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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粤军入桂打倒了陆、谭，陈炯明为彻底消灭桂军残部，乃溯江西上，驻节南宁，志在从事改革两广政治，然后缓图发展，原亦未可厚非。但中山统一两广之后，适逢直、奉酝酿大战，奉张向中山求援以夹击直军，中山亦认为北方军阀中势力最大最强横的是曹锟与吴佩孚。“擒贼先擒王”。要铲除军阀，必先从直系下手。奉系既来通款曲，则暂时与之合作，亦为革命党政略上应有的措施。中山乃决定乘机北伐，即在桂林组织大本营，意图假道湖南北上，而窥长江。这时中山除原有的粤军许崇智、李福林所部之外，游散各地前护国、护法各军，如朱培德所部的滇军，彭程万所部的赣军，和谷正伦所部的黔军，也纷纷入桂附义，声势颇大。民国十一年春，一部分北伐军且已进入湖南边境。然此时一则因孙、陈的主张相左益甚，陈氏不但不支援北伐，并百计阻挠其实现，二则因湖南省长赵恒惕为巩固地盘计，不愿卷入南北政争的漩涡，藉联省自治之名，发动民意机关吁请中山体念湘省历年兵燹之苦，万勿假道湖南，以苏民困。中山见内受陈炯明的制肘，外受赵恒惕的阻挠，乃于民国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在桂林大本营开会，决计变更计划，调在桂林亲信各部回粤。四月十六日，中山师次梧州，电召陈氏至梧会晤，陈不敢应召，一面急电坐镇南宁的前敌总指挥叶举班师回粤，一面呈请辞去本兼各职，作为消极的抵制。四月十九日，中山颁令准陈氏辞去广东省长暨粤军总司令的兼职。陈氏本人却退往惠州。中山见陈非大患，即按照原定计划，取道韶关，入赣北伐。出师未捷，在后方的陈炯明忽令部将叶举率师回省。中山闻讯，仓卒赶回广州坐镇，六月十五日终于发生叛军炮轰总统府情事，中山因此离粤，粤事遂益发不可收拾。
所以孙、陈失和，以及国民党的内哄，实是两广政局转变的一大关键。然孙、陈失和的主因，实系两人政见的不同，非纯然为意气之争。中山先生自矢志革命之时，即以全国为对象，不愿伺促于一隅。以故中山力主北伐的动机，原系孤注一掷，胜负殊未可必。但是把握时机，不计个人成败，原为革命家的本分。加以先生气魄雄伟，敢作敢为，尤非常人所能及。故不辞冒险，期达目的。
至于陈炯明，其平生抱负，任事作风，处人态度，都恰恰和中山相反。陈炯明自始就没有问鼎中原的大志，加以其时联省自治之说正风靡一时，陈氏及其部曲，均心向往之。他们认为中山的北伐，绝无成功的希望，与其以两粤的精华，作孤注一掷，倒不如切实整顿两广，待羽毛丰满，再相机北进。其所见亦未始非稳健之策。所以他叛变之后，北方的知识分子如胡适之等，竟公然同情陈氏，甚至有说陈炯明叛变为“革命”的。然陈氏最大的错误，在于其为人有欠光明磊落。他身为革命党员，受中山的厚托，揽军政大权于一身，如以中山北伐计划为不可行，大可剀切陈词，力辩此计划的非计。如中山不纳，也大可洁身引退，以见一己的坦诚无私。做一个革命党人，原应以国家民族为重，不能盲从领袖。而陈炯明既不敢公开提出自己的主张，对中山的计划又口是而心非。到了最后关头，竟至唆使部曲叛变，不论公谊私交，陈氏都不应出此下策，沦为叛逆，实不可恕。
