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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认，刚接触到《女阉人》这本书时，我心存疑惑。我是去年秋天第一次从一个男性杂志编辑那里听说过它的，这位编辑读过此书的英国版本，认为这是他所读过的最优秀的女权主义文章，从那以后，已有4位男士向我推荐过《女阉人》，其中就有诺曼·梅勒。他在2月份哈珀批评会上，在其反对女权主义的激烈发言中，却为此书捧场。
在我看来，一本关于女权主义的书受到诺曼·梅勒如此的钟爱，那么此书肯定是不同寻常。此书的出版宣传活动开始了——活动借杰美菌的相片、简介和个人小传（如生于澳大利亚，在剑桥接受教育等等）来助兴，并配有一些志在必得的采访者打出的口号“我们终于有了一位不憎恨男性的女权主义者！”——我由此开始担心，他们是在强加给我们一个角色，指定给我们一个发言人，而且人们对能够担当此角色的人的唯一要求就是她有能力同敌人周旋。
实际上，《女阉人》读起来让人倍感乐趣。它字里行间充满智慧，俏皮幽默而又富于理性，极具洞察力，也不乏尖刻。尽管有些见解在别的女权主义者的书中已出现过，但这并未使《女阉人》减色。
她的书是事实、遐想和争辩的有机混合体，以诗意一般流畅的逻辑按篇章标题前后连贯起来。如果说《女阉人》至少不是自白似的，那它也是个人化的，如同兰姆，黑兹利特，维吉尼亚·伍尔芙的小品文那样，一个散文作家可能给予读者新的信息，或仅仅是重新表述别人的思想，但最重要的是，一篇好的论说文应反映其作者的脑力素质。杰美茵·格雷尔给我们讲述的男女之间的关系是真实的，经常充满智慧之光，而且正如我已说过的那样，说的都是些我们知道的事情，她的艺术在于能以一种轻松随意的方式把它们串在一起，在对我们讲述女人的同时，也在讲述自己。
格雷尔最深刻的见解在于：她认为社会坚持将女人限定在一个被动的性角色里，从而系统地剥夺了她们的创造能力。当所有的行动主义都理所当然地归属于男性，女性特征仅仅被定义为接受（从而也就不负责）时，女人必须抑制正常的，积极的性欲冲动，以使自己与男性至上主义者定义的女性特征一致。女人生活处处是压抑，她通过否定自己的性欲而得到男人的认同，并因此而获得心灵的宁静。
她批评女权运动，认为从男人那里争取自由，意味着使两性关系的隔膜永久化，这种观点很有道理。自由在任何情况下不是通过乞求得来的，女权运动也逐步理解到了这一点。我宁愿和她一样相信：甚至在女权革命的过程中，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爱仍有可能存在。
（古曼因·戈瑞·坎普敦，1971年4月25日）
麦肯·戴德历险记——《所罗门之歌》，托妮·莫瑞森着
托妮·莫瑞森的最初两本书都是很有力量的小说——《最蓝的眼睛》恐怖感很纯，而《秀拉》则具有浓郁的诗意并很有深度地探察了一小圈人的生活。不过，尽管这两本书在其成就及前景上都很稳固，它们并未能预告托尼新书的趋势：《所罗门之歌》。在这本书里，她全部作品的深度仍很明显，只不过将其触角向外扩展到了更为广阔的领域，时间间隔也更长，包纳更多人的生活。这是个长篇散文体的故事，回顾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美国历史，不过，它集中描述对一个家庭的影响。总之，它是部完全意义上的小说——内容丰富，进展缓慢，足以给我们留下诸如谈恋爱或生病一类的印象——而不是那种眼下又流行起来的可怕的两小时就能读完的廉价小说，也不是那种各个时代为了大学毕业生消遣和为稻梁谋而特地编造的沉闷如小猫摇篮的无价值的东西。
然而，《所罗门之歌》并不是象大多数家庭小说那样按照现实主义的模式写成的。实际上作者在书中对幻想、寓言、歌曲和神话故事的运用极为协调且具有机性，这使得对书中故事情节所做的概括听起来都很荒谬。但是荒谬既不是莫瑞森的策略也不是她的目的。她的目的似乎在于，她要告知人们，作为生命个体来讲，在人的一生中，每个人都是有可能实现自我超越的，这是一个历经磨难而取得的发现，每一个都应该坚信这一点。策略是多种多样的，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取决于美国黑人的行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有血缘关系的。不过，在头几个章节的充满爱意、喜剧式的、高技能的多音调叙述之后（背景是20世纪三十年代早期的密歇根城），小说主题开始集中固定在一定人物身上并围绕他而往下发展。
该人物的名字叫做麦肯·戴德，因其母亲在他婴儿期之后仍旧还喂他奶吃而又被称作“牛奶人”。他母亲是北方中上阶层的一个黑人妇女，他父亲出身于下层南方工人阶层。而这些他父亲意图隐瞒的不明出身无情地驱使他追逐金钱与安全感——远远超过了他妻子、女儿和儿子的幸福。因此，他的这个儿子长大成人后便陷入了混乱与真正的危险之中——相爱多年之后他所抛弃的那个女人的杀人意图，以及一个秘密团伙，这一团伙发誓要报复和用暴力行为，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大约在书的中间部分，——当我们开始感到困感，不知对这个“牛奶人”显然扭曲的生活的展示，是否能够再抓住我们的注意力的时候——这里有一个突然的转变。通过其与姑妈的关系，她的姑妈性格古怪并且对君主制充满反感（她对生活的投入及对生活的感觉与她兄长的极端教条的生活态度完全相反）。且通过与吉尔特的相牵连——她是黑人复仇者之一——他被拉出了个人的恶运。他被迫去发现、调查、理解并接受一个比“血案”（这是他童年时常去的一个贫民区，充满游荡的怪人、妓女、暴躁的粗人和疯子）危险得多的世界。不过，这也同样是个有回报的世界，因为它敞开了一个在人的时间及偶然事件上更为宽阔更为自由的空间，它还揭示人有可能知道自己的出身，有可能意识到在生活中，以及一个人祖先的胜与败中所蕴含的教益。
