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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告慰您，就是张将军对您并无加害之意，只要您答应他们的主张，他们还是忠心地拥护您做领袖。我认为这不仅是张、杨两将军的个人意愿，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许多西洋人也赞同这样的政见。您若是接受他们的主张，今后将更成为世界的伟人；若是拒绝接受，势必将成为渺小的人物。国家和委员长个人的安危荣辱全系于委员长自己心思的一转。”毕竟端纳乃“西洋人”，又是蒋介石信得过的人，以客观立场讲这番话，蒋介石容易听得进。蒋介石致宋美龄的复函，近似于“遗嘱”：“美龄吾妻，余决心殉国，余死后，余之全部财产由汝继承。望汝善视经国、纬国两儿，有如己出，以慰余灵，愿上帝赐福于汝。”端纳于十五日午后返洛阳之后，十六日下午四时再度飞抵西安。端纳又见蒋介石，告知南京“戏中有戏”的一些情况，并转达在洛阳与宋美龄、宋子文通长途电话的内容。宋美龄的一句话，使蒋介石为之一震：“宁抗日勿死敌手！”蒋介石的态度，开始有所转变……虽然他还要摆委员长的架子，虽然他还不肯马上认错。十七日下午，周恩来抵达西安的消息，又一次深深震惊了蒋介石。这意味着“敌手”已伸到西安了……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中共 张 杨结成“三位一体”
周恩来的行动疾如风。他刚抵西安，十七日夜与张学良长谈，翌日晨便前往西安九府街。那里，一幢青砖赭柱的两层楼房，门口悬着“止园”两字，人称“杨公馆”。比之于张学良，杨虎城跟中共的关系更为密切。这不仅因为杨虎城夫人谢葆真是中共党员，杨虎城本人两度申请加入中共，而且杨虎城手下的工作人员中有不少是中共党员。
在张、杨二人之中，首先提出“兵谏”的，是杨。据张学良回忆，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初，当张学良从洛阳向蒋介石祝寿回来，跟杨虎城谈起了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不满时，杨虎城问他：“你真的决定要抗日？”张学良答曰：“当然。”这时，杨虎城说了一句令他永远难忘的话：“等蒋委员长来到西安，我们可以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张学良大为吃惊，以至久久地说不出一句话来。
杨虎城则沉默着，等待张学良的反应。
张学良终于说话：“让我先想想再讨论这个问题。”紧接着，张学良又补充道：“请相信我决不会把你的话告诉任何人。”后来，又有一回，张学良跟杨虎城说及劝蒋无效，杨虎城很坚决地说：“软说不行就硬干！”张学良这一次听进去了，他想了想，答道：“刚柔相济，刚柔并用。”于是，张学良与杨虎城商定，对蒋介石进行最后的诤谏。“柔”不行的话，那就来“刚”——“兵谏”。
后来，就连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也这么写及西安事变：“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者，则为杨虎城。”蒋介石：《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七十五至七十六页，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一九五七年版。
曾采访过杨虎城的英国记者贝特兰，也在他的《杨虎城传》一书序言中写及：“正是杨虎城说服了少帅，只有运用兵谏战略，抓住最高统帅，才有希望使他们停止对共产党作战，并团结全国共同抗日。”詹姆士·贝特兰：《杨虎城传》英文版序言（一九八○年）。
不过，也正因为杨虎城一开始就主张“兵谏”，所以他在发动西安事变时，再三关照部下：“必须给我捉回活的蒋介石，不要死的蒋介石。如果打死了他，即要你偿命。谁打死了他，都以军法从事！”周恩来前去拜访杨虎城，自然非常融洽。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杨虎城表示问候，表示对西安事变的支持。接着，周恩来便说及昨夜跟张学良会谈的情形。
杨虎城听罢，颇为感慨。他说，他原以为中共跟蒋介石有十年的血海深仇，知道捉住了蒋介石，虽不至于立即杀蒋，但也决不会轻易主张放蒋。
周恩来说：“蒋介石本人，现在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因此，促使他改变政策，实现对日作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杨虎城道：“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就这样，周恩来成功地构筑了“张、杨、中共”这“三位一体”。原先，中共只是分别与张、与杨秘密联络，杨不知张与中共的联系，张不知杨与中共的联系。如今，张、杨、中共三方结为一体。此后，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之中，便以张、杨、中共为一方，国民党政府为另一方。周恩来不愧为统战高手，有了张、杨，中共的“砝码”更重了。当然，在与周恩来的交谈中，杨虎城也透露了自己的隐忧：“共产党和国民党是敌对的党，地位上是平等的，对蒋可战可和。我是蒋的部下，如果轻易放蒋，蒋一旦翻脸，我的处境就和共产党有所不同了。”顺便提一笔，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消息极为灵通，他的“黑室”发挥了莫大作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位名叫亚德莱的美国人，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Black Chamber”，即“黑室”，负责侦译密码电报。杨虎城也设立了“黑室”。那“黑室”名副其实：设在新城大楼（亦即最初拘押蒋介石之处）的最底层地下室，光线暗淡，还遮以黑布。在“黑室”里工作的是杨虎城的机要秘书李致远。
