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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发生轰动中外的“《新生》事件”。《新生》是一家周刊，在第二卷第十五期发表了署名易水的《闲话皇帝》一文。文中写道：“目下的日本……舍不得丢弃‘天皇’这一个古董，是企图用天皇来缓和一切内部各阶层的冲突，和掩饰了一部人的罪恶。”“在现今的皇帝中，最可怜的，恐怕还要数伪满洲国的伪皇帝溥仪了……”此文发表之后，日本驻沪总领事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居然以妨害“邦交”为由，由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判处《新生》发行人杜重远有期徒刑一年零两个月。
杜重远是吉林怀德县人，与张学良私交颇深。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下旬，张学良由南京来沪时，看望了正在狱中的杜重远。杜重远的一句话，深深打动了张学良的心：“不联共抗日，就是空谈抗日！”张学良听进了杜重远的话。二十多天后，他在沪秘密会晤了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李杜是辽宁义县人，年长张学良二十多岁，曾在奉军任职，担任过长春戒严司令、东北陆军第十五师师长，被授陆军中将衔。“九一八事变”后，任吉林自卫军总司令，揭起抗日大旗。他曾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上了庐山，面谒蒋介石，提出组织东北义勇军四条政见，被蒋介石所拒绝。张学良在上海见到了老部下李杜，颇为欣喜。言谈之中，李杜的意思与杜重远完全一致：“联共抗日！”张学良知道李杜虽不是中共党员李杜后来于一九四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九年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一九五六年病逝于重庆。，但与中共有联系。张学良以为中共中央在上海，便托李杜与中共联系能否与中共领导人
商谈联合抗日之事。李杜果真有办法。一九三六年三月初，李杜从上海给张学良发来电报：“寻找的朋友，已经找到。”张学良当即派了高级参谋赵毅前往上海，把李杜所介绍的“朋友”接往西安。三月十一日，张学良跟这位“朋友”首次见面。这位“朋友”便是刘鼎！刘鼎作为中共代表，留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而对外则称是“秘书”。张学良主动找中共联系，中共也主动找张学良。张学良部将高福源，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在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军所俘，进入中共所办“东北军军官政治学习班”。经过学习，高福源转换了思想。一九三六年一月，高福源携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的信件抵达洛川，第一次沟通了中共中央与张学良的联系。后来，高福源经常往返于洛川和瓦窑堡之间。由于高福源的奔走，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出面了。在高福源的陪同下，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李克农冒着鹅毛大雪，在洛川与王以哲见面、会谈。接着，三月三日，张学良又亲自驾机从西安飞抵洛川，与李克农密谈。张学良向李克农提出，希望晤面毛泽东或周恩来……经过高福源、李克农、刘鼎秘密地穿针引线，终于促成了肤施教堂里周恩来和张学良的彻夜长谈……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毛泽东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
周恩来虽说是跟张学良头一回见面，但两人才说了几句话，便猛然缩短了距离。据周恩来回忆，他跟张学良一见面便说：“我是在东北长大的。”张学良当即接上去说：“我知道，我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起过。”张伯苓，天津人氏，曾创办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后来，在一九四八年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周恩来十五岁时就读于南开中学，校长便是张伯苓。周恩来觉得奇怪，张学良怎么也是张伯苓的学生？张学良笑道：“我原来抽大烟、打吗啡，后来听了张伯苓的规劝，完全戒除了，因此拜张伯苓为师。”笑罢，张学良又道：“我和你同师。”这别具一格的寒暄既毕，双方便切入正题。对于共同抗日，双方无须多言，早已一致：日军占据了东北军的老家，使他们背井离乡来到西北，东北军全军上下抗日一心，与中共的抗日主张完全吻合。
周恩来跟张学良会谈的核心是如何对待蒋介石。
周恩来说明了中共的立场：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安内”即“剿共”，因此中共不能不针锋相对地提出“抗日反蒋”。周恩来说：“愿闻张将军意见。”张学良直率陈言。他认为红军是“真抗日”的队伍，这毋庸置疑。蒋介石呢？据他观察，蒋介石也可能抗日，“抗日反蒋”这口号不利于团结抗日。张学良说明了自己的理由：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又是国民党的主流派。如果反蒋，势必抛弃了国内最大的一支力量。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这固然是错的，但蒋介石并未降日。蒋介石现正在歧路上。
张学良说：“在国民党要人之中，我只佩服蒋介石，他尚有民族情绪和领导能力，故寄希望于蒋介石抗日。但是，蒋介石左右也有很多亲日派，使他不能下抗日决心，而且处于极度矛盾之中。我主张，我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促使蒋介石改变错误政策，走抗日之路。如果蒋介石真的降日，那我就辞职另干！”周恩来非常仔细地倾听着张学良这番“抗日必须联蒋”的主张，以为颇为在理。周恩来说：“作为我个人，赞同张将军意见。但这是个大政策，我要回去，带上张将军的意见，提请中共中央考虑、决定。”对于周恩来的表态，张学良觉得很为满意。双方推心置腹，充分信任。会谈直至翌日凌晨四时结束。临别，张学良把《申报》六十周年纪念印制的我国第一本比较精确的高投影彩色地图赠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共同保卫中国！”周恩来离去时，原本一行五人，此时变成了六人——刘鼎亦随他前往瓦窑堡，向毛泽东汇报。对于中共改变“反蒋抗日”口号，张学良的意见起了重要作用。
