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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古为今用”的问题应当有清醒的科学的理解。这个原则本身是完全正确的，而如何运用这个原则却大有文章。七十年代前期出现的《论语批注》、《孟子批注》、《历家法家著作选》、《法家诗选》之类的出版物也是以“古为今用”的原则而出笼的。训诂学应始终保持学术的独立品格，忠实于历史文化的本来面貌。训诂学不应是政治权力的工具。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已经给训诂研究带来极大的便利，这是训诂学走向现代化的内容之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二十一世纪计算机技术将会在古籍研究整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可以预期的。
所谓训诂学现代化的问题，主要是在实践基础上创建符合古汉语特点的历史语义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精确解释古代文献语言。这和整个汉语史研究水平密切相关。清代训诂学高峰的出现是以古音学的大发展作为前提的，古音学的发展推动了古义学的发展，现代训诂学的发展更需要以音韵学、古文字学发展作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二十世纪训诂学的现代化也不过是刚刚起步，它的综合过程、理论化过程还很漫长。许多喧嚣一时的时髦文字将被历史冲刷，学术价值的唯一标准就是学术本身，从来都是如此，不可怨天尤人。梁启超说：“豪杰之士往往反抗时代潮流，终身挫折而不悔，若一味揣摩风气，随人毁誉，还有什么学问的独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62页，东方出版社，1996。章黄都是二十世纪的豪杰之士，训诂学能独立于现代学术之林，二氏功不可没。在此价值取向、文化观念进一步发生重大转换的新时期，我们应总结章黄的学术成就，更应重视他们的学术品格，独立精神，要记取那些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永恒意义的东西。当然，也要勇于突破他们的局限性，勇于迎接一切新的挑战。沈兼士、杨树达、王力、陆宗达、张舜徽，他们的训诂实践精神，以学问为生命的思想品格，同样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发扬学术正气，呼吸新鲜空气，实现训诂学的全面变革，这是二十一世纪训诂学家面临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郭在贻《训诂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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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黄侃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64
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黄永武《六十年来之训诂学》程发轫主编《六十年来之国学》，台湾正中书局1972
吉常宏等《中国古代语言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
蒋礼鸿《怀任斋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蒋礼鸿《蒋礼鸿语言文字学论丛》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
李开《汉语语言研究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
陆宗达《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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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
施光亨等《中国现代语言学家》（共5分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
孙雍长《管窥蠡测集》岳麓书社1994
王力《新训诂学》，《王力文集》第19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
王力《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同上
王宁《训诂学原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
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中国科学院出版1954
杨树达《积微小学金石论丛》（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
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章太炎《论语言文字之学》，《国粹学报》1906年12—13号
张永言《语文学论集》语文出版社1992
郑远汉主编《黄侃学术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周法高《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香港中文大学学报》1973年第一卷
何九盈男，生于1932年11月，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著作有《古汉语音韵学述要》、《上古音》、《古韵通晓》（合著）、《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实用文言词典》（与李学敏合编）等。
第三章 二十世纪的汉语文字学（1）
更新时间2010…6…8 15：48：30 字数：11959
