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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问一件事。”我说，“你可曾发现她和男人在那栋客宅里？”
他摇摇头。“我没试过。要查不会太难。从来就不难。”
“你的咖啡凉了。”
“我不想再喝了。”
“很多男人，嗯？但你还回头又娶她一次。我明白她是大美人，不过还是——”
“我跟你说过我一无是处。见鬼，我第一次为什么要离开她？事后为什么每次看到她就醉得一塌糊涂？为什么宁愿跌进阴沟也不向她要钱？她结过五次婚，不包括我。只要她勾勾指头，任何一个前夫都会回到她的身边。不只是为百万钞票。”
“她是大美人。”我说，然后看看手表。“为什么一定要十点十五分在蒂华纳登机？”
“那班飞机随时有空位。从洛杉矶出发的旅客可以搭‘康妮’①，七个钟头就到墨西哥市，谁要搭DC…5·山越岭？而且‘康妮’不在我要去的地方停。”
我站起来，身子贴着水槽。“现在我们总结一下，你别打岔。今天早上你来找我，情绪很激动，要我送你到蒂华纳去赶一班上午的飞机。你口袋里有一把枪，但我未必看得出来。你告诉我你尽量忍，但是昨天晚上你终于大发脾气。你发现你妻子醉得半死，有个男人在她身边。你出来，到一家土耳其浴场去打发时间，直到早上，你打电话给你老婆的两个最亲的家人，告诉他们你正在做什么。你去什么地方不关我的事。你有必要的文件可以进入墨西哥，你怎么进去的也不关我的事。我们是朋友，我没有多考虑，就照你的要求行事了。你是情绪化的家伙，战时受过重伤。我想我应该去领你的车，找一家车库存放。”
他伸手到衣服内，掏出一个皮制钥匙套推到桌子对面来。
“听来合不合理？”他问。
“那要看谁在听啦。我还没说完。除了身上的衣服和从岳父那儿拿到的一点钱，你没带什么。她给你的每一样东西你都留下了，包括你停在拉布里亚和喷泉街口的那辆漂亮汽车。你要尽可能走得干干净净，日子还要过下去嘛。好吧。我信了。现在我刮胡子，换件衣服。”
“你为什么要帮这个忙呢，马洛？”
“我刮胡子的时候，你去弄杯酒喝。”
我走出去，留下他？背坐在早餐区的角落里。他还戴着帽子，穿着轻便大衣，可是显得活泼多了。
我进浴室刮胡子，回卧室打领带的时候，他走过来站在门口。他说：“我洗了杯子以防万一。不过我一直在想，也许你最好打电话报警。”
“你自己打给他们。我跟他们没话说。”
“你要我打？”
我猛转身，狠狠瞪了他一眼。“他妈的！”我几乎是对他狂吼，“看在基督耶稣的分上，你能不能别再说了？”
“抱歉。”
“你确实抱歉。你们这种人永远在抱歉，却永远后悔莫及。”
◎漫长的告别 4（4）
他转身顺着门廊走到客厅。
我穿好衣服，锁好房屋后半部。等我走到客厅，他已经在椅子上睡着了，头歪向一边，脸上毫无血色，整个身体累得松松垮垮的。他看来真可怜。我碰碰他的肩膀，他慢慢醒来，仿佛从他置身的地方到我置身的地方隔着好长一段路。
等他注意到我，我忙说：“带个行李箱如何？那个白色的猪皮箱子还在我衣橱的顶架上。”
他兴味索然地说：“那是空的，而且太醒目了。”
“不带行李箱更醒目。”
我走回卧室，站在衣橱内的阶梯上，把白色猪皮箱子由顶架上拉下来。方形的天花板活门正在我头顶，我把它往上推开，手尽可能伸进去，将他的皮制钥匙丢进某一根灰蒙蒙的小梁柱后面。
我拿着手提箱爬下来，拍掉上面的灰，在里面塞了一些东西：一件从没穿过的睡衣、牙膏、备用牙刷、两条廉价毛巾和洗脸巾、一包棉手帕、一条十五美分的刮胡膏，连同整包购买的刮胡刀。没有一件是用过的，没有一件有记号，没有一件引人注目，当然若是他自己的东西会更好。我又放了一瓶八分之一加仑、仍裹着包装纸的波本威士忌。我锁好手提箱，把钥匙插在一个锁孔里，拿到前面。他又睡着了。我没叫醒他，打开门，把手提箱直接拿到车库，放进敞篷车的前座后面。我把车子开出来，锁好车库，爬台阶回屋里叫醒他。该锁的门窗统统锁好，我们就出发了。
我开得很快，但没快到被开罚单的程度。一路上我们几乎没说话，也没停下来吃东西。没有那么多时间。
边境的人没跟我们说什么。到了蒂华纳机场所在的那个多风的台地，我把车子停在机场办公室附近，坐着等特里买票。DC…3的螺旋桨已经慢慢转动热机。一位穿灰色制服、体形高大、恍若梦中情人的飞行员正和四个人聊天。其中一位身高约六英尺四英寸，带着枪套。他身边有个穿长裤的姑娘、一位个子小小的中年男人，以及一个高得把男伴衬得更弱小的白发妇人。还有三四个一望而知是墨西哥人的人站在附近。看来飞机搭载的就是这些人了。登机扶梯已架在机舱门口，但似乎没有人急着上飞机，这时候一位墨西哥空服人员走下扶梯，站着等候。好像没有扩音设备。墨西哥人登上飞机，可是飞行员还在跟那几个美国人聊天。
有一辆大帕卡德①车停在我旁边。我伸出头去，看了一眼那辆车的牌照。也许哪一天我会学乖不管闲事。我把头伸出去的时候，看见那个高个儿女人往我这边瞧。
这时特里穿过灰蒙蒙的石子地走过来。
“都办好了。”他说，“我就此道别了。”
