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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这条毛巾撕成两条，接起来，缠在脖子上，扎一个死扣，一勒，就能勒死。”
“你死了，我怎么办？”
“你装不知道。”
“我看你在外面很有两下子，现在怎么这样糊涂！你想想，咱们两人紧挨紧睡觉，你勒死了，我不知道，人家能相信吗？”他不同意，又说，“打官司，戴一副两副脚镣有什么了不起的！大马金刀换来镗鎯脚镣，没什么。胜者王侯，败者贼。不要难过，脑袋掉了才碗大的疤瘌。你过去怎么押人家了？怎么给人家戴脚镣了？心宽绰一点想，该吃就吃，该喝就喝，他说枪毙，就上汽车。振作点，别叫人家看我们太孬了。”
又过了两天，看守把我提到办公大楼。还是那个郭股长，叫我写材料，专门写督察处抓人杀人——我经办的案件。我说我都写过了，他说不行还得写。他叫我到一个大屋子去写。屋里没有外人，都是督察处的特务，有杨绍林、董顺球（他们二人是情报科的前后科长），督察处主任秘书印匡时，审讯主任，接我任督察长的陈牧，少校督察郭子襄等，坐了一大屋子，都在低头写材料。把督察处的特务集合在一起写材料，那是暗示我们：自己不写，别人还写呢！并且叫别的特务知道，关梦龄已经戴上了脚镣，如果谁不好好写，也一样戴脚镣。这些作法我很明白。郭股长告诉一个战士：“给他拿纸，叫他也写。”我拿了一打纸，坐在靠窗户的桌子旁边，我想了一下，把已经写过的案件又补充了一些。我写几页，郭股长就拿走几页。我一直写了三天，才把这些案件写完。比过去又多又全面。
3月中旬的一个上午，看守所把扩音机打开，播送长春市追悼被害烈士及无辜死难人民大会的现场实况。大会由长春市市长张文海主持。大会的会场设在中央银行前面的广场，也就是公安局的门前。会上陈列着烈士的棺材。许多烈士的遗族穿白戴孝追悼被害的亲人。张文海市长主祭，读祭文，我只记得有：“长春督察处是人间地狱……”接着烈士遗族上台控诉匪特的杀人罪行，要求政府对杀人的刽子手，督察处的特务依法惩办！“点天灯！”“杀人偿命！”“血债血还！”群众的呼声响彻云霄。我在监号听到这些声音很难过，当众痛哭怕人说装假，我偷偷地掉下了眼泪。自己是杀人的刽子手，是指挥特务杀人的元凶，内心不能无动于衷。我想一死了之，良心受谴责，精神上不安，加上戴的脚镣，多方面不好受，不如死了。
大会结束时张市长说：“烈士的亲人要求对这些杀人的刽子手‘点天灯’，这个办不到。人民政府没有‘点天灯’这一条规定。但是政府一定依照法律来惩办这些杀人的凶手……”
我心想，人民不答应政府，要求惩办我们，我的材料写完了，戴上了脚镣，等着枪毙吧，不被“点天灯”就算便宜了。然而真若枪毙又害怕了。矛盾非常，心绪不宁。
大会之后，我们这屋的张逸民特别恐惧，脸一阵白，一阵青，他用手在自己的脖子上比划，意思是他的脑袋保不住了。
我说：“你没有我重要，我是注定了的。”
督察处的特务多数都知道自己凶多吉少，死的成分大。在我们这些特务里戴脚镣的不多，只有李贺民、陈牧、印匡时、翟丕翕、郭子襄和我戴了脚镣，别人都没有戴。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我们号的刘新斋偷偷对我说：“你不要害怕，我认识周总理。最近我就可以出去。我见着周总理把你的事情一说，你就可以释放了。你心安地等几天吧。”
“你与周总理是什么关系？”
“我的叔父与周总理同学。”
“那好极了，你能把我给说出去，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你。”
他这一说，我想起1938年6月在湖北武昌“军委会战干一团学员队政训班”受训的时候，周总理给我们讲课，他讲“第三期抗战与保卫大武汉”；叶剑英给我们讲“游击战术”；郭沫若讲“敌情研究”；田汉讲“话剧宣传”；马彦祥讲“街头话剧”。当时周总理穿着绿吡叽军装，不戴符号，每礼拜给我们讲4小时课。那时他还兼政治部副部长。曾几何时，我们毕业之后就参加了反共。一直反到解放。如果当时去延安，这会儿我也不会是反革命，还可以提一提这些旧事。现在既然反了革命这些事就不必谈了，否则谈起来更坏，因为听了许多革命理论还要反革命，那不是比糊里糊涂的反革命更坏吗？
晚上刘新斋在梦中坐了起来，大声地说：“毛主席！我押在这里了，把我放了吧！”
看守战士把张看守长找来，张看守长告诉他要老实睡觉，他还是念念有词，张逸民把他按倒，他也没有睡。这时，我对他怀疑了，他莫不是有神经病？或者是假装神经病吧？第二天他不吃饭，一个劲地喝水，嘴里不住地说一些驴头不对马嘴的话，这时我才醒悟，他说他叔父与周总理同学是胡扯。可是我当时还寄予了希望。
电影“顾问”
一个礼拜三，我被提到审讯室。杨股长和一个穿蓝干部服的人在交谈什么。
杨股长说：“关梦龄，我们今天要从你身上了解一些事情。这也是立功赎罪。你要好好的提供。”他说完就对那个干部说：“我还有事，你在这儿谈吧。”
