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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七十年代以前较通行的教材是董同的《汉语音韵学》和林尹的《中国声韵学通论》，近年则有五六种教科书，也标志着该地区音韵学的发达。
4音韵学史
在音韵学高度发达的条件下，音韵学史的整理与研究就提上了日程。自三十年代出版了张世禄的《中国音韵学史》（八十年代由中华书局重印）以后，这方面的专著还不多，有赵诚的《中国古代韵书》（1979）和周斌的《汉语音韵学史略》（1987）。在全面论述中国古代语言学的专著里，音韵学史一般占有较大的比重。如王力的《中国语言学史》（1963—1964年发表过，1981年出书）、何九盈的《中国古代语言学史》（1985）、濮之珍的《中国语言学史》（1987）、李开的《汉语言学研究史》（1994）等。
断代的音韵学史有几种著作问世。王力的《清代古音学》（1992）全面总结了从顾炎武到章炳麟、黄侃的上古音研究，评论其成就、得失。李葆嘉的《清代上古声纽研究史论》（1996）搜抉清人的上古声母研究资料很全面。台湾陈新雄的《六十年来之声韵学》（1973）简要回顾了七十年代以前的音韵学研究状况。应裕康的《宋元明三代韵书之研究》涉及了一个较长历史阶段的音韵学的发展。对于现代音韵学的历史，何九盈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史》谈得较周到。杨剑桥的《汉语现代音韵学》对几个热门的或争议较大的问题作重点讨论，介绍了多家的意见。建国以来音韵学发展历程的总结，体现在前几年的一些文章内。1989年，唐作藩、杨耐思发表《四十年来的汉语音韵学》一文，对五十年代以后的音韵学作了客观的述评。1992年，在《中国语文》编辑部组织的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学术讨论会上，有邵荣芬、唐作藩、李新魁宣读了这类题目的文章。对古代音韵学家个人及其著作的评论文章则更多。
对近代和现代音韵学名家的研究也开始活跃，台湾在这方面更为积极一些。当前的研究集中于黄侃、高本汉、李方桂、王力这几家。
5工具书的编纂和论文索引的编录
近二十年编纂的音韵学工具书的数量也很可观。除了前文提到的《广韵》、《切韵》音系的工具书以外，还有丁声树的《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958，1981重印）、唐作藩的《上古音手册》（1982）、郭锡良的《汉字古音手册》（1986）等。曹述敬主编了我国第一部《音韵学辞典》，收词目2382条。李新魁、麦耘编的《韵学古籍述要》，收1911年以前的音韵学古籍五百余种，分为八类，各作提要。
1980年以前的音韵学论文已在《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乙编）著录。1978年以后的语言学论文数量大大增加，张渭毅、张丽娟把历年的音韵学论文编录汇集，连续刊登在第十四期以后的《音韵学研究通讯》上，为语言学工作者查检论文提供了方便。
台湾的竺家宁、姚荣松所编集的台湾地区音韵学论著目录不仅在台湾发表，也在大陆的《音韵学研究通讯》和《中国语文》上刊登，是两岸信息交流的一个组成部分。
6韵书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古籍的出版
《切韵》系韵书资料的搜集整理，以周祖谟的《唐五代韵书集序》（1983）为最重要。该书汇集了敦煌、新疆、故宫等地所发现的各种唐五代写本、刻本韵书的残卷、残页的照片或抄本，共计三十余种，并附以考释，分析各书的本来面貌，列有多种比较表，从中看出《切韵》以后至五代韵书的发展源流。香港余永的《新校互注宋本广韵》（1993）也颇见功力，并附有索引，使用方便。此外还有张金泉、许建平的《敦煌音义汇考》（1997）。
相比于前两个阶段，本期重印的音韵学古籍也为数不少。如北京市中国书店出版的泽存堂本《广韵》，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南宋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建宁黄三八郎刻本《钜宋广韵》，中国书店、中华书局、上海古籍等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几种《集韵》，其他还有宋本《切韵指掌图》、明讷庵本《中原音韵》、顾炎武《音学五书》等系列古音学专书等。
六、总结与展望
从以上的回顾可以看出一个世纪以来汉语音韵学走过了几起几落的曲折道路，前期第二阶段、后期第三阶段是两个辉煌时期。音韵学的兴衰与国家治乱、社会环境、学术文化潮流、教育事业都有直接的关系。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我国的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人文科学纷纷建立起来，音韵学的变革、发展是与那时学术界的整体潮流同步的。日寇侵华给我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打断了音韵学的发展势头。建国以后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和语言政策本来给音韵学造成良好的契机，但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冲击却使音韵学跟其他学术一样气息奄奄。近年音韵学之所以能够重获生机并达到空前的繁荣昌盛，就是由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放弃了“以阶段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而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上来，为各类学科提供了机遇，给了知识分子发挥才干的条件；再加上人才辈出，信息交流便利，学术社团的组织工作得力，各种因素的互相推动，把音韵学推到了一个巅峰。
汉语音韵学未来的发展前景将会如何呢？
