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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那样由籀文“省改”而成的。古文和籀文讨论得比较多。古文的时代的确定，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吴大《说文古籀补》里，已经根据《说文》古文多与较早的金文不合而有些字形却与战国文字相合的现象，提出了许慎所谓古文实际上是周末文字的看法。他说：“窃谓许氏以壁中书为古文，疑周末七国时所作，言语异声，非复孔子六经之旧简。”陈介祺在为《说文古籀补》写的序里也说：“疑孔壁古经亦周末人传写，故……古文则多不似今之古钟鼎。”后来王国维又根据大量资料断定所谓古文是战国时代东方国家的文字，其说见《桐乡徐氏印谱序》（《观堂集林》卷六）、《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同上卷七）、《史籀篇疏证序》以及就古文问题答容庚的信（《王国维全集·书信》436～438页）。他认为籀文是秦国文字，不一定可信；关于古文为战国时代东方国家文字的说法则是正确的，已为古文字学界所普遍接受。
传统的看法，认为籀文是西周晚期的文字。随着古文字研究的发展，对籀文的时代也产生了怀疑。吴大和陈介祺已经提出了《说文》所收籀文里有时代较晚的文字的看法（分别见《说文古籀补》自序和陈介祺的《说文古籀补》序）。王国维和唐兰都明确主张籀文是东周时代的一种文字（王说见《史籀篇疏证》和《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唐说见《中国文字学》155页）。但近年来却有不少人认为这种说法的根据不足，结论不能成立，传统的说法应当是可信的，但是籀文在后来的传抄过程中确实产生了一些讹误。
下面谈谈对“六书”的研究。
传统的六书说中象形和会意的界线并不十分清楚。例如“立”、“步”等字，讲六书的人多数看作会意字。但是它们的性质跟“止戈为武”一类会意字显然是有区别的。郑樵在《六书略》里则把“立”和“步”列入象形字。他说“立”字“象人立地上”，“步”字“象二趾相前后”，解释字形比《说文》高明。民国初期，林义光在《文源》里明确主张，只有像“止戈为武”“人言为信”那样“取其词义连属”的字，才可以算会意字。像射、涉、舂等字，林氏认为从古文字看都应该算象形字。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会意字跟所谓声旁有义的形声字也不易区分。
有的人仍然使用《说文》“会意”的名称，但又用现代的理论对会意字加以分析。如最近出版的石定果所著的《说文会意字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以构形和造意两方面的标准，对会意字作了新的界定，划清了会意字与合体会意字、会意字和形声字的界线”（见该书王宁序）。
由于有些人把原始社会时代遗址里发现的、外形跟指事字比较接近的简单刻划符号看作文字，指事字和象形字究竟哪一种先出现的老问题，又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兴趣。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1）一文中说：“中国文字的起源应当归纳为指事与象形两个系统，指事系统应当发生于象形系统之前。”于省吾的看法与郭沫若相近（见《甲骨文字释林·释一至十之纪数字》）。但也有人认为这种讨论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早在文字形成过程开始之前，‘指事’和‘象形’的表意方法就都已经在广泛使用了。文字形成过程开始的时候，这两种方法当然都会被用来造字，我们有什么必要去讨论二者出现的先后呢？”（裘锡圭《四十年来文字学研究的回顾》，《语文建设》1989，3）
第三章 二十世纪的汉语文字学（2）
更新时间2010…6…8 15：49：15 字数：10199
在六书中，讨论得最多的是转注和假借。
《说文》所说的“转注”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争论了一千多年的老问题。直到九十年代还有人写这方面的专著（孙雍长《转注论》，岳麓书社，1991）。但也有人认为，在今天再花大力气讨论这一问题，意义不大。从古到今对转注的不同解释非常多，几乎所有可能想到的解释都已经有人提出过了。有些说法所涉及的语言文字现象是有研究价值的，但是完全没有必要把对这些现象的研究跟“转注”定义问题纠缠在一起。
对假借的看法也存在分歧，其症结在于假借和引申的分合。传统文字学曾把字义引申看作典型的假借现象，直到现在还有人如此主张。但是，字义引申毕竟是语言现象而不是文字现象。所以现在多数文字学者主张把二者区分开来。
跟假借有密切关系的通假字的问题，有比较多的人进行研究。“通假”有狭义、广义之分。一般认为狭义的“通假”指本有本字的假借。广义的“通假”跟古人所说的“通用”相当，不同的字被用来表示同一个词的各种现象，几乎都可以纳入其范围。但也有人主张把“通假”看作通用和假借的合称，认为“通用”不包括假借（刘又辛《大型汉语字典中的异体字、通假字问题》，《中国语文》1979，4）。通假字的读音问题，即本读A音的字用作一个读B音的字的通假字时，究竟应该改读B音还是仍读A音的问题，曾引起较多的讨论。经过讨论，多数人认识到，一个字用作另一个字的通假字，意味着这个字被用来表示通常由后者表示的一个词，两者应该读同一个音（参看盛九畴《通假字小议》，《辞书研究》1980，1；《通假字再议》，《辞书研究》1982，5）。此外，还有人对古代文献如秦汉帛书简牍中的通假现象进行了研究。近年来，通假字字典性质的专著已出版了好几种。其中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的《古字通假会典》（齐鲁书社，1989）收集用例比较齐备。
