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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性研究，如陈克炯《先秦双音动词及其句法功能》（1987）、赵诚《甲骨文动词探索》（1990）、刘承慧《先秦动词的性质与类别》（1994）、杨建国《先秦汉语的状态形容词》（1979）等。
研究构词法的论文有郭锡良的《先秦汉语构词法的发展》（1994）。王宁《先秦汉语实词的词汇意义与语法分类》（1995）研究了词义与词类之间的关系。姚振武《关于自指和转指》（1994）和宋绍年《古代汉语谓词性成分的指称化与名词化》（1997）对与自指和转指有关的问题作了利于深化的探讨。
3句法研究
与词语研究比较，句法研究显得少了些。唐钰明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唐钰明的论文致力于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结合研究，并运用了定量和变换的方法，论述深入。在断代句法研究中，被动式的研究比较充分，如：唐钰明《论上古汉语被动式的起源》（与周锡馥合作1985）、《论先秦汉语被动式的发展》（1985），魏培泉《古汉语被动式的发展与演变机制》（1993）等。补语始终为人们所重视，如：潘允中《汉语动补结构的发展》（1980）、宋绍年《汉语结果补语式起源再探》（1994）。其他方面的研究如：冯春田《睡虎地秦墓竹简某些语法现象研究》（1984）、唐钰明《甲骨文‘唯宾动’式及其蜕变》（1990）、陈初生《论上古汉语动词多对象语的表示法》（1991）、唐钰明《古汉语‘动之名’结构的变换分析》（1994）及殷国光的论文等都深入细致。
戴连璋从前期的专书研究，转入断代的句法研究，如《殷周造句法初探》（1979）、《上古汉语的句法发展》（1988）等。刘承慧《先秦汉语的构句原则》（1997）从语义和句法结合的角度讨论了句法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专书句法研究也有一些高质量的论文，如：魏培泉《庄子语法研究》（1982）、阎征《孙子语句的连接方式》（1984）、刘利《国语的称数法》（1995）等。
展望
一代又一代的心血汗水，换来了今天古汉语语法研究的成果。下一步该如何走呢？我们觉得：应该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并完成三项任务。
（一）三个关系
1重视理论水平，处理好理论和实际的关系。中国“小学”的传统是重视实用，从《马氏文通》开始的古汉语语法研究也常把实用作为自己的目的。重视实用是应该的，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用。但重视实用的这个传统不应该排斥对理论的重视。如果理论水平不高，研究水平不可能提高，实用水平也不可能提高；有高水平的理论基础，古汉语语法的研究才可能有大的进展。对理论的重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重视理论对古汉语语法研究的指导。这里的理论，既包括中外各派语言学理论，也包括其他多种相关学科（如符号学、逻辑学、心理学、哲学等等）的理论；应鼓励试用各种理论指导古汉语语法的研究工作。其次，对某些一时并不实用或纯理论的古汉语语法研究也要重视。
2重视古代特点，处理好古代和现代的关系。从比较期开始，学者们一直重视文白比较研究。这种研究方法的积极结果是，通过比较利于深化对古汉语语法的认识；而在古汉语语法的研究还相对薄弱的时候，这种研究方法的消极结果是易于用古代汉语去比附现代汉语。我们知道，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是两个密切关联而又相互独立的语法系统。古汉语研究一方面要借鉴现代汉语（包括方言）的研究思想和成果，另一方面又不宜套用现代语法的框架去研究古代语法。要从古代汉语的语法特点入手，建立古汉语的语法系统。既要注意古今的迥异，也要注意古今的微殊：即大同中的小异。当我们用现代汉语的框架研究古汉语语法时，往往易于抹杀大同中的小异，易于以同代异，以今律古。同样是古代，也存在分期的不同，这里同样有既要借鉴而又不要比附的关系。另外，还要借鉴汉藏语系及其他各种语言的研究成果。
3重视句法研究，处理好句法和词类的关系。初创期就是句法研究弱于词法研究，到展开期时，这种特点再次表现出来。没有深入的句法分析，就不会有完善的词类系统：词类划分要以句法分析为基础；当然，没有完善的词类系统，也不会有深入的句法分析：句法分析又要基于区分出的词类。这个看似循环的研究程序，是靠公理化方法解决的。这种方法告诉我们：只要取一种系统的思想，在科学研究的程序中就要引入初始概念或公理，而这初始概念或公理在本系统内是不可证明的，有时只能作出并不十分严格的定义。在我们看来，古汉语语法研究的初始概念可能是主语和谓语。根据这两种主要句法成分，可以划分出一些基础词类；利用基础词类，又能划出次要的句法成分。然后，再由次要句法成分进而分析出新的词类，由新的词类再到新的句法成分。如此循环深入，直到完成。当然，在整个研究过程中，还可以不断修正从主语、谓语开始的各种概念。
（二）三项任务
1建立上古专书或断代的语法体系。上古有像《左传》、《史记》这样语料丰富的典籍，围绕这些语料比较丰富的任何一部专书都应该能写出一部语法；同样是上古语法，又可以分为几个断代，这些断代又可以分别写出一部语法。专书、断代的研究有助于认识整个上古语法体系，也有助于认识几千年的文言语法，所以这个任务可说是以下两个任务的基础。
2建立上古汉语语法史。在专书与断代语法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一部上古汉语语法史，是把汉语史研究引向深入的一项重要工作。这项工作的完成，将会既有利于上古词汇和音韵的研究，也有利于中古语法的研究。
3建立文言语法史。从上古到清代，大量的典籍是用文言写的。尽管都是文言，其间也有发展变化，韩愈、蒲松龄写出的文言不会等同于孔子的文言。历代文言的发展变化也应研究，完成一部从上古直至清代的文言语法史，马建忠所期望的“循是而学文焉”，将在更高的水平上实现。