音韵学在未来的发展，仍然取决于它的自身生命力的强弱和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历史的造就与社会的需求赋予音韵学以强大的生命力，它的发展前景一定是广阔、久远的；对音韵学有影响的各种外部因素又是多变的，我们不可能为它的未来设计一个精确的蓝图，或者具体地预言它的进程；但是根据所具备的条件和当前研究动向，考虑环境因素，可以对某些发展趋向作出推测。
现代音韵学是传统的材料、方法与现代语言学理论、观念、方法相结合的产物，它在将来还需要走继承优良传统、吸收外来新鲜事物与创造新方法新理论的“三结合”道路。它的研究对象是历代汉语音系，不能舍弃古代的丰富材料，也还要继承发扬那些至今有效的古代的研究方法，并从现代语言学的眼光去重新认识古代遗产的价值，更好地发挥其效用。在今后信息高度发达的世界里，音韵学将随时与世界的语言学界发生密切联系，吸取新的理论和方法来补充、丰富自己；当今的汉语音韵学已经走向世界，许多国家有人从事汉语音韵学的研究，它成了世界性的学科，将在中国学者与各国汉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向前发展。
过去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是以民族共同语的发展为主线的，这仍将是今后的基本方向；但古代方音的研究已经受到重视，方音史将会进一步加强而走向成熟。现代汉语方言调查的步步深入，使人们有了更多的方音知识，对方言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认识得更加全面，为古方音的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依据；同时也提高了构拟历代各种音系的能力，可以预期能帮助音韵学家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汉藏语系诸语言的研究正如日中天，其研究成果对汉语的古音研究十分重要。尤其是上古音的构拟，从前以内部拟测法为主要方法，现在则有了条件进行历史比较，展宽了研究途径，甚至有可能解决一向存在的重大分歧，使学界的构拟系统趋于一致。
现代化的社会生产力给学术研究带来新的手段和装备，当今电脑的迅速普及也将大大影响音韵学，促成音韵学研究工具和方法的变革。若干年前国内已经有学者朝着这个方向迈步，目前不断有进展，其前景是可观的。
总结历史经验和研究方法是摆在音韵学家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特别是在音韵学研究全面高速发展之后，材料的研究取得巨大成就，对古音系的了解越来越多，很需要进行经验的总结和方法的进一步审视，为以后提供借鉴。这方面的工作已经有人在做，当世纪交替之际，可以预期有圆满的结果。
我国的教育事业正在发展，国民文化水平不断提高，音韵学再不像从前那样只属于少数人，而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掌握，它对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乃至于提高全民文化素质都会起重要作用。在这样的形势下，音韵学者应承担起进一步普及音韵学知识的职责，也要研究如何加强音韵学的实用功能，发挥它在文化建设中的效用。这是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参考文献
陈新雄《六十年来之声韵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
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第三章，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第三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隋晨光主编《中国语文索引（1952—1992）》（第二部分之“古代与通代语音”），商务印书馆，1996
唐作藩杨耐思《展望九十年代的汉语音韵学》，《语文建设》1990年第4期
唐作藩杨耐思《四十年来的汉语音韵学》，《语文建设》1989年第5期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第四章，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王立达《汉语研究小史》第二章，商务印书馆，1959
张渭毅《汉语音韵学论文目录》（1978—1993），《音韵学研究通讯》第14—18期
张渭毅《汉语音韵学论文目录》（1994—1996）（未刊稿）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1900—1949，第二部分汉语—音韵），科学出版社，1965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乙编，增订本，1950—1980，第二部分之“古代与近代语言”），商务印书馆，1983
唐作藩湖南邵阳市人，1927年5月生，1953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毕业，1954年随系调到北京大学。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评委会委员、北京市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主要著作有《汉语音韵学常识》、《古代汉语》（合作）、《上古音手册》、《音韵学教程》、《四声等子研究》、《普通话语言史话》等。
耿振生河北望都县人，1952年生，1982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1988年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论著有《明清等韵学通论》、《论近代书面音系研究方法》、《十八世纪的荆溪方言》等。
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贰二十世纪的汉语训诂学
第二章 二十世纪的汉语训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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