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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对抗，这种内心的成长，使得马尔克姆下一阶段的政治发展成为可能。由于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词，这可以被描述为策略性黑人民族主义。
在走向生命旅程的终点时，马尔克姆写道，他现在想建立“一个全部是黑人的组织，这一组织的最终目的是帮助建立一个有诚实的黑人白人兄弟情谊的社会”。
根据马尔克姆的书，我们有可能会更好地了解SNCC的年轻斗士们与他们从前的父辈组织“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之间的竞争。因为这些年轻人已抛弃了基督教良心的呼吁，这也即他们新的口号的含义。“要自由！”
是向白人们发出的，这也是“现在给我们的自由”的一个简便的说法。而“黑色即力量！”是向黑人发出的，这是为了动员他们所有的社会力量为了特定目标的实现而发出的号召。这一转变的实质是心理的。这与黑人霸权地位丝毫没关系，而更多的是有关人性和自力更生。
（罗伯特·布恩，1966年9月11日）
罪恶感的愉悦——《波特诺的怨诉》，菲利普·罗斯着
罪恶边缘的不安全感，当它在美国犹太人心中开始形成——以及改变——的时候远比，呃，说实话，远比一锅鸡汤、一块肝脏来得重要得多。因为有罪的感觉像感恩节的南瓜馅饼一样是美国人的传统。而且，就生活在本土大地上的犹太人而言，是他们首先创造了罪恶感的无穷蕴藏——“原罪”的神学观念：也是一个犹太人发展了精神分析学说，他根据一种长期的罪过和相信罪恶两者之间的转移、互换的信念，建立了自己的临床依据。
因此不足为奇的是，一种特殊的罪恶力量的混合通常驱动着小说中美国犹太人的角色，忽而把他们送上狂喜的巅峰，忽而把他们转入痛苦的深渊。
美国的犹太作家有了这样的主题，但是尽管他们始终在孜孜不倦地寻找，富有想象力的追问，却仍然缺乏一种理想的形式。现在，随着《波特诺的怨诉》的问世，菲利普·罗斯（《再见，哥伦布》、《放任》、《当她是个好女人的时候》的作者）最终寻求到了所有怀有罪恶感或自觉有罪的美国犹太人故事的存在之完美形式。他做到这一点，只不过简单地，却也是英明地把他的美国犹太人英雄——显然亟需治疗的英雄——放到了心理分析的诊台上（该诊台相当于当代美国犹太人的忏悔箱），让他的犹太英雄在这儿咆哮、呓语、痛心疾首。其结果，不仅在长久灰暗的幽默领域取得了成功，该小说幽默而煞费苦心地推进着，而且还具有普遍的感染力，潜在的巨大影响，更重要的也许是这是一部极妙的有趣的书，荒诞而充满深情，放荡而引人捧腹。
小说结尾的一开始，用了一位助理分析医生唯一的一句台词：“噢，也许现在！”、“可以开始了！”
对这部人们期待已久，交口称赞的小说最后部分的含意，我深有同感。
如果这部小说被视为同类作品的典范，小说化探索的顶峰，那么我想，正如我已极力说出的那样，它正是那类美国犹太小说家自二战以来以一种或另一种姿态孜孜以求创作的作品——这样它或许很可以被称为一篇杰作。可是又怎么样呢 ？它可能仍然只是一条死胡同。
不过呢，假如通过这种决定性的倾泻，注入一件决定性的循环主题的容器，这样负罪感（尖叫、刺耳，歇斯底里、过分夸张和精神亢奋）就被成功地诠释，而未来的美国小说将因它而变得更加安静，精巧，更理智，更多思考，那么这部小说真可以被判定是一部里程碑之作。
（乔治·格瑞菲德，1969年2月23日）
真正的魔力——《百年孤独》，加·加西亚·马尔克斯着
一提到魔幻境界，即使所谈及的是一部现代小说，人们也会很自然地联想到精灵、月光和光滑的山脉。除了矮人和仙女外，人们还会联想到神奇的业绩和道德的启示，但不会联想到太多的幽默，几乎绝不会联想到性。这种观念看来似乎是要完全忘却世俗生活。至少，这就是关于魔幻境界的一个设想。
哥伦比亚小说家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显然持不同的看法。在《百年孤独》中，他创造了一个无所不包的魔幻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谎言与说谎者，然而同时又非常非常现实。在这部小说中，恋人们可以将彼此理想化为脱离肉体的灵魂，可以在吊床里愉快地嚎叫，或者，浑身涂满了梨酱，赤裸着滚到前廊上去。主人公可以穿越丛林，作堂吉诃德式的历险，尽管他永远也无法达到他的目标，然而描绘其惊险经历的语言却充满了辛辣的讽刺：“远征的人们脑海里充满了对于原罪以前的潮湿而寂静的天堂的最古老的回忆。他们的靴子陷进沼泽，他们用大刀砍烂血色的百合和金色的蝾螈。
一周过去了，他们几乎没讲一句话，像梦游人似地穿过一个悲哀的世界，只能见到发光的昆虫微弱的光亮，他们的肺里充满了令人窒息的血腥的味道。
这就是一个了解世俗生活的诗人的语言，他不认为尘世生活是幻想家的敌人，他对它毫无畏惧。
在《百年孤独》接近尾声处，小说的一个人物发现了一张记载着他的家族史的羊皮纸文稿，这份记载是一个吉卜赛老人在“一百年以前”预先作下的。文稿的作者没有按照传统的时间顺序来记载事件，而是让在一个世纪里发生的日常琐事在同一时刻里并存。这种叙事手法是魔法师的花招，它把回忆与预言，幻想与现实混同起来，使得它们看起来往往是一样的。简而言之，这份文稿与马尔克斯的这部令人震惊的小说十分相似。
