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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就其效果来说是静态的，它只存在于其自身，不需要求自身以外的任何东西。而动态艺术的存在就是为了要求自身外的东西，它不是独立的，而需要厌恶或是渴望这些情感来加以完善。
至今仍有学者对《格列佛游记》第四部进行喋喋不休的争论。是不是斯威夫特对人类巨大、强烈、超越了现实和合理范围的仇恨，令我们在仇恨人类的同时也对他的想象力产生不容怀疑的厌恶 ？事实上，这就是一个建立在上述论断基础上的争论。
对于当代的作家来说，《格列佛游记》的第四部似乎一直是一部静态艺术的伟大作品；那么，对他们而言，乔治·奥威尔的新作《一九八四》将是一部动态艺术的伟大作品。也许这意味着这部作品只是瞬间的伟大，它的伟大力量只作用于我们，作用于现在，这一代人，这10年，或者只有今年，也许它注定要成为时间的抵押品。但是无论如何，大概这一代人中没有其他任何一部作品能像这本书一样唤起我们对自由深切的渴望和对专制切齿的痛恨。
《一九八四》第一眼看上去似乎陷入了讽刺小说的传统臼案。这些传统的讽刺小说，比如《格列佛游记》、《美妙的新世界》，都把未来的时代或想象的地方或两者兼有，作为作品的背景。不过即使我们还没读完那令人茫然的第一页，也会发现这部小说的结构迥然不同，而且会不太愉快地看出这根本不是一部讽刺小说。
强烈过分的讽刺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使人颇感快意。它为我们和日常生活所见的情况之间设置了一段距离，使我们能经常逃避于慵懒、熟视无睹和自以为是的状态中。奥威尔早先出版的《动物农庄》就是这样的一本书。书中的主人公全是动物，因此书的内容也是荒诞不经的。它的喜剧色彩遮蔽了恐怖，使其停留在知性的水平上，使我们不必担心受到情感上的屠戳。但是《一九八四》却是一部纯粹的恐怖作品，这种恐怖瞬间即至、震人心魄。
两部小说的写作动机似乎造成了两书的不同，这对我们了解文学想象力的作用颇具启发性。《动物农庄》尽管立意新颖，别具一格，但却更像一个机械的寓言。它是在极权主义这个概念特指俄国之前，奥威尔在道德和理智上愤感的一种坦露。而且它是赤课裸的，微带一些冷漠，书中那并不是十分可笑的喜剧手法削弱了其潜在的严肃性以及此书主题应有的严肃意义。《一九八四》这本书也是在极权主义这个概念出现之前，奥威尔用来发泄其道德和理智上的愤懑的，但是它却又不仅仅如此。
它也是——毫无疑问许多忠实的自由主义者将被这个障碍绊倒——奥威尔在发泄他对英国社会主义的方方面面的怒火，尤其是——也许看上去微不足道——对当今英国灰蒙蒙死气沉沉的气氛掩盖了战前温和文静的生活的强烈不满。
1984年，世界分裂为三个超级大国——伊斯特国，欧罗巴国和大洋国。
欧罗巴国影射了“受俄国影响的欧洲”，而大洋国则“影射了受美国影响的不列颠帝国”。英国在书中被称为“机场一号”，首都是伦敦。英语则被变形为一种叫做“新语言”的东西，这是一条具有破坏性的官僚术语，它的目的在于把单词量减至最小，这样最终将没有任何工具帮助人们思考国家颁布的概念以外的东西。
大洋国由“内在党”统治。该党党员人数占整个国家人口总数的25％，但是只有少数“内在党”的党员不生活在全面的奴役中。该国的大多数人是“无产者”，这些腐化的老百姓受到鼓励，经常聚众狂饮，荒淫不堪。而对党员来说，性爱像其它各种爱一样是一种犯罪，女性的贞洁则被写入“反性行为团”的章程中。
每个党员都不能拒绝官方的主张和逃避官方的监视。每个房间里都装有无法关掉的电子屏幕，它不仅无时无刻不在广播，而且把外界的每一个国家，每一种声音准确地传递给“思想警察”，它还监控人们的各种活动，公开私人生活，比如早晨在床边做做健美操也会被众人得知。这是一只永远睁着的眼睛和一张永远在讲话的嘴。该国的独裁者被称为B·B或者“老大哥”，他或许活着，或许已经死了，但他的大幅画像却张贴在各个空间，注视着众人。
这个国家的政体叫做“英格苏克”，该词在“新语言”中同意于“英国社会主义”。
我们无法简要地概括出奥威尔对超级大国中生活极其细致详尽的描述，也没法在揭示他的创造力外再做些什么。他似乎考虑到了所有问题，通过运用娴熟的技巧，他把所有东西和一个人结合起来，这个人是一个普通的“党员”，是千百个负责为保存当时的“真理”而修改文件的人之一。
通过他的生活，我们了解到被称作“思想犯罪”这一罪行的复杂活动（这里奥威尔似乎借鉴了凯斯特勒的《中午的黑暗》）；同样我们还了解到更多公开的事实，比如大洋国畸形的经济结构，以及三个超级大国不停地变换盟友，联合第二国攻击第三国这种持久战争的性质和需要。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了解到了这个意在完全摧毁个体的社会所昭示的意义和其使用的手段。
再多说一些，我们就要谈到温斯顿·史密斯39年来的个人简历，不过我们不能剥夺读者对这个恐怖的，逐渐推进的高潮和其迅速回落的全新感受。
从这个过程我们可以体会到乔治·奥威尔给这种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及其最后的毁灭所赋与的个性。当然，作者在最近才作为小说家赢得了一席之地，那是因为在这本书中，他所关心的道德和心理价值走出了政治预言的范畴而进入了富有个性的作品中。
