十八师的防地上放枪打死人，是怎么回事？”
“你给处长公馆打电话吧，他的电话是××××。”
我放下电话，心想又行动什么人了？我怎么不知道？又一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加多问，免得麻烦；再一想，如果我们督察处的人在外搞出事来，我能没有责任吗？况且我们这些人都是亡命徒，天不怕地不怕什么事情都敢干。我想给张国卿打电话问一下情况，但我又犹豫了。
第二天一上班，张国卿对我说：“李文宣是奸匪派过来的，昨天下午把他行动了。”
“怎么布置的？”我问张国卿。
“昨天下午我把李文宣找来，对他说，‘袁晓轩有一些部队在南关外，叫我们派一个人去给这个部队讲话，你去吧。袁晓轩也派两个人同去。’说完又给他拿了一些路费，打发他与王厚甫、刘士培二人一起走了。他们出了卡哨，走到无人的地方，王厚甫在李文宣身后开了枪，枪一响新七军的士兵来了，把王厚甫、刘士培逮捕，带到一个团部。后来给我打电话才把他们二人放了，就是这么回事。”
我越听越不满意，作行动不通知我，难道我还能泄漏机密吗？张国卿说：“昨天找你没有找到，听说你到中央银行去吃饭，现在你要做善后的事情。”
过了两天韩瑛来见我，她说：“文宣去了几天也没有回来，不知是怎么了，督察长，您有信吗？”
“据说他到那个部队的晚上，八路派不少部队进攻，他被俘了。我怕不可靠，今天派人去调查，证实之后再告诉你。不要着急。”
韩瑛是哈尔滨有名的歌手，红极一时的韩小姐。后来嫁给李文宣，生了一个小女孩，才一岁。今天我看到韩瑛眼泪汪汪，心也有点难过。我这样欺骗她感到太不应该。
过了几天，她又来找我，我对她说：“没有调查清楚，家中的生活，我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