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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从“国语文学”的方面设想。若从文学的广义着想，我们更不能不依靠方言了。文学要能表现个性的差异；乞婆、娼女人人都说司马迁、班固的古文固是可笑，而张三、李四人人都说《红楼梦》、《儒林外史》的白话，也是很可笑的。古人早已见到这一层，所以鲁智深与李逵都打着不少的土话，《金瓶梅》里的重要人物更以土话见长。评话小说如《三侠五义》、《小五义》都有意夹用土话。南方文学中，自晚明以来，昆曲与小说中常常用苏州土话，其中有绝精彩的描写。试举《海上花列传》中的一段作个例：
……双玉近前，与淑人并坐床沿。双玉略略欠身，两手都搭着淑人左右肩膀，教淑人把右手勾着双玉头项，把左手按着双玉心窝，脸对脸问道：“倪七月里来里一笠园，也像故歇实概样式一淘坐来浪说个闲话，耐阿记得？……（六十三回）
假如我们把双玉的话都改成官话：“我们七月里在一笠园，也像现在这样子坐在一块说的话，你记得吗？”──意思固然一毫不错，神气却减少多多了。……
中国各地的方言之中，有三种方言已产生了不少的文学。第一是北京话，第二是苏州话（吴语），第三是广州话（粤语）。京话产生的文学最多，传播也最远。北京做了五百年的京城，八旗子弟的游宦与驻防，近年京调京戏的流行：这都是京语文学传播的原因。粤语的文学以“粤讴”为中心；粤讴起于民间，而百年以来。自从招子庸以后，仿作的已不少，在韵文的方面已可算是很有成绩的了。但如今海内和海外能说广东话的虽然不少，粤语的文学究竟离普通话太远，它的影响究竟还很少。介于京语文学和粤语文学之间的，有吴语的文学。论地域，则苏、松、常、太、杭、嘉、湖都可算是吴语区域。论历史，则已有了三百年之久。三百年来，凡学昆曲的无不受吴音的训练；近百年中，上海成为全国商业的中心，吴语也因此而占特殊的重要地位。加之江南女儿的秀美，久已征服了全国的少年心；向日所谓“南蛮鴂舌之音，久已成了吴中女儿最系人心的软语了。故除了京语文学之外，吴语文学要算最有势力又最有希望的方言文学了。……
这是我去年九月里说的话。那时我还没有见着孙玉声先生的《退醒庐笔记》，还不知道三四十年前韩子云用吴语作小说的情形。孙先生说：
憗余则谓此书通体皆操吴语，恐阅者不甚了了；且吴语中有音无字之字甚多，下笔时殊费研考，不如改易通俗白话为佳。乃韩言：“曹雪芹撰《石头记》，皆操京语，我书安见不可以操吴语？”并指书中有音无字之＇ 勿曾＇ 、＇ 勿要＇ 诸字，谓“虽出自臆造，然当日仓颉造字，度亦以意为之。文人游戏三昧，更何妨自我作古，得以生面别开？”
这一段记事大有历史价值。韩君认定《石头记》用京语是一大成功，故他也决计用苏州话作小说。这是有意的主张，有计划的文学革命。他在例言里指出造字的必要，说：若不如此，“便不合当时神理”。这真是一针见血的议论。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的能表现说话的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话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
我们试引本书第二十三回里卫霞仙对姚奶奶说的一段话做一个例：
耐个家主公末，该应到耐府浪去寻啘。耐啥辰光交代拨倪，故歇到该搭来寻耐家主公？倪堂子里倒勿曾到耐府浪来请客人，耐倒先到倪堂子里来寻耐家主公，阿要笑话！倪开堂子做生意，走得进来，总是客人，阿管俚是啥人个家主公！……老实对耐说仔罢：二少爷来里耐府浪，故末是耐家主公；到仔该搭来，就是倪个客人哉。耐有本事，耐拿家主公看牢仔；为啥放俚到倪堂子里来白相？来里该搭堂子里，耐再要想拉得去，耐去问声看，上海夷场浪阿有该号规矩？该歇＇ 勿要＇ 说二少爷勿曾来，就来仔，耐阿敢骂俚一声，打俚一记！耐欺瞒耐家主公，勿关倪事；要欺瞒仔倪个客人，耐当心点！
这种轻灵痛快的口齿，无论翻成哪一种方言，都不能不失掉原来的神气。这真是方言文学独有的长处。
但是方言的文学有两个大困难。第一是有许多字向来不曾写定，单有口音，没有文字。第二是懂得的人太少。
关于第一层困难，苏州话有了几百年的昆曲说白与吴语弹词做先锋，大部分的土语多少总算是有了文字上的传写。试举《金锁记》的《思饭》一出里的一段说白：
（丑）阿呀，我个儿子，弗要说哉。＇ 口罗＇ 里去借点＇亻奢＇ 得来活活命嘿好＇ 口虐＇ ？
（副）叫我到＇ 口罗＇ 里去借介？
（丑）＇ 口五＇ 介朋友是多个耶。
（副）我张大官人介朋友是实在多勾，才不拉我顶穿哉。
（丑）阿呀，介嘿，直脚要饿杀个哉！阿呀，我个天吓！天吓！
（副）来，阿姆，弗要哭。有商量里哉。到东门外头三娘姨哚去借点＇ 亻奢＇来活搭活搭罢。
然而方言是活的语言，是常常变化的；语言变了，传写的文字也应该跟着变。即如二百年前昆曲说白里的代名词，和现在通用的代名词已不同了。故三十多年前韩子云作《海上花》时，他不能不大胆地作一番重新写定苏州话的大事业。有些音是可以借用现成的字的。有时候，他还有创造新字的必要。他在例言里说：