真巧，就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夜十二时——那时周恩来正在肤施跟张学良密谈，毛泽东发给洛甫（张闻天）的电报中，便写道：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在此时机发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的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文献和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四期。
毛泽东所说的“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讨蒋”，即“反蒋抗日”或“讨日讨蒋”。周恩来一行离肤施不久，遇大雨，不得不中途住十里铺，于四月十二日回到了瓦窑堡，向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汇报了肤施天主教堂密谈的内容，特别是转达了张学良的“联蒋抗日”的意见。毛泽东接受了张学良的意见。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联名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不再像往常称“卖国贼蒋介石”了，而是以“蒋介石氏”这样中性、不褒不贬的称呼相称。《通电》向南京政府“诸公”进言：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的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中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语云“千夫所指，不病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诸公深思熟虑之。《红色中华》，第二七六期，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六日版。这一段话，有着鲜明的“毛氏笔法”的特色。虽朱毛联名通电，显然出自毛泽东笔下。到了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内部指示，则明确地指示全党改变“抗日反蒋”的口号为“逼蒋抗日”：（一）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二）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杨虎城曾两度申请加入共产党
周恩来跟张学良会谈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又匆匆离去。翌日——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四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张杨两部关系由你统一接洽并指导之，以其处置随时告我们，我们一般不与发生关系，对外示统一，对内专责成。”毛泽东此处提及的“杨”，即杨虎城。杨虎城与毛泽东同庚，都生于一八九三年，他是陕西蒲城人氏。杨虎城本名杨，这是一个很冷僻的名字，念“忠”。后来以号为名改为杨虎臣，据其女杨拯英告诉笔者一九九一年四月二日采访于西安。，杨虎城与谢葆真恋爱时，情书署“呼尘”，即“虎臣”谐音。一九二六年，他主持陕西军务，在吴佩孚部将刘镇华入陕时，他和李虎臣一起坚守西安，人称“二虎守长安”。为表守城之志，两人均改名“虎城”，即杨虎城、李虎城，一时传为佳话。后来，杨虎城竟以此名传世。杨虎城在一九二四年加入国民党，旋任国民军第三师师长。一九二九年投归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十四师师长。不久，任十七路军总指挥，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成为陕西权重一时的人物。他的军队大多是本地兵，称“西北军”。与张学良的东北军一样，西北军也非蒋介石嫡系。
一九三三年三月，蒋介石派嫡系胡宗南部队进入甘肃，以钳制杨虎城。同年六月三日，蒋介石突然宣布解除杨虎城的陕西省政府主席之职，委派邵力子替代。于是，蒋、杨矛盾日益明显。自从张学良的东北军入陕，张、杨两将军很快就结为挚友，因为他们都主张抗日，主张联共，而且又都与蒋介石有着矛盾。比起张学良来，杨虎城与中共的关系更深，杨虎城甚至两次申请过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在一九二七年，当杨虎城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路军总司令时，他的四周便一片“赤色”：军部秘书长蒋听松是中共党员，军部政治处处长魏野畴是中共党员，第一师参谋长寇子严、第二师政治处处长曹力如也都是中共党员。他办了个军事学校，校长南汉宸也是中共党员——后来，南汉宸曾出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中国银行董事长。给了杨虎城以极大影响的，还有一位让人意想不到的小小女子。她便是前文已经提及的谢葆真。
据杨拯英告诉笔者，谢葆真原名谢宝珍，西安人，比杨虎城小整整二十岁。
一九二七年，十四岁的谢葆真剪掉了辫子，换上军装，成为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政治部所直辖的前线工作团团员。这个工作团，近似歌舞团。政治部部长乃中共党员刘伯坚，他早在一九二二年便加入共产党，担任旅欧总支部书记。工作团团长乃中共党员宣侠父，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受刘伯坚、宣侠父影响，小小年纪的谢葆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谢葆真被调往正驻守在安徽省太和县的杨虎城部队的政治处宣传科工作。杨虎城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