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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氏把句子单位分出三种：句、读、顿。“句”由起词和语词两部分组成；完整的句要有主语，但有时也可以没有或省略；另外，句还可分为单句复句两类。“读”相当于主谓短语和分句，“顿”相当于非主谓性短语。
以上四方面的内容，体系完整、规模宏大。与马氏的体系相比，今天古汉语的词类多出来的是：从静字（形容词）中分出来的数词，另立量词以及方位词、时间词等。到目前为止，除了“次”之处，《文通》的内容可以说大体上都保留了下来，成为古汉语语法的基本框架。书中所揭示的一些具体规律，如人称代词的用法、宾语前置、各种被动式等，至今仍然在古汉语语法中采用。
（二）《马氏文通》之后
在《文通》的影响下，一批仿效它的古汉语语法著作相继出现。如来裕恂的《汉文典》（1902）、刘金弟的《文法会通》（1908）、吴明浩的《中学文法要略》（1917）和俞明谦的《国文典讲义》（1918）等。在这类书中，较有特色的是章士钊（1881—1973）的《中等国文典》。
《中等国文典》（商务印书馆，1907）是作者在日本为留日学生讲授古文而作，以西洋语法为借鉴，语料主要取自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等。全书共分九章，第一章是总论，以后八章分别介绍该书所分出的词类及其用法。本书比较详细浅显，便于阅读，有以下特点。
1）词划分为九类：名词、代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接续词（连词）、助词、感叹词。与《文通》相比，该书分出了形容词，又把定语和中心语间的“之”归入后置介词。在词的次类中，该书的代名词分为人称、指示、疑问三小类，排除了“接读代字”。动词则分为自动词、他动词、不完全自动词、不完全他动词、被动词、双格动词、助动词等小类。在分析词的小类时，该书有时还注意到词的语法特点，比如说到名词的小类时，便注意了名词跟数量词有不同的结合特点等。2）明确区分字、词和短语。词分为单字词和合字词两类。3）把句子分为四类：叙述句、疑问句、命令句、感叹句。
二、推进时期（二十年代初——三十年代前期）
在过去二十年研究的基础上，本期古汉语语法研究有了新的进展。这种进展主要表现在三个不同的方面。1）在力求革新思想的指导下，对古汉语中语法的民族性、历史性，在理论上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并试图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建立古汉语的语法体系。2）在古汉语语法研究中，研究方向从全面的研究转向侧重于对词类的研究，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3）语法专著的研究和专题研究出现了成果。
（一）语法革新的前驱
语法革新前驱的代表人物是刘复（1891—1934）和金兆梓（1889—1975）。这两位学者认为《文通》以来的研究工作未能揭示出中国古汉语语法的民族特点，希望能走一条自己的道路，他们的代表性著作是《中国文法通论》和《国文法之研究》。
1《中国文法通论》（上海群益书社，1920）是刘复为北京大学讲授国语文法而准备的讲义，后整理成书。该书使用的语料以先秦古文为主，以斯威特（H．Ｓｗｅｅｔ）的《新英语语法》为依据。全书分三讲，分别讲述文法的研究方法、词法和句法以及汉语的语法特点，创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指出有两种不同的文法；一种是实际的文法，即某种具体语言的文法：另一种是理论的文法，即各种语言中共有的原则。还指出研究语法的方法有三种：历史的、比较的和普通的。2）把词分为五大类：一、实体词（名词、代词），二、品态词（形容词、动词），三、指明词（数词、量词、指示代词、副词），四、形式词（判断词、介词、连词、助词等），五、感词（叹词）。刘复把形容词和动词归为一类，与印欧语法不同，而合于汉语的实际；此外，还分出了量词和判断词。3）句子分为简句和复句两种。简句又分普通句（主语、谓语齐全的句）、特别句（缺主语或谓语的句）和独字句，从而否定了句子一定要有主语和谓语的说法。复句有主从和衡分两种。刘复阐述的句子系统已初具今日的规模。4）指出古汉语语法中的一些特点，如“败”既可以作不及物动词，又可以作及物动词等。
2《国文法之研究》是金兆梓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课时的讲稿，经整理而成。192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分三章：一、导言，二、文法的研究，三、逻辑和文法的现象。该书有许多思想与刘复相同，但比刘复更强调语法与逻辑的关系。主要革新思想是：
1）在说明语法与逻辑的异同后，区分一般语法和汉语语法；指出文法的研究应从历史的、比较的、普通的三个方面进行。2）汉语语法发展的趋是：复音词渐渐孳乳，词在语句中的位置渐趋确定，施动、被动日见分明，虚语的用法渐趋确定。3）将动词和形容词合称“相词”。还明确指出做主语的不一定是体词，做谓语的不一定是相词（谓词）。4）对于介词和连词的认识也更符合汉语的实际：表示并列关系的是连词，表示主从关系的是介词。
刘复和金兆梓都从理论上强调汉语语法的民族性、历史性，有些见解超过了马建忠，对后世的汉语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尽管他们并没有提出适合汉语特点的研究方法来取代已有的方法，也没有建立起符合汉语特点的新语法体系，全书只是一种概论的性质，但他们这种革新的努力，却为十多年后的文法革新提供了思想基础。
（二）词类研究的成就