要想以一种不致过于复杂繁琐的方式描述这部作品的技巧与主题而使之不至于不可读，实非一件易事。事实上，这是根本办不到的。这部作品通过精心设计的怪诞情节、古老的神秘故事、不可告人的家族秘事以及独特的内在矛盾揭示出其意义，通过这种种直接的途径给人以快感。
马尔克斯创造了一个连续统一体，一张相互关联的关系网。不管一些细节如何奇特与怪诞，小说的更为重要的效果是表现热烈的兴致、健康的幽默感，乃至理性与同情。
（罗伯特·基里，1970年3月8日）
觉悟正在提高——《性政治》，凯特·米勒着
伦敦国家美术馆的维纳斯细腻的皮肤被争取政治权利的妇女划出道道斜痕。咄咄逼人的女性，妖娆的宫女画，模特，工于描画女性形体的画家，以及这类色情文化的消费者，都是堕落的性的受害者。如同种族和阶级，性也是一个我们不能仅仅“写道”的话题，因为只有我们自己的性才是真实的描述，游离于性之外，对性过份容忍，也并不是什么值得赞扬的事。我们都是堕落的情人，理智和情感全部错位。
因此，凯特·米勒的《性政治》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成就，它的超脱距离是由知识，理性和爱来约束的，而参与尺度也有一个明显的界定，这本书是对我们的公共和私人生活在生死层面上充满激情的思考。
书的开篇，对亨利·米勒的《性》中浴缸内外的性场面的欣赏性评论，将我们震憾了。紧接着又是从梅勒《美国梦》中摘录的更复杂，更粗野的性描写，描写性放纵的小说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想象力丰富的文学作品炮制出大量类似的色情场景，已模糊了出版审查的界限，而且远远超出了床第和身体的范围，这种自由描写揭示了以前一直秘而不宣的性的真实一面及对性的幻想。更甚的是，对性的描写本身是富有攻击性的，沉迷其中的，极具吸引力，乃至令人作呕。这些性场面是至关重要的。父系社会的权力政治塑造出了米勒笔下的主人公，当他征服一个个女人时，充满了满足的激情，它也塑造出梅勒的作品主人公罗杰克可怕的傲慢。
凯特·米勒选择的文本还突破了色情这一层面。这些文本揭示了堕落的理性，伦理，语言和感官享受。她摘引的第三个文本是《小偷日记》。通过多层面的自隐性评论，凯特·米勒显示了热内对异性恋的“父母世界”的同性恋戏拟这一实质，在这“父母世界”中，“我们大多数人都幻想着是在家里”。热内是从一个最光荣的位置来作出其吁请和讥讽的：处在权势等级的最底层，被痛苦不断刺醒，批评起来有一个很好的视角，也有权利批评。从这一经历，热内“不仅从形式上，而且从内容上”进一步显示出——尤其在戏剧《阳台》中——如果在性方面不作改变，社会变化只使你进入一种恶性循环。
从梅勒和热内的文本出发，凯特·米勒给予读者一种趣味，一种方法和一种主题，进而极具说服力地使读者进入其对性政治的历史性，学术性考察。
在这一历史考察中她运用了艺术、人类学、生理学、心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热内的小说和戏剧处于请求变革的中心位置。这与维多利亚式的请求心灵的变更不同，它更紧密地与当前人们思想觉悟的变化标志相联系，也更乐观。
但是这种对个体人物进行的细致分析服务于一个更大的目标，这本书分析革命是为了服务于革命，它必须着眼于个体实例，因为它不仅与文化相关，而且因为它的主题是人类的觉悟。但它不能仅仅着眼于个人的语言和艺术表达，它需要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显示父系社会的实质，显示这场已开始推翻父系社会的法律、价值观和人际关系的革命的实质。性革命部分取得成功，遭到阻碍乃至暂时失败，但会愈加活跃。凯特·米勒告诉我们为什么会这样，以及如何去做。
为了揭示革命的不足和反革命势力的强大，凯特·米勒对文学作品作了一番分析。作家和思想家们表现出感情模式缓慢而复杂的侵蚀，要分析这种复杂性，需要同情心和坚强意志。凯特·米勒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不管是在看丁尼生在《公主》中所作的聊胜于无的争斗，还是看穆勒精辟的分析时，都是如此。穆勒有点轻视经济学的作用，但他在对未来家庭的大胆预测中，又比恩格斯略胜一筹。
如果说在这出戏中热内扮演的是“聪明的愚人”的话，罗斯金和弗洛伊德则是较简单的小丑人物。罗斯金提供了一个骑士时代的补偿和欺骗的喜剧性现代形象。弗洛伊德则因为对无意识和婴儿性欲所作的研究而受到敬仰。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对女性的性格的观察建立于病理案例，即社会的受害者基础之上。作者漂亮地，而且不无善意地跟踪到了阳具妒忌的幽灵，而且总体上抑制住了对阴茎骄傲的嘲笑，当她偶尔为之时，她的嘲讽并不刺耳，也未有自得之意。这本书的幽默使其显得热情而又亲切。我私下认为它与另外两位伟大的女权主义者——西蒙·德·波伏娃和多丽丝·莱辛——冷峻生硬的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芭芭娜·哈黛，1970年9月6日）
杰美茵的份量——《女阉人》，杰美茵·格雷尔着
必须承认，刚接触到《女阉人》这本书时，我心存疑惑。我是去年秋天第一次从一个男性杂志编辑那里听说过它的，这位编辑读过此书的英国版本，认为这是他所读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