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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他带弟弟出外玩耍时，弟弟不慎撞倒，头破血流，要入医院缝针，回家后曾父即以“大刑侍候”。这是曾爸爸打得最厉害的一次，曾荫培现时仍记忆犹新。
“藤条炖猪肉”，就是文武一哥的父亲曾云的教子方程式，曾荫权称，童年时每星期至少被父亲打一次，弟弟曾荫培也下例外。
B、服从严格的训练
虽然父亲如此，但他们兄弟还是服从严格的训练。“打”，并没有损害曾荫权兄弟对父亲的尊重，反而培养了兄弟的待人接物、处事认真，性格谨慎的态度，成了走上青云路的修身独步单方。
时移势逆，曾荫权对昔日“藤鞭式训练”，已有另一番体会。曾荫权说：“我不会体罚儿子，但我认同严格的训练。”严格的训练，当头棒喝的提醒，的确使他能够建立个人的坚毅性格。曾荫权在公务员队伍服务逾三四十年，成为政务司长乃至代理行政特首，而他的弟弟曾荫培，亦擢升为警务处处长，兄弟二人堪称文武一哥，成绩原来是由严父“打”出来的。
曾荫权忆述父亲严打的经过，纵使当时不好受，却始终无损他对父亲的敬爱。
当然，曾云对子女，也决非一味的打骂。父亲对他们的教育，除了言传身教外，最重要的一笔就是要求他们记周记。
自曾荫权升上小学四年级开始，这位严父便要求他与二弟荫培每星期都要写一篇周记，留待他周末回家批改，以了解他们的学业和生活情况。久而久之，连篇的周记，也为曾氏兄弟打下良好的语文基础。当时曾云长期驻守偏远的粉岭，要求曾荫权和二弟每周写一篇周记，留待自己周末回家批改，以了解孩子们的学业和生活情况。这为曾氏兄弟打下了良好的语文基础。
1997年曾父辞世，曾荫权和弟弟曾荫培于1998年以838万元，购回父亲的碧云楼旧居，父子的感情自然可见一斑。
因工作缘故，其父只有假期方可教命。特区“文武双杰”——曾荫权及曾荫培，在接受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系实习刊物《大学线》访问时，诉说不少童年往事。当时没有海底隧道，来往市区和新界的交通十分不便，故曾父往往要在警署留宿，直到假曰方可与家人共叙天伦。当时两兄弟为争取与父亲见面的机会，曾不惜展开“亡命之旅”。
香港骑士曾荫权
第二节、穷人孩子早当家
老人们常说“三岁带来老来相”，意思是说当一个人在三岁时的性格、品行能看出他长大时的样子。
大概从三四岁的时候起，曾荫权便已经开始帮助母亲操持家务，帮助母亲做一些零活，来维持生计。那时，母亲拿回来做的零活，最多的是缝制尼龙袋。他还太小，不会动手缝，就帮母亲做一些其它家务。后来稍大一点，在他的带领下弟弟们也都加入了这个行列，他在帮助母亲做活的同时，还要指挥弟弟们怎样做。
回忆那段日子，曾荫权感慨到：“穷但很开心”。
因为穷，平常的生活很艰苦，就连最便宜的青菜也是很难吃上几口的，最多的时候，是一家人就着几块腐乳下饭，偶尔能够弄点猪油拌饭。只有在一些特别的日子里，比如生日、节假日，母亲才会买上一点青菜或者是一条鱼几两肉什么的，一家人才算是沾上了一点荤腥。那就是难得的美餐了。
在曾荫权眼里，父亲虽然没有读过几年书，但对知识有强烈的渴求，深知知识对于谋生的重要。所以，有一种信念是父亲自始自终没有改变的，那就是无论多穷，他都要送孩子们上学。即使没有能力读上好的学校，普通的学校，也一定要上。
在曾荫权很小的时候便被送进了幼儿园，那时，他们还住在湾仔，他所上的幼儿园是湾仔的慈幼。稍大一点该上小学了，父亲便将他送进了育才小学。接下来，警署给父亲分了一套房子，他们全家搬进了荷李活道的警察宿舍，曾荫权也就转到了警察小学。
警察小学和警察宿舍连在一起，在这里就读的学生，主要是警察宿舍的子女，管理不是太好，教学质量也很一般。
没过多久，由于曾云没有文化，如果呆在市区，很难有升职的机会。一些边远偏僻的地区，因为一般人不愿去，所以，往往是像曾云这样迫于想升职提薪，却又没有太好自身条件的人才愿意去吃苦。曾家搬进警察宿舍不久，曾云便被调到了新界，常驻在粉岭。一方面，因为那里的警力不足，工作繁忙，难以有休息时间，此外，也因为从铜锣湾到粉岭，有很远一段路，乘车需要好几个小时，所以，曾云回家就很少了。
那时，只有十一二岁的曾荫权挑起了家庭重担，协助母亲照顾好弟弟妹妹们。
他的五妹曾璟璇回忆说：“在她的印象中，哥哥像父亲一样严厉，也像父亲一样霸道和固执。父亲不在家的时候，他就是一家之主，他非常有主见，所有的事情，大大小小，他都能拿主意。而且，只要是他决定了的事，就一定不能更改，也没有商量的余地。当然，他毕竟是个孩子，偶尔也有错了的时候。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信，即使是错了，当时也要弟弟妹妹们执行，事后，他也会悄悄地纠正，可在当时，他肯定是不会认错的。”
成年后，妹妹在报上撰文说：“哥哥已决定的事，其他人很难改变。”也许正是因为他“扮演”了父亲的角色，使他后来成为一名“帅才”。
