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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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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周、陆的研究,宋代汴洛语音声母系统有如下特点:
  (1)浊音清化。在音一、音五、音六、音十一、音十二中,群、、定、从、床、澄诸母都按平仄分为二类,仄声与全清相配,平声与次清相配。这反映邵氏方言中浊声母已清化,按平仄变为送气与不送气的清声母。
  邵氏音图中,音二的疑母,音三的明母,音四的微母,音七的泥母、来母,音十的日母也都分清浊,上声字归清,其余三声归浊。令人费解。周祖谟、陆志韦、雅洪托夫、冯蒸都对此有所解释,但都不能令人信服。有待进一步研究。
  (2)非敷奉合并。
  (3)床禅无别。音十第二竖行应是禅母字,但例字“士”属床母。音十一第四竖行应是床母字,但例字“辰”是禅母。
  (4)知组与照组相近。音十二是知组,排在音十一照组后面,而不与端组相次。周祖谟认为“其读音或已与照组相混”,周氏的拟音干脆将二者拟为同一套辅音。“过犹不及”,邵氏方音知、照两系只是相近,并未合一,如果合一,则邵氏所举知、照系例字应混为一行。周氏的说法靠不住。
  邵氏方音韵母系统的特点是:
  (1)韵类与《四声等子》大致相同。不同者,果假合为一类,宕江合为一类,梗曾合为一类,蟹摄细音与止摄合为一类。
  (2)入声韵与阴声韵相配,说明入声韵尾已弱化为喉塞音。
  对此,诸家有不同的看法。周祖谟认为入声韵尾已经消失(p尾除外),陆志韦认为t,k韵尾已经变得近乎元音的收声了。陆氏将第五声、第四声的入声韵尾拟为和,第一声的入声韵拟为。竺家宁认为邵氏方言的入声并未完全失去辅音韵尾,而是弱化为喉塞音韵尾。我们同意竺氏的意见。
  (3)止摄精组字的韵母已经由i变为或。这是周祖谟的观点,他说:“止摄精组字皆列为一等,其韵母必由i变而为,同时知组字亦必变而为,故今拟为i、、三类。”陆志韦的观点与周氏相近,但他并不同意拟作舌尖音,他认为应是一个“近乎”的音。
  周陆二位的主要证据是“音图”中“自、思、寺”三字列为“开”类(一等),列于开类就一定读。恐怕没有这么简单。与“自”同行的“在”列在“发”类(二等),与“思”同行的“三”也列在“发”类(二等),“在”“三”皆一等字,最有资格列一等的,应是“在”“三”二字,邵氏将它们列为二等,当另有原故,但并不是“自”“思”读所致。这个问题还可以再讨论。
  2。朱熹反切的研究
  研究朱熹反切的论文有:许世瑛《朱熹口中已有舌尖前高元音说》(《淡江学报》第9期,1970)、《从诗集传叶韵考朱子口中鼻音韵尾及塞音韵尾相混情形》(《文史季刊》,1、3期,1971)、《从诗集传叶韵中考广韵阴声各韵之并合情况》(《辅仁学报》2期,1972)、《从诗集传音注及叶音中考中古声母并合情况》(《淡江学报》,11期,1973),王力《朱熹反切考》(《龙虫并雕斋文集》第3集),赖江基《从诗集传的叶音看朱熹音的韵系》(《音韵学研究》第2辑,1986)。
  研究朱熹反切,主要是研究朱氏“叶音”的反切。朱氏“叶音”反映的音系究竟代表什么音?学界有一个基本的看法,即代表南宋时期的读书音。这固然不错,但我们认为,还应加以限制,朱音是带有方音色彩的南宋读书音。
  据诸家的研究,朱熹反切的声母共21个,有如下特点:
  (1)浊音清化。全浊声母平声变次清,仄声变全清。(2)知章合并,庄组字一部分并入章组,一部分并入精组。(3)泥娘合一。(4)非敷奉合一。(5)喻母归影。
  朱熹反切的韵母共有32部,其特点是:
  (1)纯二等韵大都转入相应的一等韵和三、四等韵,导致韵部的急剧减少。与朱翱反切比少了9部。
  (2)产生了新的“资思”韵“”。许世瑛、王力、赖江基的观点完全一致,但刘晓南、蒋冀骋对此提出了异议,朱切的止摄精组字通过叶音然后与支齐韵相叶者,并不是表示已产生了资思部,而是闽方音的反映。参蒋冀骋《近代汉语音韵研究》。
  (3)歌戈与麻分立。
  (4)齐祭废入止摄成为支齐部。
  朱熹反切在声调方面的特点是:平声不分阴阳,浊上已变去(浊上变去始于唐五代,宋代已完成)。
  诸家都是依朱熹反切来研究宋代语音的,其结论虽是大同小异,但何以有这种异?值得探讨。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是否注意了语音的系统性?是否注意到了方言的影响?如王力“萧宵肴豪”分为二,赖江基分为三。王力从语音的系统性出发,将它们两分,因为朱切中二等韵大多转入相对应的一等韵和三四等韵中去了,故“肴”韵不应独立。赖氏未意识及此,只从反切相混的频率出发,将“肴”韵独立,故为三。他如赖氏“真青”部的确定,即是未顾及方言影响的结果。
  3。宋代诗词用韵的研究
  研究宋代诗词用韵的主要目的是探讨韵母情况。在这方面用力最勤、收获最多的当推鲁国尧。鲁国尧的宋词研究系列论文是:《宋代辛弃疾等山东词人用韵考》(《南京大学学报》1979。2)、《宋代苏轼等四川词人用韵考》(《语言学论丛》第八辑)、《宋代福建词人用韵考》(《语言文字学论文集》,上海知识出版社,1989)、《宋元江西词人用韵研究》(《近代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1992)、《宋词阴入通叶现象的考察》(《音韵学研究》第2辑)、《论宋词韵及其与金元词韵的比较》(《中国语言学报》第4期,1991)。此外,还有姜聿华《宋代北方籍词人入声韵分部考》(《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7。3)、程朝晖《欧阳修诗词用韵研究》(《中国语文》,1986。4)、唐作藩《苏轼诗韵考》(《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朱晓农《北宋中原韵辙考》(语文出版社,1989)。
  鲁氏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