苏州土白弹词中所载多系俗字；但通行已久，人所共知，故仍用之。盖演义小说不必沾沾于考据也。
这是采用现成的俗字。他又说：
惟有有音而无字者。如说“勿要”二字，苏人每急呼之，并为一音。若仍作“勿要”二字，便不合当时神理；又无他字可以替代。故将“勿要”二字并写一格。阅者须知＇ 勿要＇ 字本无此字，乃合二字作一音读也。
读者请注意：韩子云只造了一个＇ 勿要＇ 字，而孙玉声先生在去年出版的笔记里却说他造了＇ 勿要＇ 、＇ 勿曾＇ 等字。这是什么缘故呢？这一点可以证明两件事：
（1 ）方言是时时变迁的。二百年前的苏州人说：
弗要说哉。那说弗曾？（《金锁记》）
三十多年前的苏州人说：
故歇＇ 勿要＇ 说二少爷勿曾来。（《海上花》二十三回）
孙玉声看惯了近年新添的“＇ 勿曾＇ ”字，遂以为这也是韩子云的创造了。（《海上奇书》原本可证）
（2 ）这一点还可以证明这三十多年中方言文学的进步。当韩子云造“＇ 勿要＇”字时，他还感觉有说明的必要。近人造“＇勿曾＇ ”字时，便一直造了，连说明都用不着了。这虽是《九尾龟》一类的书的大功劳，然而韩子云的开山大魄力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我疑心作者以“子云”为字，后又改名“奇”，也许是表示仰慕那喜欢研究方言奇字的扬子云──即《方言》一书的作者汉代人扬雄──罢？）
关于方言文学的第二层困难──读者太少，──我们也可以引证孙先生的笔记：
逮至两书（《海上花》与《繁华梦》）相继出版，韩书……吴语悉仍其旧，致客省人几难卒读，遂令绝好笔墨竟不获风行于时。而《繁华梦》则年必再版，所销已不知几十万册。于以慨韩君欲以吴语著书，独树一帜，当日实为大误。盖吴语限于一隅，非若京语之到处流行，人人畅晓，故不可以与《石头记》并论也。
“松江颠公”似乎不赞成此说。他说《海上奇书》的销路不好，是因为“彼时小说风气未尽开，购阅者鲜，又以出版屡屡愆期，尤不为阅者所喜。”但我们想来，孙先生的解释似乎很近于事实。《海上花》是一个开路先锋，出版在三十五年前，那时的人对于小说不热心，对于方言土语的小说尤其不热心。那时道路交通很不便，苏州话通行的区域很有限；上海还在轿子与马车的时代，还在煤油灯的时代，商业远不如今日的繁盛；苏州妓女的势力范围还只限于江南，北方绝少南妓。所以当时传播吴语文学的工具只有昆曲一项。在那个时候，吴语的小说确然没有风行一时的可能。所以《海上花》出世以后，销路很不见好，翻印的本子绝少。我做小学生的时候，只见着一种小石印本，后来竟没有见别种本子。以后二十年中，连这种小石印本也找不着了。许多爱读小说的人竟不知有这部书。这种事实使我们不能不承认方言文学创始之难，也就使我们对于那决心以吴语著书的韩子云感觉格外的崇敬了。
然而用苏白却不是《海上花》不风行的唯一原因。《海上花》是一部文学作品，富有文学的风格与文学的艺术，不是一般读者所能赏识的。《海上繁华梦》与《九尾龟》所以能风行一时，正因为它们都只刚刚够得上“嫖界指南”的资格，而都没有文学的价值。都没有深沉的见解与深刻的描写。这些书都是供一般读者消遣的书，读时无所用心，读过毫无馀味。《海上花》便不然了。《海上花》的长处在于语言的传神，描写的细致，同每一故事的自然地发展；读时耐人仔细玩味，读过之后令人感觉深刻的印象与悠然不尽的馀韵。《小说史略》称赞《海上花》“平淡而近自然”。这是文学上很不易做到的境界。但这种“平淡而近自然”的风格是普通看小说的人所不能赏识的。《海上花》所以不能风行一时，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海上花》的文学价值终究免不了一部分人的欣赏。即如孙玉声先生，他虽然不赞成此书的苏州方言，却也不能不承认它是“绝好笔墨”。又如我十五六岁时就听我的哥哥绍之介绍《海上花》的好处。大概《海上花》虽然不曾受多数人的欢迎，却也得着了少数读者的欣赏赞叹。当日的不能畅销，是一切开山的作品应有的牺牲；少数人的欣赏赞叹，是一部第一流的作品应得的胜利。但《海上花》的胜利不单是作者私人的胜利，乃是吴语文学的运动的胜利。我从前曾说：
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以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方才有标准的国语。（《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岂但国语的文学是这样的！方言的文学也是这样的。必须先有方言的文学作品，然后可以有文学的方言。有了文学的方言，方言有了多少写定的标准，然后可以继续产生更丰富更有价值的方言文学。三百年来，昆曲与弹词都是吴语文学的预备。但三百年来还没有一个第一流的文人完全用苏白作小说的。韩子云在三十多年前受的曹雪芹《红楼梦》的暗示，不顾当时文人的阻谏，不顾造字的困难，不顾他的书的不销行，毅然下决心用苏州土话作了一部精心结构的小说。他的书的文学价值终究引起了少数文人的赏鉴与模仿；他的写定苏白的工作大大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