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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亚当斯，1940年9月22日）
值得为之而战——《丧钟为谁而鸣》，欧纳斯特·海明威着
这是欧纳斯特·海明威写下的最好的小说。它是最完整，最深刻，最根本的。我想，它会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当《永别了，武器》发表时，我们中间有些人觉得，海明威的创造力枯竭了。虽然，对这样一位天分极高的作家做出如此估计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但事实上，海明威确实看上去不会再有什么发展了。很早以前他的写作技巧就已成熟，而主要是看他如何使用了。这种疑问现在已被一扫而光。他的技巧似乎比以前更纯熟了，而且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心灵的成熟，一种对生活的更深的信心，这比他以前表现出的要深刻得多。不管是什么因素——也许是他在西班牙内战中的经验——使他成熟，这本由他在战争中的经验而创作的书已显出了这一点。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已没有任何年少幼稚的痕迹了。这是一个具有成熟思想的成熟艺术家的作品。
这个书名源自约翰·多恩的诗。书中的第一页上有这样的诗句：“没有人是孤岛，或完全的自我；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海洋的一片；如果泥土被大海冲走，欧罗巴总能留住；如同一个海岬，如同他们的朋友，任何人的死亡都消磨着我，因为我如此关注众生；因此别让人去问丧钟为谁而鸣，它正是为你敲响。”
这是一个精妙并且贴切的书名，因为书中充满了死亡的威胁和生者对它的态度。这本书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因为这是一个发生在西班牙内战中的故事。但用这样的故事，作者却打动了每个人的心弦，实际上，每个读者都能感到心灵的共鸣。也许《丧钟为谁而鸣》的主题还有另一层含义：不应悲观，而应当直面人生。在悲剧性但又深刻的哲理的展现中，使人灵魂得到了净化。
海明威已经从他其它小说的否定声中解脱出来，正如罗伯特·乔丹俯视着山丘，面临着死亡时所想的，“我为了自己的信念已经战斗了一生了。如果我们能在这儿打赢，在任何别的地方也一定能胜利。世界是如此美好，真值得为它而战，我真不想离开。”
故事的框架不过是可怕的西班牙内战中的一个小插曲。罗伯特·乔丹是国际纵队中的一名美国青年。将军为了阻止敌人的增援部队，派他去炸掉一座桥。接受了命令之后，乔丹来到了山区并寻找游击队的帮助。乔丹成功地完成了任务，但当他和同伴撤退时，他的马被一颗炮弹击中。他让同伴撤走，自己留下掩护，手中握着冲锋枪，等着敌人走近。乔丹和那些撤退的战士是本书的主要人物。其中有一个名叫玛丽亚的姑娘；在这四天的行动中，乔丹爱上了她。和《永别了，武器》相比，《丧钟为谁而鸣》不仅是一本更好的战争小说，而且其爱情故事也比亨利中尉和凯瑟琳之间的更加感人。确实是这样的，真的要好得多。在感情的深刻与真挚上，就我所知，没有任何美国小说可以与之媲美，其它任何文学形式中也找不到几个。正如《永别了，武器》中的爱情描写比《太阳照常升起》中漫不经心的刻画要细致得多，本书又比《水别了，武器》前进了一大步。
在我看来，这本书的人物描写是海明威所有作品中最杰出的。罗伯特·乔丹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战士。其他西班牙人物都刻画的栩栩如生。特别是皮拉这一女性会成为小说中的经典女性人物，她质朴而强壮，温柔而聪慧。
正如她对自己的评价，她是一个本应成为好男人的女人，而现在成了为男人而生的女人。还有粗野而脆弱的巴比洛，他是力量和罪恶的结合。还有善良勇敢的安塞尔莫老人——所有这些人都在这本英雄小说中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我以前曾说过，自吉卜林展现其天赋的写作才能之后，就没有人能和欧纳斯特·海明威相匹敌。他的描写不但准确，而且生动。本书的有些场景比他以前的任何描写都要好。其中某些场景，如在巴比洛的家乡共和军战士惨遭屠杀，法西斯分子如何把一排排的群众鞭打至死并扔下三百尺深的悬崖山涧中，法西斯分子如何从市政堂的祷告中把人们一个个赶出并杀死，具有如同某些戈雅的绘画一样的震撼力。
所有这些都使《丧钟为谁而鸣》成为了海明威以前作品的发展和提高。
在人物刻画上它显得更加饱满，更加生动，而内容上更是无可比拟的丰富。
海明威的风格也变得更成熟了。在这之前他的风格已经极其深刻，而现在，它更是去掉了矫揉造作。作者的创造态度没有任何炫耀的成分，风格很好地溶入了作品之中，没有任何惹人注目的人工雕凿的痕迹。简练和有力，细致和强烈合二为一。
这是海明威最长的一部小说。在我看来，和大多数书一样，它能更短点就好了。依我之见，罗伯特·乔丹追忆他在马德里的岁月的那些段落似乎没有必要，因为它阻碍了叙事的发展，最能好被删掉。除此之外，我还没有发现其他缺点。毫无疑问，这是一本很好的小说，而且我能肯定，它终将被证明是一本伟大的书。许多东西一读就能感觉到。有一点可以肯定：海明威依然才华横溢，他的作品并未耗尽他的才思。《丧钟为谁而鸣》是一个知道生活真相并知道如何表达的男人的书。海明威已找到了比羚羊和狮子更大的猎物。猎人从山中回来了。
（J·D·亚当斯，1940年10月20日）
被信仰毁灭的人——《中午的黑暗》，阿瑟·凯斯特勒着