我由南宁回到北流不久，驻在玉林的胡汉卿部于民国十年十二月十日撤往高州，我部遂接防玉林。到翌年四月下旬，粤军向广东仓促撤退。玉林地处粤、佳交通中枢，陈炯明电调我驻防贵县，将玉林五属移交陈炯光接防，以预防我乘机袭其后。嗣后，我曾赴郊外迎接陈炯光。陈氏随他的大队人马向北流而去，并未入城停留，只和我应酬了三言两语，说罗统领即将到玉林驻扎，嘱我稍候，以便接洽。我因恐粤军恃众围缴我部枪械，故特令部队避开大道，从小路先行开拔。我自己则带了特务营一连，等候罗统领到来。继而自思，既已和陈炯光见了面，何必再敷衍罗统领呢？遂不再等他，即刻上道。不料走了才十余里路，忽有粤军军官两人率士兵十余人跟踪赶来，说罗统领有事须和我商量，请我折回玉林。我说，已和陈司令接头过了，现须赶路，无暇和罗统领见面了。两军官苦苦要求，无奈我意志很为坚决，他们只得掉转头回去了。旋于途中，得当地人民报告说，我的部队曾在离兴业县城二十余里某隘口两侧设伏，袭击粤军。罗统领亲率官佐三数人殿后，坐了轿子，杂于队伍行列中，缓缓向东行进，毫无防备。骤遭袭击，手足无措，遗弃轿子，落荒而走。我军掳获械弹辎重不少。我到兴业县城后，查明确有此事，系俞作柏营长所为，他料我在玉林不会逗留多久，忽出此一举，儿乎陷我于不测。罗氏初被袭击时，以为是土匪或民团企图劫取枪械和财物。但旋即觉得土匪和民团不会有如此沉着的作战经验和强烈的火力，乃怀疑是我军有计划的行动，所以派员追来，要我折回玉林，问个明白。幸好我认为他们既班师回粤，已无再和他们周旋的必要，不肯折回玉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事后思之，此一机运关系我个人的安危实在不小啊！
我在行进中在兴业县城和桥圩住宿了两宵，第三日到达贵县。不料贵县刚发生了一桩不幸事件。当中山放弃桂林，班师回粤时，特派广西第一师师长刘震寰为广西善后督办，驻节南宁。省长马君武见两粤政局突然发生变化，龙州、百色、左右两江地区，以及南宁附近各县，因粤军撤退，散军土匪遂蜂拥而起。省会竟呈现风声鹤唳的状况，乃决计率省府一部分重要职员和卫队一营，分乘轮船数艘，迁往梧州办公。当他们到达贵县时，正值春夏之交，水小河浅，轮船不能夜航，遂在县城下游约一里的罗泊湾对岸停泊过夜。适我军第一支队司令李石愚率领俞作柏及陆超各一营先马省长一日抵达贵县。俞营长以警戒为名，于午夜派兵潜至泊船地附近，鸣枪呼喊缴械。一时枪声大作，马氏等宿在船上，无处躲避。马氏身边随侍的爱妾深恐马氏受伤，乃伏于马氏身上以作掩护，不幸竟被子弹射中要害身死。马氏的卫队营卒被缴械。翌日，我于途次闻报，连忙赶到贵县，即赴船上向马省长慰问道歉。马氏大发雷霆，说如要缴械，只消说一声，便可垂手而得，何须开火，以致酿成惨案呢？我处此场合，异常尬尴，只有自承约束部曲不严，致发生此不幸事件，连声赔不是。值此混乱时期，马氏亦深知我不在贵县，对俞部实不易约束。事已如此，夫复何言！乃愤然命令开船下驶，行抵梧州，跳力辞省长之职，由省府财政厅长杨愿公暂代，广西由此而入无政府状态。于是，散军、土匪、恶霸，更无忌惮，一时全省鼎沸，形成前所未有的混乱状态。
（二）
我军在贵县驻扎不及半月，玉林五属的粤军早已悉数退出。地方官吏暨人民团体纷纷来电，请我回师坐镇玉林五属，以维持地方安宁。我军驻该区日久，较之粤军军纪严明，军民感情融洽。今日既然地方无主，官民一致请我回师驻防，我也觉得义不容辞。于是，除留一部分队伍在贵县维持治安外，其他的即于十一年五月上旬开回玉林五属。这时广西全省骚然，治安殊不易维持，本军枪枝不足一千，只得勉力为之。旋容县亦请我派兵驻防，一共七个县份。我四处张贴布告，严申军纪，并禁止外县散军窜入我防地的范围。在全省干戈扰攘之际，我一面整军经武，一面修明地方吏治，使人民能安居乐业，成为当时广西仅有的一片干净土。孰料此即我日后披荆斩棘，削平群雄，统一广西，参与北伐，使八桂子弟足迹远达山海关的起点。