有了上述的成果，古汉语语法研究就能为文白的比较研究、更高水平的汉语史的完成作出新的贡献，进而推动实用和理论的发展。从实用方面说，古代汉语的教材建设和普及工作，将会出现新的面貌，这必将大大地节约亿万人，首先是青少年学习古代汉语的时间和精力，可说是一件大事。从马建忠到现在，前辈先生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可是还有很多工作要我们去做。从理论方面说，这将有助于建立“中国学派”的语言学理论。这样的语言学理论，一方面可以充实世界的语言学理论，另一方面又会有助于多种相关学科，如符号学、逻辑学、心理学等的发展。
在古汉语各种研究工作中，语法研究可说是最年轻、最不成熟的一支，它期望更多的人参加到这支接力的队伍中来。
主要参考文献
周法高《论中国语言》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林玉山《汉语语法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
孙玄常《汉语语法学简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
马松序《汉语语法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
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史稿》语文出版社1987
董杰锋《汉语语法学史概要》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
邵敬敏《汉语语法学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刘坚、侯精一主编《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
钱曾怡、刘聿鑫主编《中国语言学要籍题解》齐鲁书社1991
胡裕树主编《中国学术名著提要（语言文字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科学出版社1965；乙编商务印书馆1983
隋晨光主编《中国语文索引》商务印书馆1996
陈高春主编《实用汉语语法大辞典》职工教育出版社1989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哲学大辞典》编辑委员会《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
李佐丰1941年1月生。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现为北京广播学院语文部教授。著有《文言实词》及论文《先秦汉语的自动词及其使动用法》、《先秦的不及物动词和及物动词》、《〈左传〉的“语、言、谓、曰、云”》、《〈左传〉的体词性双宾语》等多篇。
第五章 二十世纪的近代汉语研究（1）
更新时间2010…6…8 15：58：47 字数：16462
蒋冀骋
一、近代汉语的上下限
近代汉语不是指中国近代史（1840—1919）期间使用的汉语，而是指与现代汉语比较接近、与古代汉语的文言旨趣迥异的“白话”汉语。
近代汉语的上下限如何确定，是我们的研究工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上下限问题不解决，就没有一个共同的取材标准，势必会影响研究结论的正确性。
近代汉语的上下限，语言学界有不同意见：
1。王力早在五十年代首先提出“应该以语法作为主要的根据”来看待语言的发展，而“语音和语法有密切关系，……都是整个系统，所以语音的演变也可以作为分期的标准”，“一般词汇的发展，也可以作为分期的标准，但它不是主要的标准”。根据这些标准，他提出“公元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为近代”。他还概括了近代汉语的三个特点：“（1）全浊声母在北方话里的消失；（2）ｍ尾韵在北方话里的消失；（3）入声在北方话里的消失”。
潘允中于1982年提出了与王力比较接近的观点：“自宋元明清至鸦片战争以前，是汉语史的近代时期”，他概括的近代汉语的语法特点为：（1）提宾句又增加了一种，是用介词和副词联结成一个特殊的结构“连……也……”，如“连这句俗话难道也不明白？”（2）复句有较繁复的精密的结构；（3）动补结构有了新的发展，结构助词“得”的后面可以带上一连几个句子；（4）动词词尾“着”“了”，形容词词尾“的”，副词词尾“地”，都已经普遍使用，日趋于规范统一。由古汉语发展而来的句末语气词“么”“吗”“呢”“哩”“呀”，在近代书面语言里已广泛出现……。
2。吕叔湘提出了两种意见。（1）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的历史分成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的阶段。至于现代汉语，那只是近代汉语内部的一个分期，不能跟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鼎足三分。现代汉语只是近代汉语的一个阶段，它的语法是近代汉语的语法，它的常用词汇是近代汉语的常用词汇，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发展而已。（2）“以语法和词汇而论，秦汉以前的是古代汉语，宋元以后的是近代汉语，这是没有问题的。”考虑到长时期的言文分离，又建议将汉语史分为三个部分：语音史、文言史、白话史。
3。杨耐思、袁宾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杨氏认为：“语音、词汇和语法三者的发展不平衡，所以近代汉语的上限和下限不能一刀切”，但他同意近代汉语大致上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