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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看着马俊仁，想像着当时的情景。
马俊仁躺在病床上，床边或站或坐着王军霞等几个已经离开马家军的运动员，一张张面孔都是马俊仁再熟悉不过的。王军霞这些女孩子无疑都是善良优秀的，她们对马指导父亲去世自身车祸受伤无疑也是同情的，然而，离弦之箭收不回来，她们自然还要接着和马指导算清账。重伤的马俊仁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地躺在病床上，这算账告别的过程自然不会有一丝硝烟气氛。王军霞张嘴说话虽然颇为困难，但最后还是把分帐的事提了出来。之后几张年轻的面孔都安静下来，看着她们曾经像父亲一样热爱和崇拜的马指导。姑娘们自然不会在这种时候逼迫马俊仁。但不逼而逼，让马俊仁更难受。
马俊仁重伤之后昏睡了几天，现在醒过来了，弟子们要分账，他就和她们算账。记账的包车祸中丢失了，里面还有香港奖励的三两重的金牌。账目原本一清二楚。现在账没了，似乎就有麻烦，如果有人怀疑马俊仁占用队费，也不能算无理猜测。马俊仁困难地咽了口唾沫说不要紧，他把纪委的人叫到一起了，然后只凭记忆把所有的收益，哪天收了多少，哪天干什么花了多少，账面上最后还剩多少，一笔一笔说得清清楚楚。他一边说，人们在一旁用笔记。说累了说昏了，醒过来接着说。
终于都说完了。
院长和大夫全蹦起来了，说怪了。马俊仁这几天一直昏迷，可是多少年上千万的账，一分钱没差。因为他这次重伤包括了脑部重伤，谁也没想到会把账记得这么清楚，连连惊呼这脑袋比电脑还好使。马俊仁说完了，边上的人也记完了，算完了，最后不仅一分钱不少，还多出四十多万。马俊仁解释，这四十多万是胜达集团给运动员赞助时，特别给了马俊仁个人一台奥迪车。他当时说不要汽车，结果对方给他四十万。马俊仁说，我个人不要这个钱，钱给了队里，给大伙儿吃，补营养。
账算清楚了，她们要拿的钱都拿走了。
而马俊仁算完账就又昏迷过去。
又醒来时，和他算钱分账的运动员们已经走了。只有曲云霞守在病床边，含泪端着饭碗要给他喂饭。马俊仁摇摇头，他不想吃。
奋斗一生，落得这样一个结局。
说完难忘的1994，马俊仁神色疲惫声音也显得苍哑。
窗外西北风还在呼啸，天空依然阴霾。院子里藏獒还在时起时伏吠叫。它们吠叫着注释了那一段惨烈往事已经过去十年。马俊仁眯眼抽了好一会儿烟，而后摇头说道：这种话只和你老柯兜底儿讲这一次，以后再不讲了。
他长长慨叹了一声，神情有些恍惚。
讲到1994这一段，马俊仁不止一次提到父亲，父亲一辈子吃苦耐劳，挣钱养活了十一口的一大家人。父亲从小很少打骂孩子。记忆中的只有十四岁那年，因为拉车运煤耽误了学习不想去考试，被父亲摁在雪地里高举轻落地打了一顿。没有那顿打，马俊仁小学不能毕业，中学也不可能上，这一辈子也就完了。
作者希望和马俊仁探讨1994马家军兵变的原因。
除了光辉顶峰荣誉与金钱的负面干扰外，除了马俊仁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外，对于马家军兵变的种种其他原因，当时及后来的社会舆论都做过这样那样的分析。那些分析可能各有道理，但也不乏夸张之处。
在中国现代当代，主流的思维方式向来是搞政治文化批判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自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资本主义或其他各种该批判的主义。又后来的一些年，批判的方向变了，但依然是批判这一点大概没变。但是，在涉及到对人评价时，有的时候只从政治的、社会的角度进行批判，或许还是不够人文关怀。我们这种主流文化中似乎缺点东西，缺点心理学意义上的东西，缺点人生终级意义上的东西。
我们有时候不善于活生生地看待一个活生生的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举世公用的金科玉律常常被忽略。
在这窗外一片阴霾的冬日里，透过马俊仁散布的满屋子浓浓烟气，我看着这张显得格外沧桑的男人面孔，探询地问道：你觉得为什么会出现1994年马家军兵变，除了我们刚才分析到的原因之外还有什么？
马俊仁狠狠抽了几口烟，摇头长叹道：都怪我。
作者问：为什么怪你？
马俊仁说：怪我当时好多问题没有处理好，没有更好地发挥她们的作用，耽误了她们，要不，她们一直跟着马家军，还会取得更多的成绩。
作者静静地盯着马俊仁，接着问：还怪你什么？
马俊仁说：还怪我急躁。从鞍山抢救完父亲回大连的路上，听说男女运动员不训练搞恋爱，都睡到一块儿了，我急了，也没调查核实情况，在路上就打电话对她们发脾气。我把她们吓着了，激发了兵变。
作者又问：还怪你什么？
马俊仁说：怪我自己的事可多了。我那时情绪过分紧张，对很多事情想得过分严重。兵变后一大群人走了，当天夜里，没走的曲云霞和她父母在基地被煤气熏了，煤气罐阀门打开着，好不容易把她们一家抢救过来。我当时得到的情报和判断，是走的那群人有意安排要毒死曲云霞一家。你看看，我当时眼睛里的情况有多么严重。都怪我。
作者问：还有什么让你怪自己？
马俊仁说：说来说去，怪我那一阵情绪太坏，脾气太暴，我觉得自己坚持不下来了，也想过请上个长假歇几天。