对于这一点，曾荫权承认他从小便养成了主观而且执着的性格，说一不二，立场坚定，不会轻易因为某种观点而改变。
弟弟曾荫培对哥哥最深刻的印象，恰恰是哥哥的独立和敢于承担。
曾荫培说，那时，父亲在粉岭上班，很少回家。母亲非常挂念父亲，总担心他一个人在外边吃不好睡不好，生活上没人照顾。她自己要照顾一大家子人，根本走不开，所以，一有机会便会派上两兄弟去给父亲送点家常菜。
曾荫培回忆说：“哥哥十一二岁时已经很能干了，带着我转几次巴士，由港岛区到粉岭探望在警署工作的爸爸。”他介绍说，那时候的交通远不如现在，没有海底隧道，要从家里乘巴士到码头，坐轮渡海，到了九龙之后，再转乘巴士。若是在今天，孩子十一二岁，家长绝对不敢让他们单独出门。父亲见两兄弟竟然能够来偏僻的粉岭看他，又惊又喜，背后总向别人夸赞自己的儿子能干！ 不仅如此，曾荫权还是一个淘气好动的积极份子。当年住在荷李活道警察宿舍，他喜欢在旁边的鸭巴甸街踏单车。还得意地说：“那里很斜，对门便是海，很多朋友翻过车，我却没事！”曾荫权从小就喜欢打乒乓球。你很难想象，清朝咸丰年代兴建的文武庙，五十年代竟有球桌出租，租用半小时五角港币，两兄弟是这里的常客。同学追问：“听闻文武庙有春秋二祭？”曾笑答：“我对此没多大兴趣，那两天没有乒乓球打。”
香港骑士曾荫权
第三节、神父的特别教诲（1）
曾荫权自幼便在香港接受教育。在湾仔区长大的曾荫权，念过三间小学，分别在慈幼小学念一年级，再转到育才小学升小二，最后在警察小学毕业。
警察小学毕业后，曾荫权进入华仁书院。香港的华仁书院有两间，一间在港岛，另一间在九龙。都是天主教所办，是香港的名校，历史悠久，培养过很多出类拔萃的人才。
这类学校具有极为浓厚的宗教色彩，办学的宗旨，也是弘扬教义，广收教徒。进入华仁书院所必须的一项条件，就是要信奉天主教。一九五七年，他透过当时的小学会考，成功升读区内天主教名男校香港华仁书院，开始七年的中学岁月，也自此选择了天主教作为他的宗教信仰。从那时开始，曾荫权便成了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这种信仰，既为他日后的仕途增加了筹码，也增加了变数。这自然是后话。
同时，他们也会在学费等方面，提供较大的优惠。像曾荫权这样穷人家的孩子，自然读不起私立学校，上公立学校，也需要一大笔费用，进入教会学校读书，是最好的选择。
即使在学费方面有优惠，曾荫权的家，仍然不能够完全承担。毕竟，他的弟弟们大了，大家都需要读书，每个人就是一大笔费用开支。为此，曾荫权不得不利用一切时间和机会赚钱，以便能够减轻父母的负担。年纪还小的时候，能力和资历都不是太够，要找工作，也是找那种相对容易的。到了中四以后，他开始找到夜校去当临时教师。白天在华仁书院当学生念书，晚上还赶到夜校给那些参加补习的年龄甚至比自己大很多的人上课。这一经历，既让他获得了初步的人生经验，又解决了他整个这一阶段的学费，还略有盈余。
在学校期间，别看曾荫权架著眼镜，外表一派书生模样，以为他是只爱读书的典型“书虫”，其实恰恰相反，他不但是校内的活跃份子，而且动静皆宜。中四时，曾荫权与死党黄绍径一同参加校内乙组羽毛球比赛，与中三级对垒，当中包括现任教育统筹局副局长祝建勋。尽管曾荫权始终不敌对手，在比赛中落败，却在后来的当官生涯中，饱赢这曾令他输了球赛的学弟。
除羽毛球外，曾荫权还爱演话剧。他曾与同班同学粉墨登场，参加校内班际话剧比赛，演出英语话剧TheEscape。此剧讲述一七九二年法国大革命期间，一群被囚禁在巴黎监狱的政治犯逃狱的经过，曾荫权就饰演主角SydneyCarton。虽然未能如愿出线，但曾荫权的演出备受师生赞赏，特别是他那雄浑的声音叫人难忘，即使坐在大礼堂后排，也能听清楚每一字一句。
在华仁书院这所学校里，曾荫权遇到了一生中对他影响极大的第二个男人。
对他影响极大的第一个人是他的父亲，第二个男人便是华仁书院的英文老师穆嘉田。这是一名爱尔兰裔的神父，此人和曾荫权的父亲属于一种类型，是那种非常严厉的人。但他又和曾云完全不同，他的行为有些怪异，完全不同于常人。
进入这所由耶稣会神父兴办的教会学校，曾荫权不可谓没有压力，除源自日常繁重的功课外，还有严厉的天主教校风。不过，校园生活带给他的，是受用一生的重要薰陶，特别是中四那年遇到英文科老师、来自爱尔兰的穆嘉田神父（FatherMcCarthy）。
中学就读香港华仁书院，直至预科毕业。曾荫权在中四那年，由于中文科不合格，迫著由原来的乙班降至丁班，被他视为奇耻大辱，决心发奋图强，终能在翌年升上甲班。“凡学生肯努力就会进步，一疏懒即退步。”曾荫权此言决非纯为勉励青少年的空话，原来早在他中学时代已付诸实行。
比如他教学生写英文作文，批改之后，通常都要在课堂上阅读，将好的和不好的宣示出来，让学生知晓。曾荫权从小学习成绩就好，他也一直希望自己在各方面都成为榜样。没料到，在穆嘉田老师那里，他碰了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