就在我军返驻玉林期间，广西已成无政府状态。刘震寰虽有人、枪七、八千，仍感势孤，全军猬缩于南宁附近，不敢远离。各地军政体系遂无形瓦解。前陆、谭流散部属有二、三万人，其中有经粤军收编，现已与粤军脱离关系的；也有在陆、谭败后，暂时隐匿而志图规复的。他们遍布广西全境，各不相属。人枪较多的，自封为“自治军总司令”，或师长、旅长。人枪较少的，则自称为司令、帮统、营长不等，各视本身势力而定。割据一方，派县长，设关卡，征钱粮，各行其是。
那时势力较大的，首推刘日福、陆云高、陆福祥、蒙仁潜、林俊廷、陈天泰、张春如、梁华堂诸人。刘口福原为桂军宿将，粤军克南宁后，刘率部三、四千人退入云贵边界的百色，和粤军相持。粤军退后，刘收拾残部，自称“广西自治军第一路总司令”。次为陆云高，他原为陆荣廷所部广西陆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第一师师长为陆荣廷的长子陆裕光，故该部装备极为精良，为陆氏部队中的精华所在。粤军占领期中，陆云高部驻于宾阳、上林、都安一带。至是，陆也自称广西陆军第一师师长。另一支有力部队则为陆福祥，自称广西陆军第一独立旅旅长。有人枪三千，驻于武鸣、那马一带。粤军退后，即图规复南宁的，就是该旅。等而下之，则有蒙仁潜，有人枪二千余，自称边防军司令，驻在隆山、忻城附近。在桂林则有赌徒梁华堂，亦纠众二千余，自称“桂林自治军总司令”。驻于龙州、靖西、边关一带的，则有李绍英，有人枪二千，自称“龙州边防司令”。柳江方面，融县有何中权，来宾有韦肇隆，武宣有陈天泰，桂平有刘权中，平南有张春如，各有两三千人不等。谭浩明之弟浩澄、浩清也各有人枪千余。这些自封的将军们大半系行伍出身。其中地位较高的为林俊廷，曾任镇守使，唯此时仅有人枪千余，驻于黔桂边区。总之，这时群雄蜂起，各自称霸称王，互不相属，远交近攻，以大吞小，闹得一团乌烟瘴气。
这时广东孙、陈之间已成水火，无暇顾及广西，而刘日福自称“广西自治军第一路总司令”的通电已经到来。刘日福、陆云高、陆福样正进军南宁，企图驱逐“反骨仔”刘震寰，其他各处也都各自独立，我们和陈炯明的关系也无形中断。于是，我部下的官长和五属绅商乃一致建议我取消“粤桂边防军第三路”的番号，改称“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我就在五属绅商和本军袍泽一致拥戴之下，于五月下旬通电就职为“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我们成立自治军的用意是多少有些排外性的。因此次粤军援桂，极尽焚掠的能事。其原因则是桂人治粤甚久，粤人颇感不平，一旦有了机会，即大事报复。例如粤军魏邦平所部在平南时，曾因细故烧毁村落数十之多，惨不忍闻。又如粤军在桂滥发钞票，强迫商民十足通用，这种钞票限用于广西境内，一旦粤军离境，即成废纸。故此次粤军入桂后，桂人对一切客军都深恶痛绝，一闻粤军离桂消息，即纷纷成立“自治军”。“自治”也者，免为他人所治之谓也。而五属人士之所以拥戴我为“自治第二路”，更有不受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