这位干部有三十二三岁，白脸，很瘦。他让我坐下。我戴着脚镣感到很难堪。我轻轻地把脚镣放到石灰地上，地上依旧发出了叮哩啷的响声。他拿出一盒纸烟，给我一支，他吸一支。接着他问我的经历。他对我在军统受过两次特务训练很感兴趣，问得很详细。他随意地问，也不记录，就像闲谈一样。我观察他的言谈行为觉得他不是审讯案子，而是在我身上找什么罪行。我一边答复他的问话，一边端详他这个人。他是个什么干部呢？
“你写的‘国特内幕’，我看见了，写得很好。你看过《腐蚀》这本小说没有？”
“看过多次，是沈雁冰写的。”
“这部小说写得怎么样？”
“对特务的一切他下了不少工夫。不与特务接触是写不出来那样的东西的。”
“你看《天字第一号》的电影了吗？”
“看过，在1947年2月于北京看的。我在解放前不怎么看电影。因为这个片子是宣传特务工作，一些军统的人叫我去看，我才看了一遍。”
“怎么样？”
“作消遣解闷倒可以。从特务技术上说，那是谈不到的。因为导演屠光启对军统特务知道得太少。编剧的人凭主观想象搬到银幕，给社会上的小姐、少爷们当故事看可以，因为他们不懂沦陷区地工是怎么个搞法。看完之后大加赞赏。可是叫我们这些特务一看，就知道是胡扯，没有价值，既不合情理，也不合特务的活动规律。”
“怎么不合特务规律？”
“比如说《天字第一号》把收音器藏在古瓶里，这是不应该的。古瓶是人们欣赏的东西，客人来，要拿起古瓶仔细端详，十分容易被人发现。通常可以把收音器放在沙发里，茶几的下面。再有，电影上一个情报员化妆成有钱的少爷，另一个情报员化妆为乞丐，少爷走出公馆的大门，乞丐向他乞讨，这个少爷很慷慨地给了他五元钱。这个纸币的面额太高了，应该给一些零钱，别人看到不会惊奇。还有女特务要从沦陷区脱逃，在临走之前，她计划把司令、参谋长都打死。她用了一个离间之计，说这个参谋长通国民党，当司令申斥这个参谋长的时候，她给了这个参谋长一枪，接着大声说：‘您何必亲自打他呢？叫我们去办吧。’”
“她这是给外面的警卫人员听的，使外面的人以为是司令用枪打死了参谋长。接着她又要打司令，司令一看她要打自己，也找枪，她匆忙之间给了司令一枪，没有打死。她急忙向外逃脱，跳上事先预备好的汽车。但是没走多远她便被后面的机关枪击毙了。她用这些办法能行吗？不行。应该先用一个离间计，叫司令把参谋长杀了，之后，叫司令送她到一个地方，再把司令打死，自己也逃脱了。这很简单。真如电影那样，把参谋长打死，她自己是走不脱的，击毙倒好，就怕没有被击毙，击伤了，被捕，是投降啊？还是坚持？都是不可意料的事情。所以这个片子的特务技术是谈不到的。如果搞电影的能找到一个有经验的特务，了解一些技术，电影会既精彩，又符合特工规律。”
我说这一段话，他一直看着我。最后点了点头，接着他问我：“解放后你们怎么搞潜伏工作？比如一个女特务，原来是指定她潜伏的。可是她看到人民政府号召登记，有许多特务登记了，她害怕也不想干了，也要登记。这时她找到她的上级，一个站长。这个站长要对她采取什么态度呢？假如你就是这个站长，我就是这个女特务，你坐在那里，我从门外进来……”
说着他邀我与他一起表演这个场面。我坐到桌子后面的椅子上，他从门外进来，站在我的桌子前面，用吞吞吐吐的声音称呼：“关先生！”
我也演了起来：“有什么情况没有？你们厂子去了新干部没有？”我拿着纸烟，歪着头，两眼对他似看不看的问着，语气拉着长声。
“没有什么情况，就是动员反动党团要登记，我……”
“你什么？不要听这一套！这是诈我们，真的掌握情况，还用号召？难道他们对我们还会有什么客气？你就是胆小！将来你要后悔的。假如我和你一样咱们就不用搞了。咱们的一举一动，上级派人在背后监视呢，如果你在这个节骨眼大意了，你的小命……”我从腰里掏出来一打钱给“她”：“拿去，这是下月份的津贴。”
表演到这，我们又恢复了本来面目，各自坐到原来的座位。他又问我：“你们特务里有没有杀鸡给猴看的事情？”
“有，一般情况不用。都知道特务纪律厉害，特务制裁特务也不客气。”
接着他又问了我许多特务的生活习惯、举动、言行，我谈了不少。我受过两次特务训练，又在特务机关干了很多年，尤其在北京“北平肃委会”充总务科长的时候时常接触戴笠，使我对国民党特务这一套有所了解。我毫无保留地对他谈了。我以为他是作家，要从我身上收集素材写一本反特小说，后来我又觉得不像，可能是话剧团的导演来体验生活的。
我问他的姓名，他告诉我：“姓伊，名明，叫伊明。是东影（即现在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的。”
最后他说明了来意：“我想写一个东西，假设在天津中纺里有一个女职员，她在解放前被人介绍参加了军统局天津站。解放后这个女特务看到反动党团登记，她也想去登记，可是特务站长不答应。这仅是一个计划。另一个计划，打算写个潜伏站如何被公安机关发现破了案。你帮助我想一想，怎样才能被公安人员发现？”
我告诉他：“那要看把这个潜伏站设在什么地方？潜伏站都有掩护的商号，商人，从这方面一点一点地深入比较好。”
谈到12点了，他要回去吃午饭，临分手时他说：“我下午还要来，我知道你争取得很好，再努力争取，一定很有希望。”
“咳，戴这么副脚镣，一切都否定了。不过不管政府怎么看待我，我是自首的，凭良心我绝不欺骗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