尽管这部小说以“牛奶人”追踪他父亲和派雷特在弗吉尼亚州一个小山洞里的金矿开始，但他的搜查最终成为一个对家庭史的调查。在他穿越宾夕法尼亚州与弗吉尼亚州，渐渐获得零碎的片断并慢慢将它们组织成长篇的相关勇气且具有悲剧性的超验时，他也坚强起来，敢于面对那由于他放纵的过去而产生的致命威胁。
小说的结局并未解决问题。“牛奶人”到底是用他新得到的知识活下来了，还是死在充满怨恨的朋友手里了·倒是他活下来了的暗示——就这点说来，托尼·莫里森已写好了她的下一本书并正在等待出版中，在这本书里要讲的是：“牛奶人”的真正男子汉时代，他创造出来的遗传或挥霍掉其发现的财产的方式等等。
不过，结尾的不确定本身正是该书更真实性的另一个标记（没有一部大规模的、好的小说是真正结束了的，而且，除非该结尾能权威性地描述所有人生命的宇宙的灭绝，没有一部小说能做到真正结束）。此外，虽说存在一些问题，偶尔出现对某些消失人物所做的不了了之的追踪，偶而出现的过于浪费笔墨描述细节的这种停顿，以及读者能理解的、但却削弱小说意义的对白人人物的省略等等，《所罗门之歌》取得了人们的共识，搭乘着人类理解的丰厚的羽翼，它及时地传送着知识，并且心平气和地向人类娓娓讲述着世间的真理。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托妮·莫瑞森也因此博得了人们的关注与赞扬。几乎没有几个美国人能象她那样，在这样一部充满智慧及场面宏大的小说中，说得比她更多。
（雷纳兹·普莱斯，1977年9月11日）
为我遮遮风雨——《处决》，迈克尔·黑尔着
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我已尽可能地阅读了已经出版的大部分有关越南战争的着作。我阅读这些着作，希望了解那场战争，了解在那里作战是怎样一回事，了解它是如何与别的战争不同。其中的一些着作，像勃那德·J·富尔的描写奠边府战役的书《角落里的地狱》已经显得遥远而过时了，另外一些着作，像丹尼尔·朗的《战争的创伤》和约翰森·赛尔的《本·苏克村》，其中对于我们的军人所从事的一些杀人使命的回顾令人感到不寒而栗。我曾试图读完弗朗西丝·菲茨杰拉德的《湖中之火》，但尽管她对越南政局的精彩描写使我赞叹不已，她的着作却未能洞察我的复杂的情感。格洛利亚·爱默生的《胜者与败者：战争、撤退、利益、损失及破坏——一场持久战》使我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但却是由于错误的理由：我更深地为战争给她所带来的影响所打动，而不是为战争给她所描绘的一切所带来的影响所打动。
在我看来，一部分着作很好地把握了战争的氛围及其某些具体的疯狂的方面。在这里，我想起米勒的《黑夜师旅》，玛丽·麦卡西的《麦地那》，西摩·褐什关于“我的种族”的书，汤姆·乌尔夫的关于海军航空母舰驾驶员的着作《真正的运动：与山姆和查理比武》（选自他的作品集《紫色手套与疯子，喧闹与葡萄藤》，以及罗卜特·杰伊·利弗顿在《重返家园》中对退伍军人的令人心碎的描述。朗·考威克的《生于七月四日》中的屈辱感以及罗纳德·J·格拉塞在《三百六十五日》中对着火的病房的回忆，总是挥之不去，令人心痛。然而目前有一本书正在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好评而有可能成为轰动一时的作品，那就是迈克尔·黑尔的《处决》。
我们必须阅读《处决》，因为，即使已经有了为数多得令人吃惊的关于越南战争的作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另外一本书像《处决》这样贴近这场战争如何与别的战争不同——或者这场战争的手段及那些在这场战争中为我们而战的人们与以往的战争是如何截然不同——这个主题。
越南不仅需要新的军事技术，而且需要新的写作技巧，新闻摄影工作者有时可以向我们展示战争看起来是怎么一个样子，但是要使人们能够理解并感受到战争，还需要一种全新的语言、形象和风格。在迈克尔之前，似乎没有一个记者或作家能做到这一点。以前的书似乎完全圃于描写从前战争的作品的风格，读者对其对越南战争经历的解释感到不满意，就好像对宇航员对于空间轨道站或月球行走是什么样子的这类问题的冗长的回答感到不满意一样。（只有尤利·加加林的令人振奋的“我是鹰！”的呼喊多少说出了一点东西。）
黑尔的文字风格源于酸石和披头士电影时代，一个吸毒者亨特·汤姆森对“伟大的宇宙玩笑”的脱离现实的欣赏的时代。他在为《绅士》杂志撰写有关越南战争的文章。——“《绅士》杂志 ：哇！他们派了人到这儿来！”
一个海军陆战队士兵问他。“为什么？你告诉他们我们穿什么衣服吗？”（威斯特摩兰将军问他是否他打算写些“幽默”的文章。）其次，像黑尔所注意到的那样，他不是到那里去打仗，而是“到那儿去看 ，去谈论扮演一种身份、被锁进这种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