“登机吧。”我说，“我知道你没杀她。所以我才会来这儿。”
他强打起精神，全身变得很僵硬，慢慢转过身，回头望。
他静静地说：“抱歉。这一点儿你错了。我要慢慢地上飞机。你有充分的时间阻止我。”
他走过去。我望着他。办公室的家伙正在等，但是不太急。墨西哥人很少失去耐性。他伸手拍拍猪皮手提箱，对特里咧嘴一笑，然后侧让一边，让特里穿过门口。过了一会儿特里由海关那一边的门口出来。他非常缓慢地走过石子地，走到扶梯前，停在那儿，朝我这边看。他没打信号或挥手。我也没有。接着他上了飞机，扶梯就收走了。
我上了奥兹莫尔比车，启动，倒退，掉头，驶过停车场。高个子女人和矮个子男人还在停机坪上。女人伸出一条手帕挥舞着。飞机开始滑行到停机坪末端，扬起大量尘土。机身在那一端转弯，马达加速转动，吼声如雷，飞机开始慢慢加速。
后面尘烟漫天，然后飞机升空了。我望着它慢慢飞进刮着台风的空中，消失在东南方的蔚蓝天空里。
然后我离开那儿。边境大门处没有人看我一眼，仿佛我的面孔平凡得像钟表的时针。
◎漫长的告别 5（1）
我回到家已是两点钟，他们坐在深色轿车里等我，车上没有警察标识，没有红灯，只有两条天线——天线不只警车有。我爬阶梯爬到一半，他们下车对我大吼，两个人照例穿着平常的制服，动作照例懒散，仿佛全世界都压低了嗓门静静等着他们吩咐。
“你叫马洛？我们要跟你谈谈。”
他向我亮了一下警徽。没看清是什么，若以为他是防疫人员也不为过。他是灰金发色的白人，看来很讨厌。另一位搭档个子高高的，俊美整洁，有一种考究的猥鄙相，像是受过教育的暴徒。他们的眼神充满守候、耐心和警觉、冷淡和不屑，警察才会有那种眼神。从警察学校毕业游行时就有了。
“我是格林警官，中央凶杀组的。这位是戴顿警探。”
我走上去，把门打开。你不会跟大都市的警察握手。那样太亲密了。
他们坐在客厅。我打开窗户。轻风徐来。说话的是格林。
“有个叫特里·伦诺克斯的人，你认识他吧，嗯？”
“我们偶尔会喝上一杯。他住在恩西诺，娶了有钱人。我没到过他住的地方。”
“偶尔？”格林说，“那是指多久一次？”
“那是含糊的说法。就是偶尔嘛。可能一星期一次，也可能两个月一次。”
“见过他妻子？”
“匆匆见过一次，在他们结婚以前。”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
我由侧几上拿起一根烟斗，填上烟丝。格林身子向我这边倾。高个儿坐在后面，手拿圆珠笔和一本红边便条簿，等着记录。
“现在该我说‘到底出了什么事’，而你说‘由我们发问’了。”
“你只管回答。”
我点烟。烟草太湿。我花了一段时间才点燃，用掉三根火柴。
“我有时间，”格林说，“不过我已经花了不少时间在附近等你。先生，赶快说。我们知道你是谁。你也知道我们不是闲着没事来培养食欲的。”
“我只是在思考，”我说，“我们以前常去维克托酒吧，不常到绿灯笼和野猫与熊，就是落日区尽头那家想装出英国客栈风味的——”
“别拖时间。”
“谁死了？”我问道。
戴顿警探开腔了，他的语气严厉、成熟，一副“别跟我耍花招”的派头。“马洛，只管回话。我们是在做例行调查。你不用知道太多。”
也许我又累又气吧。也许我有点儿愧疚。我甚至不认识这个人就可以讨厌他，只要隔着自助餐厅看他一眼，就恨不得踹他的大牙一脚。
“得了，小伙子。”我说，“把那一套留到少年署去用，连他们都会觉得可笑。”
格林咯咯笑了起来。戴顿脸上看不出什么明显的变化，但他好像突然老了一倍，猥鄙了两倍，鼻孔吐出的气轻轻作响。
格林说：“他已通过律师考试。你不能跟戴顿胡扯。”
我慢慢站起来，走到书架前，取下加州刑法的装订本，递给戴顿。
“麻烦你找出我必须回答这些问题的条款给我看好吗？”
他静止不动。他想狠狠打我，我们俩都知道，但他在等时机。可见他不敢确定自己如果行为不检格林会不会支持他。
他说：“每个公民都必须跟警察合作。多方合作，甚至以实际的行动配合，尤其要回答警察认为有必要问的、不含歧视的问题。”他说这话的口气严厉、机警又流畅。
“会有那样的结果，”我说，“大部分是靠直接或间接的威吓达到的。法律上没有这种义务存在。谁也不必告诉警察任何事情，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
“噢，闭嘴。”格林不耐烦地说，“你在找退路，你自己也不知道。坐下。伦诺克斯的妻子被杀了。在恩西诺他们家的一栋客宅里。伦诺克斯逃了，反正是找不到人。所以说我们正在找凶杀案的嫌犯。你满意了吧？”
我把书扔进一张椅子，回到格林那张茶几对面的沙发上。“为什么来找我？”我问，“我从来没走进那栋房子。我告诉过你了。”
◎漫长的告别 5（2）
格林轻拍着大腿，手一上一下一上一下，他静静地对我咧着嘴笑。戴顿在椅子上一动也不动，眼神活像要吃掉我。
“因为过去二十四小时内你的电话号码写在他房间的一本便条簿上。”格林说，“那是带日期的便条，昨天的已经撕掉，但今天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