《一九八四》是今年最新的一部小说，它了解过去和未来发生的事情，是对爱克顿爵士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最有力的印证和体现。
（马克·舒勒，1949年6月12日）
与自己作战——《从这里到永恒》，詹姆斯·琼斯着
当一本书在其叙述能力及对人物把握方面能像这本书这样技巧高超的话，它便可与现今美国小说中最好的作品相比较了。《从这里到永恒》是一位新生代重要美国小说家的作品，对每一个读过这篇关于和平时期部队生活的极长、极具说服力故事的人来说，在詹姆斯·琼斯身上明显体现出一种原创性的、彻底诚实的才能，这种才能使得美国现实主义恢复了其在世界文学中的重要地位。
琼斯先生的小说以瓦胡岛的斯科菲尔德兵营为背景，叙述的年代包括珍珠港事件之前及事件过程中的所有年份。它讲述了一群与世界和平相处但却与自己作战的人们；讲述他们的竞争、挫折、憎恨和孤独；讲述他们的女人；讲述所有生活在和平时期被称为常备军部队周围的高尚的随军小商贩和邪恶的随军杂役——这支部队，奇怪的是，却好像总是坐着的，而不是像它名字那样叫做“站立的”（standing）部队。
故事就是这样，而且像地狱般的混乱，因为小说中的道德方位是笔直向下跌落的。既然小说里既没有源于士兵们出自生理方面痴心迷恋的伟大爱情，也没有任何源于他们罪过的英雄般的赎罪举止，我们就该聪明地转向玛格丽特·米德而不是但丁，去请求她做为我们的向导。琼斯先生所关注的是个人与群体间几近有机的生物关系，是一个在道德上可算作（原始部落）土着人的种族的图腾、禁忌与狂欢仪式，是那些填补了和平时期部队生活真空的情感压力。他极出色成功地向我们展示了那些当人们生活在本无根底的便利中时使人毁灭的力量。
小说的中心主题是不墨守陈规。作者采用了“金色男孩”的观点。（受人喜爱的男孩）讲述了一个宁愿吹军号而不愿拳击的士兵的故事。军队里并没能哪条例规定人必须要拳击，但要是他不与人比试的话，却是有人会即兴采取些行动让他吃点苦头的。这些被称作“处理”小说的头号主人公，列兵罗伯特·E·李·普莱威特——他曾在阿灵顿跳过踢踏舞——就受到了“处理”。
他所做的抵制“处理”的努力引起了对士兵的解体以及——至少在梭罗看来是这样的——对人的形成的研究。不幸的是，反抗最终成为目的，成为为反抗而反抗（除一人之外，琼斯先生所有的反判者们都隐人了这种谬误之下），而起因却丢失了。
这并非说明这部小说涉及精心构思的象征主义。它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士兵生活的实质而不是象征符号。正是《从这里到永恒》这本书中真正雄辩的美德，使得琼斯先生让我们信任他的人物，无论是高级将领还是政界要人，他们都是军事机器非人的无名范围里的人——号手普莱威特；上士沃顿，他一方面象圣徒般虔诚投身于管理他的连队，一方面却又勾引他顶头上司的妻子；布鲁姆，他成功地完成了外部调整但随后却自杀了；以及马洛，这个哲学反叛者。
他们正在谈论布鲁姆的自杀，马洛赞许道：“这世上的每个将军必须得配有6千个列兵。所以我才不会阻止任何人去自杀呢。他要是来向我借枪用的话，我会给他的，因为他要么是当真的要么就是想试图维持那个自由的幻想。如果他当真，我就给他枪；如果他只是演演戏，我就骂他王八蛋。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伙计们，人只能靠一种方式获得自由，那就是为自由而死，而在他为自由而死之后自由对他又没有任何好处。伙计们，这就是事情真相，简单极了。”
然而，他们的悲剧却不仅仅在于6千名列兵中，而是在于他们生活的无根底无根据中，但军队在这点上却丝毫帮不上忙。
《从这里到永恒》用词极生僻，描述极直率，它注定要引起震动。它是本写给成年人看的书，琼斯先生很技巧地运用了亵渎神灵的言语，就像大多数士兵通常会做的那样，对他们而言，诅咒发誓是种将无法忍受的事情变得可以忍受的方式。不过，该书的极端自然主义在这个时候赋予了它一种尤其独特的重要性，此时我们的很多严肃小说为了寻求心理上而并非社会的关系已变得自省得厉害，又有点儿女人气。
从《从这里到永恒》就其对士兵生活的终极价值的论述来说，它可能不如罗伯特·亨瑞克的《没有武器，没有盔甲》一书那么深沉。然而，它值得人们花长时间去仔细读它书里对部队生活细致入微且几乎不可思议的洞察力，读它尖刻的对话与纯粹的叙述技巧，读它对有时隐藏在最原始的动物性冲动下的柔情的展示，读它的缺乏假英雄，读它的喜剧性的荒诞不经与讽刺，而最最关键的，是读它对人在邪恶面前体现出来的堕落反常的揭示。
琼斯先生很显然是根据自身经历创作出这本书的。他出生于伊利诺亚州罗宾逊城，毕业于罗宾逊高中，随后便在部队服役5年。他参加了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在战斗中受了伤，他还目睹了珍珠港轰炸事件。当他退役的时候他的军衔还只是列兵，因为他曾两次受到一次是从下士、一次是从中士的降级处分。
尽管这个故事在珍珠港轰炸事件之后不久便终止了，但它仍是部比起其它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