  (1)对宋词用韵作了穷尽性的研究,填补了宋词用韵研究的空白。
  (2)得宋词韵18部(阴声7部,阳声7部,入声4部),批评了毛奇龄、纪昀的宋人词韵漫无定纪、不足推求的观点。并对各部的通叶现象进行了分析,知其分而知其合。
  (3)研究中注意了时代和地域的差别,有较强的科学性。
  4。对音材料的研究
  宋代对音材料主要有梵汉对音和西夏汉对音。梵汉对音主要是宋初和尚天息灾、施护的译著中的对音材料,研究成果为:张福平《天息灾译著的梵汉对音研究与宋初语音系统》、储泰松《施护译音研究》(《薪火编》,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天息灾、施护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反映的是宋初中原的语音系统。研究西夏汉对音的学者有日本的桥本万太郎,我国台湾学者龚煌城,宁夏学者李范文。李范文的《宋代西北方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是集大成之作。作者在研究西夏汉对音材料《掌中珠》的基础上,参照现代方言,构勒出了宋代西北方音的语音系统,与罗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前后相承,堪称双璧。范书的主要贡献在于:
  (1)对《掌中珠》的两种抄本进行了校勘,对《掌中珠》的注音加以释读,并对其中的附加符号进行了考释。
  (2)考订出西夏语的声母系统和韵母系统。西夏文并非拼音文字,它的音系要通过反切系联(西夏文献《文海》注有西夏文反切)和汉字注音的对比研究才能获得。李氏的考订是有意义的。在此基础上,李氏又构拟了宋代西北方音的语音系统,填补了宋代西北方音研究的空白。
  此书的不足之外:对汉语本身的特点尤其是现代宁夏方言的特点注意不够,受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的影响太深,有些地方为了与罗书一致,不顾西夏汉对音的语言事实。
  (三)金元语音的研究
  1。《改五音集韵》和金元词曲用韵的研究
  《改五音集韵》研究的主要成果是宁忌浮《校订五音集韵》及其前言,宁氏通过对韩道昭《五音集韵》的校订,发现了此书隐含的第二语音系统,即韩氏口语音系。声母方面的特点是:全浊声母清化;照二与精相混;非敷相混;彻穿相混;影疑与喻相混。韵母方面的特点是:三四等韵合流;东钟合并;脂微合一;鱼虞合一;齐归于止摄;真欣、文谆相混;清青、盐凡相混;元韵归山摄。
  发现韩书隐含的第二语音系统,是宁忌浮的一大贡献,第二语音系统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北方汉语的声韵情况,为我们进一步研究金元北方汉语提供了资料。
  研究金元词曲用韵并取得较大成绩的是鲁国尧等。其成果为:鲁国尧《元遗山诗词用韵考》(《南京大学学报》,1986。1)、《白朴的词韵和曲韵及其同异》(《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白朴曲韵与〈中原音韵〉》(《中原音韵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此外还有:廖英《关汉卿戏曲的用韵》(《中国语文》1963。4)、《诸宫调的用韵》(《中国语文》1964。1),周大璞《〈董西厢〉用韵考》(《武汉大学学报》19632),曹正义《元代山东人戏曲用韵析略》(《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1。2),姜聿华《黄公绍词韵与〈古今韵会举要〉》(《吉林师院学报》1984。3),李爱平《金元山东词人用韵考》(《语言研究》1985。2),刘青松《王恽诗词用韵研究》(《古汉语研究》1996。4),徐健《刘知远诸宫调残卷用韵考》(《古汉语研究》,1997。2)。
  鲁国尧将元遗山词韵归纳为18部。遗山词的韵系正处于《中原音韵》韵系的前期阶段,二者十分接近。他们的异同,可看出语音演变之迹。
  白朴及元代曲家的用韵研究,可与《中原音韵》的韵系相互参证,很有参考价值。这类的价值有待进一步深入。
  2《中原音韵》的研究
  研究《中原音韵》是近代汉语语音研究的重要课题。自罗常培《中原音韵声类考》(《史语所集刊》2本2分,1932)发表以来,研究者代有其人。赵荫棠《中原音韵研究》、陆志韦《释中原音韵》(《燕京学报》31期,1946)是其翘楚。五十年代以后,对《中原音韵》的一些问题进行过讨论。文章有:赵遐秋、曾庆瑞《中原音韵音系的基础和“入派三声”的性质》(《中国语文》1962。7),李新魁《关于〈中原音韵〉音系的基础和“入派三声”的性质——与赵遐秋、曾庆瑞同志商榷》(《中国语文》1963。4),《〈中原音韵〉的性质及其代表的音系》(《江汉学报》1962。8)等。八十年代,出版了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李新魁《中原音韵音系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宁继福《中原音韵表稿》(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堪称一时之盛。此外,台湾陈新雄有《中原音韵概要》(1976),1991年北大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中原音韵新论》,薛凤生有《中原音韵音位系统》(鲁国尧、侍建国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
  对《中原音韵》的不同意见,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1)《中原音韵》的声母系统。诸家的分歧在于:①中古知章庄三组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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