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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诂林附录》（1977）以及周法高编撰的《金文诂林补》（1982）。这几本书汇集各家说法，并加按语以评价其得失，是非常有用的参考书。现在缺少的是汇集此书出版以后新出的研究成果的工具书。
查找金文原始资料的索引，对研究者也很需要。但至今还没有像《殷墟甲骨刻辞类纂》那样的书，研究者查找金文材料不太方便。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编辑出版过《青铜器铭文检索》（原名《金文单字引得》，1995），但大陆学者难以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张亚初已经编有《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一书（见《疑难铭文拟定一览表》，《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希望能够早日出版。关于金文著录书目的工具书，王国维曾编有《宋代金文著录表》和《国朝金文著录表》，柯昌济编有《金文分域编》二十卷（1935）、《续编》十四卷（1937）。近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辑了《新出金文分域简目》（中华书局，1983）、孙稚雏编辑了《金文著录简目》（1981）。
4文字考释、断代等方面的研究情况
本世纪初，罗振玉、王国维对青铜器都有所研究。王氏在金文方面有《观堂金文考释五种》和很多单篇论文。
三十年代，郭沫若写成《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对所收铭文都作了详细的考证，有不少很好的意见。此书初版是1932年在日本印行的，只有考释没有图版。1934年汇集铭文及器形照片，编为《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次年又撰成《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后来作者又对全书作了修改补充，抽换并增补了一部分资料，于1957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名为《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此书在考释文字、对器物所作的分期和分域研究、利用金文资料阐发历史等方面都有重要贡献。郭沫若有关金文研究的论著还有《金文丛考》（日本文求堂书店印行，1932）、《金文馀释之馀》（1954）。1954年，作者把这两本书跟《古代铭刻汇考》正续编中有关金文的部分汇集在一起，加以删改补充，编成三册，仍名《金文丛考》，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影响较大。
杨树达从四十年代始研治金文，其成果大都集中在《积微居金文说》中。此书于1952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后来他又写作了《积微居金文馀说》。1959年，科学出版社把二书合为《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出版。该书主要解释两周铜器铭文，参考前人的解说，将铜器铭文与经史相印证，解释字词深入细致，考释文字比较精到准确，不少地方超越了前人。
唐兰在考释金文方面也有不少贡献。他的代表作有未完成稿《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其他论文见故宫博物院所编《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
于省吾考释金文的文章有不少篇，他综合运用各种考释方法，从对形、音、义纵横关系的分析和对名物制度的考订等方面，研究解决了一些难字的释读问题（见《双剑吉金文选》；1934；《释盾》、《释能和以及从的字》、《释两》、《释从天从大从人的一些古文字》，分见《古文字研究》3辑，1980；8辑，1983；10辑，1983；15辑，1986）。
李学勤研究青铜器铭文的文章除已结集为《新出青铜器研究》出版（文物出版社，1990）以外，还有很多。其中有不少文章涉及对文字的释读，往往颇多新意，很有启发性。此外，白川静的代表作《金文通释》（1964～1984）以及马承源主编的《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文物出版社，1985～1990）都是研究金文的重要参考书。
八十年代以来有几批八十年代之前通过正式的考古发掘获得的重要青铜器铭文经过整理而发表，其中不少新材料引人注意。如尹盛平主编的《西周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文物出版社，199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卢连成、胡智生编写的《宝鸡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9）、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单位编写的《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
周代金文的分国研究已经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有的研究已延及战国时代）。三十年代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首次对东周的161器进行了分国考察。近年来，有刘彬徽、李零等人对楚国铜器加以收集研究（见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李零《楚国铜器铭文编年汇释》，《古文字研究》第13辑，1986；李零《论东周时期的楚国典型铜器群》，《古文字研究》19辑，1992）；董楚平对吴越等国金文的研究，《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徐少华对周代南方国家金文的研究（《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等等。前几年，从位于山西曲沃和翼城之间的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盗掘出土的晋侯铜器，在香港等地的古玩市场上屡有出现。1992年以来，由北京大学考古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组的曲村考古队，在对墓地进行的抢救性发掘中，确定西周早中期至春秋早期晋侯墓地即在此处。发掘中发现了一些晋侯铜器，这些铜器对研究晋国历史有重大价值，对我们了解西周晚期青铜器的整个面貌也有帮助（参看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1；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8；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7）。
