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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吕思勉
吕著三国史话 相关信息
出版说明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
吕思勉大半生以教书为业，主讲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方面的课程达五十余载，教学之余，笔耕不辍，是一位在中国通史、断代史和专史等诸多领域里，都做出重大贡献的历史学家。他一生写过两部通史：《白话本国史》和《吕著中国通史》；五部断代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吕著中国近代史》；八部专史：《先秦学术概论》《经子解题》《理学纲要》《宋代文学》《中国制度史》《中国民族史》《吕著史学与史籍》和《文字学四种》。他还写了大量的史学论文、札记、讲稿、教材和历史读物，著述总量超过一千万字。
吕思勉推崇顾炎武的“闳雅”、钱大昕的“渊博”、戴震的“论证”和章学诚的“辩达”，对“二十四史”等传统典籍做过系统研读，并参考其它史书和文献，对史料进行析解、分类、排比、考证，写成一条条札记，在札记写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做融会贯通的研究。故吕著史料扎实而精确，历史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叙述清楚，见解独到而精辟。严耕望说吕思勉的治学特色为“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诚为知解之语。
吕思勉在中国历史研究方面作出突出成果的同时，也不忘普及历史知识，《三国史话》是吕思勉留给后人的惟一的一部通俗历史读物（见《论学集林》出版说明）。
《三国史话》16篇，1943年由开明书店出版；1987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在原书基础上又添加《三国史话之余》4篇，收入吕著《论学集林》内；2000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将《三国史话》和《三国史话之余》一并以《三国史话》为名收入“新世纪万有文库”内出版。具体情况详见后记。
本书除收入《三国史话》16篇、《三国史话之余》4篇外，还将吕思勉生前写就的，收入其丛稿、札记和遗文中的与本书各篇相关或相近的关于三国人物、三国社会生活和三国社会组织的18篇考据性文章，作为附录放在文后，除了有利于读者加深了解史话中各篇的学术依据外，也供有志于更深入了解吕思勉三国研究的读者参考阅读。
此次出版，除对一些文字较长的章节按照文意进行了分段外，还在正文中插入百余幅与三国有关的图片，对一小部分古今地名的注释加了编者按，对相关年号则根据阅读需要添加了公元纪年，但对文字本身则一如其旧，未作删改。
本书从策划到出版，都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李永圻先生和张耕华教授的鼎力帮助。他们二位是国内研究吕思勉的专业学者，不仅复印了各种版本的旧稿寄送给我们，还复印了一些20世纪30年代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三国史话》的原文给我们作参考，同时对我们出版的很多环节都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在此特别致谢！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6年8月
楔子
斜阳古柳赵家庄，
负鼓盲翁正作场。
死后是非谁管得？
满村听说蔡中郎。
《三国志通俗演义》古刻本
这是宋朝陆放翁先生的诗，所说的，便是现在的说书。说书虽然是口中的事，然到后来，将说书的人所用的底本，加以润饰以供众览，就成为现在的平话了。平话俗称小说，亦谓之闲书。虽然是用以消闲的，然而人们的知识得自此中的，实在不少。
现在中国的书籍，行销最广的，是《三国演义》。据书业中人说：他的销数，年年是各种书籍中的第一。这部书有些地方，渲染得很有文学意味，如赤壁之战前后便是；有些地方，却全是质实的记事，简直和正书差不多。这就显见得其前身系说书的底本。说得多的地方，穿插改造得多了；说得少的地方，却依然如故。
我在学校中教授历史多年。当学校招考新生以及近年来会考时看过的历史试卷不少。有些成绩低劣的，真“不知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然而问及三国史事，却很少荒谬绝伦的。这无疑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他们未必个个人自己读，然而这种知识，在社会上普遍了，人们得着的机会就多，远较学校的教授和窗下的阅读为有力。这可见通俗教育和社会关系的密切。
《三国演义》（清顺治满文本）
老先生们估量人们知识的深浅，往往以知道的、记得的事情多少为标准。讲历史，自然尤其是如此。但无意义的事实，知道了，记得了，有什么用处呢？尤其是观点误谬的，知道了，记得了，不徒无益，而又有害。而且平心论之，也不能算知道史事。因为历史上的事实，所传的，总不过一个外形，有时连外形都靠不住，全靠我们根据事理去推测他、考证他、解释他。观点一误，就如戴黄眼镜的，看一切物皆黄，戴绿眼镜的，看一切物皆绿了。我们在社会上，遇见一个人、一件事，明明是好的，却误把恶意猜测他，就会觉得处处可疑；明明是坏的，却误当他好的，也会觉得他诚实可靠。历史上的事情，又何尝不是如此？