李致远原名李直峰李直峰：《杨虎城将军设置的“黑室”》，《上海文史》，一九九一年第三期。，由中共党员南汉宸引见，任杨虎城机要秘书。这“黑室”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侦译了蒋介石、阎锡山堵击红军的许多密码电报。西安事变时，缴获了胡宗南驻西安办事处特印密电本以及军政部的双码代码密电本，侦译了“讨逆”总司令何应钦指挥三十个师扑向西安时的作战计划、兵力部署、作战命令、口令信号、陆空联络符号等等。这样，“三位一体”对于南京方面部队的动向了如指掌！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苏联否认“莫斯科魔手”
西安本来已经够热闹的了，如当时英国《泰晤士报》称西安已成了“一个歌剧场”。在热闹之中忽地又爆出耸人听闻的消息：红旗插遍古城西安！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南京已纷传“共党策动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是中共的阴谋”，“中共要把西安造成马德里”，“西安已脱离中央（引者注：指国民党中央），投奔中共”……眼下，西安一家名叫“雷电社”的电台，向国内外播发了“红旗插遍古城西安”的消息，南京更是据此证明张、杨“投奔中共”。
就连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在采访毛泽东时，也提出了这一问题：史问：许多人不但说西安事变是共产党干的，而且说在城墙上红旗高悬……究竟事实如何？毛答：关于西安插红旗一类的事，大概只有日本人和汉奸看见了罢。史沫特莱：《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载《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诸问题》，一九三七年。
据那位在杨虎城“黑室”中工作的李直峰回忆，经“黑室”电台监查，发现竟是东北军的一个电台，在播发“雷电社”消息！周恩来马上指示东北军内的中共党员，细查此事。一查，才弄明白：东北军中的几位青年军官参加扣蒋行动，在华清池蒋介石行辕缴获了一部电台。于是，他们便以“雷电社”的名义，向外发布消息，自以为是做“革命宣传”。这些年轻人没想到，他们以无线明码发布的新闻电报，在外界引起了混乱。经周恩来劝阻，这个“雷电社”才宣告结束……这“雷电社”小插曲，倒是表明了南京方面以及海外对于中共的一举一动，是何等关注。理所当然，日本和苏联方面的态度，也是众所关注的。
日本外务省在十三日晚，便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日本政府方针，应以慎重态度，静观事态之推移情形。”日本的《朝日新闻》，则印出号外，大字标题是《支那政局全面混乱》，报道“蒋介石氏突被监禁”，“张学良氏兵变指挥”，还有“张学良氏自己保身”，与“共产军妥协”等等。日本的《日日新闻》，则称“张学良兵变”背后乃是“莫斯科魔手”在操纵！苏联的表态，出人意料。苏联并不支持西安事变，反而指责这是日本玩弄的政治阴谋！十二月十四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社论，指责“此次张学良兵变”与“亲日派有密切关系”。社论说：张学良早有无穷机会可以抵抗日本侵略，其兵士亦充满抵抗之决心，然张将军本人则一贯采取不抵抗政策。现在渠乃以抗日运动为投机，高揭抗日旗帜，实际则转使中国分裂，使其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者之牺牲品。
十二月十七日，《真理报》的国际评论说得更明白：最近从中国得来报告证实张学良之叛变纯为日在中国之新阴谋，其目的乃阻碍中国之统一，及日益普遍之抗日运动。
世界新闻界评论，完全证明日方嫁祸他人，伪称张学良叛变乃“莫斯科魔手”之伎俩，业已失败，张氏之叛变及日德协定之直接结果，其目的及任务为煽动战争。
与此同时，苏联外交部则通过外交途径，向南京政府声称：苏联与张学良“无关系”，与中国共产党也“无任何联络”，甚至共产国际也与苏联“无关”，“因此对中国共产党之行动不负任何责任”。苏联外交部还表示，对于中国一部分报纸散布西安事变与苏联有关的“流言”，感到“非常惊异愤慨，希望中国政府设法阻止”。与之针锋相对的，则是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于十三日召见苏联驻中国代表，明确地提出：“西安之事，外传与共党有关，如蒋公安全发生危险，则全国之愤慨，将由中共而推及苏联，将迫我与日本共同抗苏。”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
南京政府自然并不相信苏联外交部所声明的与中共“无任何联络”、与共产国际“无关”之类话，称之“此地无银三百两”！须知，陈立夫在西安事变一发生，便急寻潘汉年，为的是通过潘汉年给共产国际发电报，借共产国际对中共施加影响——苏联外交部的声明显然纯系外交辞令！
在十二月十四日晚，中共中央在保安便从塔斯社的英文广播中，知道苏联《真理报》社论的内容，议论纷纷。倒是张闻天在苏联学习过多年，对此作了解释：苏联有难言之隐，“只能这样说”，否则会引起“与南京对立”。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斯大林反对“倒蒋”
苏联的“难言之隐”，说穿了，无非是想避免日本以及其他国家借西安事变，抨击“莫斯科魔手”罢了。苏联对张、杨的批评，实际上是苏联外交政策实用主义的一种表现。
西安事变刚一发生，中共中央便在十二日晚十二时、十三日凌晨四时、十三日下午四时，三次电告共产国际。
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