作者问：为什么会脾气暴躁，为什么觉得自己坚持不下来了？
马俊仁说道：从1970年到1994年二十四五年，那根弦紧绷下来，确实有点受不了了。
作者问到了早已想到的答案：老马，你没发现我们刨根问底问出了答案？
马俊仁问：什么答案？
作者说：你是累过头了。
马俊仁稍有些怔愣地盯了我一会儿。
这么一个简单明白而且可以说是天大的事实，他自己此刻似乎才看见。
作者说：你二十多年差不多天天睡半夜起大早，一个关口接着一个关口过，一个山峰接着一个山峰往上攀登。听你一段一段讲述，每一段都在拼命奋斗。你不觉得自己的神经超过了一个可以忍受的极限了吗？一个运动员过了极限受不了，一个教练过了极限就受得了吗？
马俊仁又愣了一会儿，拍了一下大腿长叹道：看着是运动员在跑道上比，可说到底又是教练在后面比。当教练的要是没有足足的体力和心气儿，根本就不能让运动员练到位、调到位、比到位。
事情十分清楚，二十四五年的奋斗，马俊仁不知打了多少比赛，冲击了多少纪录。1993年到达光辉顶峰还不得喘气，又加码建基地。一个被种种重压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马俊仁，必然是一个心情急躁缺乏耐性的马俊仁。这时，任何粗枝细节的失误都是难免的。
马俊仁显然一下被点破了，他双手象征地抓住自己的脑袋说：那一阵子，我经常觉得自己脑袋壳子要爆炸了。确实觉得受不了，好像要裂了一样。
作者同情地看着马俊仁。每个人的生命力都有他的限度，这是一个明白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却常常可能在一些很夸张的理论中忽略了这个重要事实。中国当下时尚的政治文化批判，常常也容易忽略对人的这一点人文关怀。
即使是铁人，二十多年的如此拼搏也可能断裂。
更何况马俊仁不是铁人。
作者也便想到自己熟悉的文学界。很多作家曾经很旺盛很风光，但是到了五十岁六十岁，渐渐写得少了，甚至四十多岁就有这种情况。如果说他们是被荣誉金钱腐蚀了斗志，那可能只在极些微的程度上有道理。在更大的程度上肯定是个无理指责。大多数作家执著于自己的写作，当他们写得少了写不出来了，最主要的原因是写累了，是生命力的限度在起作用。如果看不到这个简单明白的事实，那些很夸张的批评文字都会显得极为牵强可笑。而只有看到这个简单不争的事实，才能理解相当一些作家的精神痛苦。像海明威、杰克·伦敦这样的作家，最终用自杀结束了生命，其实也和这样的精神危机精神痛苦相关。
任何一个努力做事的人，在经历了四五十岁这个年龄后，一定能够理解马俊仁在那样超负荷奋斗了二十四五年之后累不可支的生命现象。在当今竞争的时代中，有些三十岁的年轻人甚至已能够体验到马俊仁奋斗二十多年后的过分劳累。只要我们善于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对马俊仁的1994就会有足够的理解和体谅。
作者将这番意思对马俊仁说了。
马俊仁一伸双手慨叹说：那些运动员也一样啊。跟着我多少年拼搏下来，个个儿也都快超负荷了。
作者对马俊仁此时能够由此及彼地想到运动员颇为肯定。
王军霞、曲云霞、刘东等一批优秀的女子中长跑运动员组成的马家军，在那些年争分夺秒的训练比赛中，为自己为民族争了荣誉，但多年日复一日的训练比赛也使她们的精神和体力处在高度紧张中。无论马俊仁用了多少方法调到位，但到了这个时刻，在马俊仁这个大家庭中，两代人的生命力极限都受到了高难度挑战。
在一个家庭中，如果父母、孩子或者夫妻在外工作过分紧张，回到家里就可能脾气暴躁。而如若两代人都面临着紧张的外部环境，那么，家庭内部的冲突常常会因为一些小事而无缘无故地发生。在那种时候，家庭内的一切争吵，包括一些十分过激的言辞，都不能说明任何东西。即使一个相当和睦的家庭，也难避免这种性质的冲突。
惟一要强调的是冲突的原因在于家庭成员在社会生活中的紧张状态。
这样，我们再看当年马家军这个大家庭中两代人的冲突，就又多了一个视角。
东山再起与两代恩仇
几乎在所有人眼里，马俊仁完了。
马家军已然解体，王军霞等一大批优秀的女子中长跑运动员离他而去，剩下的人寥寥无几，已溃不成军。马俊仁已年近五十，他肯定趴下起不来了。
然而，马俊仁毕竟是马俊仁。就像《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毕竟是孙悟空一样，孙悟空在去西天取经的路上不止一次看来没出路了，最终还是死里逃生转败为胜。孙悟空能够死里逃生，是因为他心怀去西天取经的宏大目标，并且百折不挠斗智斗勇。我们眼前的马俊仁依然有他的远大目标和百折不挠。马俊仁在1994年底1995年初那个严酷的冬天里，更加哲学地表现出他一生都在表现的拼搏精神。
1994年12月12日，马家军兵变，27日马俊仁父亲去世，29日马俊仁车祸重伤，车祸后先在瓦房店抢救两天，之后又转到沈阳住院。到了二十一天上，也就是阳历1月末阴历腊月二十七那一天，马俊仁告诉司机他要回家。医生护士包括院长把他团团围住，坚决不让出院，他们都是热爱马俊仁的，要对他的生命安全负责。马俊仁硬撑住自己，忍住周身疼痛，佯装无事地笑着说，他没事了。医生们拦不住，疑疑惑惑地送他上车。车没开出两公里，马俊仁就全身不舒服，两眼冒金花，满腹疼痛。司机问是不是返回医院，他咬着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