对于形声字的研究，已有专著出现（如李国英《小篆形声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形声字结构方面的一些现象，如省声、多形多声、“右文说”等，都有不少人撰写专文或在文字学通论性著作里作过研究。其中讨论“省声”的论文尤其多。对于“右文说”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论文是沈兼士1933年所作的《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外编第一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1935），该文对右文说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理论探讨，旨在建立汉语字族学。历史上主张“右文说”的人没有一部完整的著作流传下来，其中王安石的《字说》在当时还是有影响的著作，今天也看不到原本。有人对此书作了辑佚工作，以胡双宝的《王安石〈字说〉辑佚》（《古籍整理与研究》总第3辑，1987）收集材料最多。
近年，王宁等人提出“汉字构形学”的说法（参看《中国教育报》的《语言文字》副刊从1996年年初开始连载的、由王宁撰写的“汉字构形学讲座”）。这种分析汉字字形结构的方法与传统的六书说不同，我们附带在这里介绍一下。王宁认为：汉字的构形的基本元素是形位。形位是由个体字符中依层次切分出来的最小的、具有独立的表现和区别造字意图功能的构形单元。其中大部分是独体字（成字构件），少部分是不成字的绘形或指事符号（非字构件）。近些年，北京师范大学汉字所根据这种理论，采用计算机处理的新技术，对隶书、小篆和某些古文字的构形系统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
（五）汉字的结构类型的研究
这是汉字学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
长期以来，研究汉字的人在这个问题上都跳不出“六书说”的圈子。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唐兰才试图以自己的“三书说”来代替“六书说”。他的“三书说”是象形、象意、形声（见《古文字学导论》）。五十年代陈梦家提出了新的三书说，主张把古汉字分为象形、假借、形声三种基本类型（《殷虚卜辞综述》76～80页，科学出版社，1956）。裘锡圭基本同意陈说，但把“象形”改成了“表意”（见《文字学概要》第106～107页）。他认为，从字符的性质上看，表意字使用意符字，也可以称为意符字。假借字使用音符，也可以称为表音字或音符字。形声字同时使用意符和音符，也可以称为半表意字半表音字或意符音符字。这样分类，眉目清楚，合乎逻辑。他还指出了一些不能纳入三书的文字，如记号字、半记号字、变体表音字、合音字、两声字。
还有人提出了关于汉字结构类型的别的说法。例如张世禄的“写实法”、“象征法”、“标音法”（《中国文字学概要》），林的“以形表义”、“以形记音”、“兼及音义”（《古文字研究简论》第一章）。龙宇纯也提出了新的分类，有纯粹表形、纯粹表意、纯粹表音、兼表形意、兼表形音、兼表音意、纯粹约定等七种（《中国文字学》）。詹鄞鑫《汉字说略》把假借排除，又把表意字加以细分，得出象形、指示、象事、会意、形声、变体六类。对汉字结构类型的研究是一个理论性的问题，从不同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现在还得不出公认的结论。
（六）汉字形音义之间关系的研究
五六十年代以来，由于汉字整理和简化等语文实践的需要，对异体字、古今字的研究受到了重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公布前后，有不少学者讨论到这类问题。八十年代以后，有人对五十年代规定的异体字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改进的意见。还有人专门对某些大型工具书中的异体字进行了研究（参看陈宜民《〈康熙字典〉的异体字及其整理》，《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1，1；陈抗《评〈现代汉语词典〉对异体字的处理》，《中国语文》1994，4）。
在异体字整理问题上，不少人注意到不仅要整理单个字的异体，还应该整理双音节或多音节词的异形（如“交代”和“交待”、“折中”和“折衷”等）。这在五十年代整理异体字时注意不够，后来有人指出了这一点，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不少研究词的异形的人，为了强调自己的观念跟旧的以单字为本位的异体字观念的不同，使用了“异体词”或“异形词”的名称，混淆了语言现象和文字现象的界线。这却是不够恰当的。
古今字指同一个词的、通行时代有古今之别的不同书写形式。在古今字的范围应该怎样划的问题上有分歧意见。有些人主张把古今字跟通假字分开来，只把有“造字相承的关系”的那些字（如“县”和“悬”、“说”和“悦”等）定为古今字（见洪成玉《古今字概说》，《中国语文》1981，2；《古今字概述》，《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2，3）。有些人认为古今字跟通假字是从不同角度对同词异字现象作出的“不同归类”，二者“不是平行关系”，古今字应该包括通行时间有古今之别的通假字，而且古今字不但“可以指形义不同的两个字，也可以指形不同但义同的异体字”（见陆锡兴《谈古今字》，《中国语文》1981，5）。后一种意见符合历史上使用“古今字”这类说法的实际情况。
同形字的现象，王力（《字的形、音、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李荣（《汉字演变的几个趋势》，《中国语文》1980，1）等人都曾加指出。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中对这一现象作了较全面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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