从前论史的人，多说史事是前车之鉴。其意以为一件事办好了，我们就当取以为法，摹仿他；一件事办坏了，我们就当引以为戒，不可再蹈其覆辙。这话很易为人们所赞许，其实似是而非的。史事哪有真相同的？我们所谓相同，都不过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为同罢了。事情既实不相同，如何能用同一的方法对付？别的事情姑弗论，在欧人东来之初，我们所以对付他的，何尝不根据旧有的知识？所谓旧有的知识，何尝不是从历史经验而来？其结果却是如何呢？
真正硬摹仿古人的自然不多，就是事实也不容你如此。然而人的知识，总是他所知道的、记得的事情铸造成功的。知道的、记得的事情一误谬，其知识自然随之而误谬了。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历史，倒还不重在知道的、记得的事情的多少，而尤重在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自然是就人所熟悉的事情，加以讲论，要容易明白些，有兴味些。
三国时代，既然是人们所最熟悉的，就此加以讲论，自然最为相宜。所以我想就这一段史事，略加说述，或者纠正从前的误谬，或者陈述一些前人所忽略的事情。以我学问的荒疏，见解的浅陋，自不免为大方所笑，我只是一点抛砖引玉的意思，希望以后人们能注意到这一方面的渐多，亦希望人们就我所说的赐与教正。
吕著三国史话 1
宦官（1）
讲起三国的纷争来，大家都知道其乱源起于后汉。后汉末年为什么会乱呢？大家都知道其根源是灵帝的宠信十常侍，因此而政治紊乱，引起黄巾的造反。因黄巾的造反，而引起刘备和孙坚的起兵。又因灵帝死后，少帝即位，国舅何进要诛戮宦官，而引起董卓的进京。因董卓的十常侍乱政图
进京，而引起废立之事，又因此而引起袁绍、曹操等纷纷起兵讨卓，天下就从此分裂了。然则后汉的祸源，最大的便是十常侍，这还是人谋之不臧。写《三国演义》的人，说什么“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好像有什么定数似的，恐怕未必其然了。然则宦官究竟是怎样一种人呢？历来读史的人，怕知道宦官之为害者多，知道宦官的来源者少。我不妨借此机会，和诸君谈谈。
所谓宦者，大家都知道是曾经阉割的人。近代的俗语，亦称为太监。那是因为在明朝，他们所做的官，有二十四个，都称为某某监之故，这是不难解的。然则何以又称为宦者呢？在后汉时代，这一种人，威权很大，败坏政治很利害，所以写《后汉书》的人特地替这一班人做了一篇传，《后汉书》（宋刻本）名为《宦者列传》，《宦者列传序》里说：“中兴之初，宦者悉用阉人。”这句话，和我们通常的见解有些不符。通常的见解，都以为宦官就是阉人，现在却说光武中兴之后，宦官才全用阉人，那么，自此以前，宦官就并非阉人了。所以有人疑心这“宦”字是错的，说当作“内”字。然而他这句话，实在是错的。
宦字的意思，本来并非指阉割。而宦官二字，亦本非指阉割的人所做的官。
《礼记》（宋刻本）
我们所谓五经，中间有一部唤做《礼记》。《礼记》的第一篇是《曲礼》，《曲礼》里有一句：“宦学事师，非礼不亲。”学就是进学校，宦是什么呢？
须知道古代所谓学校，和现代全然不同。现代的学校，必须要传授些知识技能，古代的学校则全无此事。古代的学校亦分为大学小学，所谓小学，只是教授一些传统的做人道理以及日常生活间的礼节，如洒扫应对进退之类。又或极粗浅的常识，如数目字和东西南北等名称之类。根本说不上知识，更无实际应用的技能。
至于大学，其中颇有些高深的哲学，然而宗教的意味是很浓厚的。《礼记》里又有一篇，唤做《文王世子》。《文王世子》说：当时大学中所教的，是诗、书、礼、乐。这并不是现在的《诗经》《书经》《礼记》等等。须知古代的人研究学问的很少，而古人的迷信，却较后世人为深。当时的人对于一切问题的解释，都含有迷信的意味。所以在后世，学术和宗教是分离的，在古代则是合一的。所以古代的学问只存于教会之中，而教育权也操在教会手里。古代教会中非无较高深的学问，然总不能全脱离宗教的意味。至于实用的知识技能，则是他们所看轻的，学校里并不传授。所谓诗、书、礼、乐：礼即宗教中所行的礼，乐即宗教中所用的乐，诗就是乐的歌辞，书大约是宗教中的记录。在古代，历史和宗教中的经典，也是分不开的。印度和西藏都是如此。古代学校中有所谓养老之礼，其仪式非常隆重。天子对于所养的老人，要自己割好了肉，捧着酱送去请他吃。吃了，还要自己斟酒，给他漱口，就因为他是一个宗教中的长老，与不带迷信色彩的师长不同。《礼记》上还有一篇，唤做《王制》。《王制》里有一句说：“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释奠是一种祭祀之名。发兵出去，打了胜仗，回来却在学校里去举行祭礼，就可见古代学校不是一个学术机关，而其宗教意味极为浓厚了。古书上说学校制度的地方很多，不能全说他是子虚乌有，然而从没见古书上记载一个人在学校里学到了什么知识技能，就是为此。
宦官（2）
然则古人没有应用的知识技能么？不然。我们知道：所谓三代之世，已有较高度的文明，其时有许多事情，已非有专门知识技能不能办，就是现在所传的几部先秦子书，其中包含专门的知识技能也颇多，不能说全是后人伪造的。然则古人的知识技能，从哪里来的呢？这就是从宦之中得来。
古人解释宦字，有的说是学，有的说是仕，的确，这二者就是一事。因为在古代，有些专门的知识技能，就是在办理那件事的机关里，且办事且学习而得的，从其办事的一方面说，就是仕。从其学习的一方面说，就是学。
读者诸君，总还有读过《论语》的，《论语》的《先进篇》有一段，说：“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