在这篇精细微妙的小说中，作者有力地解释了莫斯科对叛国罪审判之谜。这本小说突破了常规局限，可以作为有关政治哲学的讲义来解读。但是这种评论不会吓着书中的任何一个人，因为它具有戏剧般的力量，充满温暖的感情，而且说理简单有力。它像一部传奇剧一样引人入胜。它完全不同于那些表面上作为小说，实质上是对某种话题作出评论的书。它并不着眼于审判的背景因素，也不以透露秘密取胜，也不避开对东方人心理的概括。审判在外表上具有那种特别的俗丽的俄罗斯特征，但实质上是讲述实用的专制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民主思想的碰撞。
小说的中心人物鲁巴乔夫是被斯大林清洗掉的老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小说以1938年他被逮捕开始，而这逮捕是他一直就预感到要发生的。他并没有犯他后来承认的任何一种罪。照我们通常的标准，他是无辜的，但他在内心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为什么 ？因为在过去40年中，他坚定不移地投身革命，使用不管多么可怕的方式，来为实现其抽象的目的而斗争。当怀疑开始潜入这种人的头脑，当他开始问自己：为了实现革命目的，是否应以人类如此之大的痛苦为代价时，他知道自己有罪过。而他明白，他有这种人文主义异端思想，就必须以被处死作为惩罚。作者以其聪颖，顺着鲁巴乔夫的思路，得出了最终的、感人的自白：“我不再相信我不可能犯错误，所以现在我不知往何处去。”
虽然这是一本监狱小说，它并没有沉溺于对压迫环境的细致描述。鲁巴乔夫并未受到野蛮的对待。一旦他的罪过在苏维埃体系下被确定无疑，最重要的，也是最感动人心的戏剧环节在于他是在公开的审判中承认自己的罪过，还是在沉默中死去。
这一问题掌握在两个从事调查的法官手中，他们是伊万乔夫和格雷金。
他们想要鲁巴诺夫对公众承认自己的罪行，因为他是革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如果不加解释就把他清洗掉，会对人民士气产生不利影响。伊万诺夫自己也是老布尔什维克，能抓住鲁巴乔夫的思想要害。
伊万诺夫主持了前两次审讯，通过势不可挡的逻辑，他让鲁巴乔夫明白了自己尚未意识到的问题。他让鲁巴乔夫明白：自从后者被德国纳粹囚禁两年释放回来后，他就开始不满了，鲁巴乔夫本来有资格在国内得到一个重要职位，但他立即要求出国去执行一项新使命。“你大概是在这里感到不自在，对不对 ？在你不在国内的几年内，这里发生了一些变化，你显然不赞同。”
一旦鲁巴乔夫承认他不喜欢对老同志的清洗，他立刻落入了陷阱。因为按照俄国人的思维方式，内心的不满肯定会导致公开的反抗。
伊万诺夫和鲁巴乔夫玩弄着一种精心设计的游戏。他竭力让鲁巴乔夫回忆起自己以前接受了党的纪律，并试图劝说后者自己承认犯了错误。事实上他成功了。但党内认为他对待鲁巴乔夫太慈善，于是将他枪毙了。最后一次审讯——在鲁巴乔夫已同意承认错误之后——是由格雷金主持的。这次审讯是一次漫长的，微妙的折磨。它的任务是根据鲁巴乔夫的坦白给他安上具体的罪名。很难说清这两人斗智过程中激起的兴奋感；这么说就够了。“他俩已达成了一种默示的同意：如果格雷金能证明指控本质上是正确的——虽然这种指控是逻辑上的抽象的东西——那他就可以随意添加缺乏的犯罪细节。”
但是在格雷金表面上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时，鲁巴乔夫内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再次成为一个正常的人，一个有感情，有血有肉的人。在理智上他同意格雷金的观点，但在情感上他承认，人类很可能不应该顺着逻辑走到底——“只有理智很可能象一个有缺陷的罗盘，它引导你踏上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最终目标在迷雾中消失。”
《中午的黑暗》的强大吸引力在于其强烈的悲剧性的讽刺。鲁巴乔夫虽然在作完深深打动人心的最后告白后被枪决，但真正的胜利者并不是压迫他的当局，而是他自己。
（哈罗德·施特劳斯，1941年5月25日）
建筑大师——《源头》，爱恩·兰德着
爱恩·兰德是一个极具实力的作家。她的思维巧妙细致，写出的东西卓越、优美而尖刻。《源头》是她的第二部小说，已有5载酝酿。作品篇幅不小，但引人入胜，讲的是人类与邪恶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的事情。
故事以建筑业为背景，这个领域对小说家来说相对比较陌生。它成功地塑造了“创造者”和“二流货色”的形象。霍华德·劳克属于创造者，他体魄强健，在别人还在争吵要不要让他按自己的想法去行事时，他已兴致勃勃地干了起来。所有成功的建筑师为了反对他而联合了起来，这些人中有的嘴上老挂着传统风格的华美崇高，有的则认为将各时期的风格杂合起来最为完美。反对劳克的有一个迷人的小子，跟他一块上的学，得过各种奖：这位彼特·济亭还在继续获奖，通过一副好长相，通过其人格的寡廉鲜耻来青云直上，欺世盗名。反对劳克的还有多米尼可·弗兰肯，因为她爱他，对这个堕落、贪婪的世界心存畏惧并恨之入骨。
不过，所有人中，埃斯沃·图黑，一家有名报纸的专栏作家，才是劳克的真正对头。埃斯沃·图黑可以说完美地体现了当代的邪恶。他清楚为什么要教彼得·济亭学坏，在一段文字中他讲述自己如何毁掉了那个年轻人并将之抛弃，这时堪称最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一种法西斯式的思想：即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