刘、金二位的革新思想在以后的十年间并没有实际的进展，而侧重于词类研究的学者却取得了更为实际的成就。他们是善于理论思索的陈承泽（1885—1922）和以训诂见长的杨树达（1885—1956）。
1陈承泽对语言文字有深入的研究，《国文法草创》是他的代表作，从他还想再写一部《高等国文法研究》的愿望看，这里介绍的《国文法草创》或许只是他要建立的语法系统的前一部分。此外他还有《词性概论》等论文数篇。
《国文法草创》（商务印书馆，1922）是一部长于从根本上发现问题的少而精的语法书。他坚持从句子出发思考词类特点的思想，使古汉语语法研究朝民族性的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大凡从句子出发研究词类，就必定要大量归纳语料，所以全书虽仅五万字左右，作者搜集材料却达数百万字；写作时又易稿十余次，才得完成。本书对后世的语法研究有长远的影响，受到历代语法学家的推重。书中只讲词法，不讲句法。全书共十三章，最精彩的是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十三章。
第一章是绪言。第二章是研究法大纲，本章提出语法研究的三个原则。这三个原则中，第一个“说明的非创造的”是三个原则中的基础原则。在这个原则中，作者首先简述了汉语的历史发展。基于对汉语民族性的认识，他提出两个思想：1）语法应以研究文位（词在句子结构中所处的语法地位）为主；2）词类不能孤立地根据单个词的意义去确定，而要观察它在文位中所表现出的主要意义来确定，这样才能判定一个词主要应属于何类。尽管陈氏此时仍然是根据意义确定词性，但他已注意到句法在确定词类时的作用，这就与马建忠只根据词义就把词性定下来的做法，已有很大的差别，从而给后人考虑词类问题以很大的启发。第二个“独立的非模仿的”的原则是第一个原则的直接结果。只要坚持第一个原则，并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就会产生“独立的非模仿的”结果。在这个原则中，陈氏指出：使动、意动是汉语特有的，而关系代名字（马氏的接读代字）、形容词的比较级、主语的绝对不可缺等，都不是汉语中所有的。第三个“实用的非装饰的”原则是第一个原则的补充。作者在这里讲了语法研究的一些其他原则，如强调要区分个别与一般、语法与修辞要加以区别等。
第三章“文法上应待解决之诸悬案”共讨论了四个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他基于上述三原则，提出了本用、活用的区别，并主张词有定类。这是对《文通》“词类假借”的重要修正，也是后世长期思考古汉语词类问题时的基本思想。
第四章到第十二章，分论词类，是该书的中心内容，其中实词和虚词的语义特点及动词部分谈得最好，此外他还把方位词归入名词。
第十三章“活用之实例”，详细叙述词类的转化和活用。书中把活用分为两大类：本用的活用和非本用的活用。对各类词的活用情况作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条分缕析，深入细致。对活用中“致动”和“意动”的说明尤为详细，以后几十年的古汉语语法普遍沿用此说。
2杨树达在古汉语各方面的造诣都很深，《高等国文法》（商务印书馆，1930）是作者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时多年教学经验的总结，是一部以训诂见长的语法书，在当时影响很大。全书共十章。第一章讲语法的起源、类别、汉语的缘起、发展等。以下九章，分别介绍了九种词类。成就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在继承刘淇、王引之、俞樾、章太炎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吸收了胡以鲁、章士钊、陈承泽等人语法中的观点，建立了以词法为中心的独特的语法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少讲乃至不讲句法、结构关系。全书条理清楚，列举充分，便于检读，对虚词列举详赡，训释精当，有些见解敏锐而有启发性。如副词分为十类，每类之下又分出许多小类。2）语言材料十分丰富，始自群经诸子，下至《后汉书》、《三国志》，兼及六朝、唐人的著作。3）注意订正《文通》的失误，有些见解确实在马建忠之上。如《马氏文通》中的“咸”、“皆”归为代词，而本书归入副词。
3古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虚词研究，在这方面首先作出成绩的也是杨树达。杨树达将《高等国文法》中的虚词抽出，另行编排后写成《词诠》（商务印书馆，1928）。
《词诠》成功地将训诂学和语法学结合了起来，全书共收虚词（包括部分代词）四百七十二个，不收复音词。例证多取自先秦两汉的典籍。体例是先注音，次注明词类，然后释义，说明用法，援引书证，有的还加按语。该书给每个虚词都确定了词性，分类细致；对虚词的解释全面而精当，一般地说能取前人之长而舍其短，而且多有发明。全书材料丰富，例证充分，内容系统而全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裴学海（1899—1970）的《古书虚字集释》是另一部虚词著作，在国内外也有一定的影响。
《古书虚字集释》（商务印书馆，1932）十卷，共收虚字二百九十个。本书汇集自王引之《经传释词》以后的主要虚词著作中的解释，并加以补充，较全面地概括了虚词的各种用法。
（三）语法专著研究
《马氏文通》出版不久后，就有研究该书的著作。如《马氏文通易览》（邵成萱，瑞安仿古印书局，1914），《马氏文通要例启蒙》（陶奎，北京华新印刷局，1916）等。而本期杨树达的《马氏文通刊误》（商务印书馆，1931）对《文通》在校订工作上做得很好，在例句、字类方面纠正了《文通》中的不少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