限于时间和资料，本文所述主要是中国大陆地区的汉语文字学研究情况，港台和国外情况偶有涉及。
裘锡圭沈培一、概说对汉字的研究，在我国开始得很早，但是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字学则是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才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旧的文字之学是所谓“小学”的一个部分。我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是西汉刘歆的《七略》。其“六艺略”中有“小学”类。此书早已不传，但班固《汉书·艺文志》是根据它写的。《艺文志》“小学”类里记载的书，基本上是一些识字课本（如《苍颉》《凡将》等篇）。后来，“小学”的范围有了扩大。《唐书·艺文志》经部小学类的书，大体包括文字、音韵、训诂、书法四个方面。清代乾隆时所编《四库全书总目》的经部“小学类”下分“训诂”“字书”“韵书”三小类。
“小学”一向被认为是经学的附庸。它所注重的材料基本上都是书面材料，所以这种研究大致属于“语文学”的范围，与“语言学”尚有区别（参看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前言》，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研究者中，很少有人直接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绝大多数人不能正确处理语言和文字的关系。因此在“小学”研究中形成了以文字统帅语言的局面。传统文字学的经典，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在整个“小学”界长期享有非常崇高的地位，治“小学”的人大都把它奉为圭臬。
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有两件事为现代意义的文字学的形成准备了初步的条件。这两件事是西方语言学思想的传入和古文字研究的进步。
晚清以来，由于金石学的发达和古文字资料的大量发现（其中包括殷墟甲骨文等前所未见的重要资料的发现），古文字研究的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清末的吴大、孙诒让等人已经根据古文字指出了《说文》的一些问题。进入民国时代以后，这方面的研究有进一步的发展。大量的古文字资料和有关的研究成果，为现代意义的文字学的建立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对现代意义的文字学的建立起了更重要的作用的，是西方语言学思想的影响。
1906年，章太炎发表《论语言文字之学》一文（《国粹学报》2卷12、13号）。他认为：“合此三种（按：指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乃成语言文字之学。此固非儿童占毕所能尽者，然犹名为小学，则以袭用古称，便于指示，其实当名语言文字之学，方为确切。”章氏的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他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语言学思想。他提出“语言文字之学”这一名称，标志着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端。
但是，正确确立语言和文字之间的关系，需要经历一段时间。民国初年，很多人把“小学”改称“文字学”，而不把它称为“语言文字学”，这是小学研究中以文字统帅语言的思想的反映。他们所研究的“文字学”，仍包括文字、音韵、训诂三个方面。如1917年，北京大学的文字学分别由朱宗莱、钱玄同两位学者担任，他们所写的讲义分别叫《文字学形义篇》、《文字学音篇》，前者包括文字与训诂之学。又如，何仲英1922年出版的《新著中国文字学大纲》（上海商务印书馆），是一部为中等学校编写的文字学教科书，其内容也是包括音韵与训诂的。此外如1931年贺凯的《中国文字学概要》（北平文化学社）、1933年刘大白的《文字学概论》（上海大江书铺）、1933年傅介石的《中国文字学纲要》（北平自刊本，1940年中华书局昆明印本）、1935年戴增元《文字学初步》（上海中华书局石印本）、马宗霍《文字学发凡》四卷（上海商务印书馆线装本），都是同一类的著作。即使在文字学跟音韵学、训诂学已经明确分家之后，仍有人写这种文字学著作，如1971年台北正中书局出版了林尹的《文字学概说》，此书到1980年已经出了第7版，可见影响颇大。其第三篇是“形音义篇”，下分字形的演进、字音的分析（讲述声、韵、反切等内容）、字义的训诂等三章，仍是旧的格局。
由于研究音韵的学问比较专门，已有的成果又比较多，音韵学是较早脱离文字学而独立的。早在三十年代之前，有些人在讲文字学的时候就已经不管音韵方面的内容，而只谈“形义”，即文字和训诂了。二十年代初，沈兼士在北京大学讲授的课程明确称为“文字形义学”。此后颇有人仿效。由于研究训诂“没有现成的理论系统”，讲“文字形义学”的往往以形为主，讲“义”的部分只是附庸，“可有可无”（唐兰《中国文字学》第6页）。例如1935年出版的周兆沅的《文字形义学》（上海商务印书馆石印本），上篇书体，下篇形论，并未专论训诂。容庚在燕京大学开文字学，《形篇》讲字体，《义篇》讲说明文字结构的“六书”，也是有“义”之名而无“义”之实。
所以，唐兰说：“民国以来，所谓文字学，名义上虽兼包形音义三部分，其实早就只有形体（引者按：这里所说的“形体”包括文字结构）是主要部分了。”（《中国文字学》第6页）有的学者并明确把音韵、训诂排除在文字学之外。如1926年出版的顾实的《中国文字学》，只论述文字之由来、文字之变迁和文字之构造。又如，1933年何仲英出版《文字学纲要》（上海民智书局），他认识到文字学不应包括音韵、训诂，因此把自己原来的文字学著作改写为此书，专门讨论汉字的形体。1934年，唐兰把他在北京大学所用的讲义《古文字学导论》手写石印出版，这部书明确主张“文字的形体的研究，是应该成为独立的科学的”，认为“语言的主体是声音，文字的主体是形体，我们可以把文字的声音归到语言学里去，但形体却是独立的，我们对于音符字可以认为语言，但形符字，意符字，和半音符字的非音部分，却不是语言所能解释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