青铜器断代研究对金文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一直是金文研究者注意的重点。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借鉴考古学的类型学方法，发明“标准器系联法”，奠定了青铜器的断代基础。除了郭书以外，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古文字研究》第2辑）、陈梦家未完成稿《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第9册至1956，4）都是重要的著作。唐兰和李学勤在西周铜器断代上跟郭沫若有较大分歧，他们的讨论促进了青铜器断代研究的进步。近些年来，青铜器断代研究的一个较大的特点是比较充分地发挥了窖藏和墓葬出土的铜器群的作用，学者们往往选择具有标尺作用的铜器群，通过同群和异群各器间的纵横联系来进行断代研究。（李学勤《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周原庄白、强村两处青铜器窖藏的综合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1；刘启益《微氏家族铜器与西周铜器断代》，《考古》1978，5）
有人还尝试利用金文的记时资料来推定铜器的年代。周代铜器铭文有些具备王年、月份、月相和记日干支，可以结合历法研究推定其年代。但“月相”所指日期问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由于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关于西周各王在位年代也没有统一的看法，所以这方面的研究虽然相当热闹，但目前还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周代金文语法的研究也有比较大的进展，这都是近些年发展起来的。管燮初《西周金文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81）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对金文语法作全面研究的专著，作者采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比较细致。此外，马国权、张振林、陈永正、杨五铭、唐钰明等人对代词、语气词、连词、被动式、复音词的研究，可以补正现有汉语史著作中的某些结论。崔永东《两周金文虚词集释》（中华书局，1994）是第一部金文虚词词典，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但可以进一步研究的地方还有不少。
金文材料往往能够跟古文献材料相印证，学者们利用金文进行商周社会历史等方面研究的著作非常多，这些著作对于青铜器铭文研究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这里就不作介绍了。（三）秦系文字研究
秦系文字包括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和秦代文字。
建国以后特别是七十年代以来，秦系文字的材料不断发现，其中简牍文字资料占有相当的数量。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第十一号秦墓出土竹简1100多枚。其内容有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甲乙二种，是战国末期至秦始皇时期之物。同年12月至1976年1月又在同地四号秦墓出土了家书木牍二件。此后，秦系文字的简牍资料陆续有所发现。如1979年至1980年间四川青川县发现的木牍、1986年9月甘肃天水放马滩发现的竹简、1989年湖北云梦龙岗发现的简牍、1993年湖北江陵县荆州镇郢北村王家台发现的竹简等等。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编写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发表了1975年底睡虎地秦墓出土的全部竹简，对研究有很大推进作用。到目前为止，以这批秦简为资料的文字编已经出版了三种（张世超、张玉春《秦简文字编》，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90；陈振裕、刘信芳《睡虎地秦简文字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张守中《睡虎地秦简文字编》，文物出版社，1994）。
由于大量用古隶书写的秦和西汉早期的简牍和帛书的发现，大家才认识到早期隶书的真正面貌，并且认识到隶书不是秦统一后在小篆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是在战国晚期的秦国，以秦国文字的简俗体为基础而形成的（裘锡圭《从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谈关于古隶的一些问题》，《考古》1974年1期；吴白《从出土秦简帛书看秦汉早期隶书》，《文物》1978，2）。这在隶书的研究上是一个突破。有人对小篆到隶书的演变作了专门的研究（赵平安《隶变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1993），还有人对隶书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任平《说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
秦系文字的金文、石刻、陶文等资料，也有不少人加以研究，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金文方面的主要著录有：罗振玉《秦金石刻辞》三卷（1914年石印本）、容庚《秦汉金文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1931）、《金文续编》14卷（商务印书馆，1935）。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三秦出版社，1990）按时代顺序安排秦系金文资料，全书合计收器270件。考释中对已有成果加以总结，并提出了自己的不少新见解。
秦石刻文字的著录主要有商承祚的《石刻篆文编》（科学出版社出版，1957）。大家对石刻文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石鼓文上。马叙伦、杨寿祺、马衡、唐兰、张政、郭沫若都作过研究。近几十年来，石鼓文的时代是讨论的热点（参看韩伟《北园地望及石鼓诗之年代小议》，《考古与文物》1981，4；裘锡圭《关于石鼓文时代的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1；徐宝贵《石鼓文年代考辨》，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国学研究》第4卷，1997），其中徐文主要根据石鼓文的形体特点论证其年代是春秋中晚期之际，这一结论比较有说服力。陕西凤翔南指挥一号秦公大墓曾出土一批石磬，铭文残存100余字，对研究石鼓文的时代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