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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作者:刘统-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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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与之交往,孔、宋一批人即使到我家来,我也是不接待的,因为无话可谈,话不投机半句多。” 

  1943年,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职务,陈布雷是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有事须与孔祥熙联系。一天谈毕公事,正要告别时,孔祥熙突然塞给陈一个信封说:“布雷先生,你身体不好,子女又多,负担重,战时物价高涨,我这一点区区小意思,聊表微意。”陈布雷脸孔一阵红,立刻把信封退还给孔。对于CC派,陈布雷坚决不参与其派别和小组织,尤其是抗战以后,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更渐渐疏远。有一次二陈办合作金库,聘陈布雷为名誉顾问,有干薪可支取。陈布雷退还聘书,对部属说:“以往我虽反对二陈自立派系,钩心斗角,但终还以为不至如孔、宋一辈人之公然贪污,现在他们办起什么中央信托局,并将某一银行也把持起来,搜括以肥私,可说与孔、宋是一丘之貉了。”

  陈布雷对蒋介石,可以说达到了愚忠的程度。尽管身体瘦弱,长期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但为蒋介石起草文稿,从来都是夜以继日,一丝不苟。他几次想辞职休息,为了辅佐蒋介石,总是牺牲自己的利益。在抗战期间,他曾为蒋起草了几篇鼓舞全国军民抗战,斥责日本侵略者的文章,振奋了国人的士气。1941年周恩来在重庆时,见到陈的外甥翁泽永。周恩来对翁说:“请你传话给布雷先生,对他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为一个人服务,要为全中国四万万人服务。”而陈则不止一次表示,他要报答蒋的知遇之恩,只能从一而终。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对抗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宣传攻势,于1945年11月成立了一个“宣传小组”,成员有国民党组织部长陈立夫、宣传部长李惟果、教育部长朱家骅、行政院新闻局长董显光等,召集人是陈布雷。内战爆发后,这个小组又改名“戡乱宣传小组”,控制了国统区的宣传舆论大权。陈布雷为了维护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声誉,效尽犬马之劳。1947年3月,胡宗南占领延安,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达到顶点。与此同时,国民党一手包办的“行宪国大”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这时,陈布雷认为“民主建国”的目标即将实现,情绪极为乐观。4月25日,他与三青团负责宣传工作的杨玉清漫谈,讲了很长的一席话。陈说:“自从政府改组以后,国家前途极有希望。关于训政结束以后,是否还有各党各派的问题,在十六年(1927年)以后不久,我即问过胡(汉民)先生。胡答:‘依总理遗教所言,不应有各党各派。’问吴(稚晖)先生,则答:‘此问题甚重要,但尚未深思,暂不能作答。’问蒋(介石)先生,则答:‘此问题极好。惟在未提出此问题前,实从未想过。不过,以我的想法,中国国情不同,不应取人家一党专政的办法,顶好将来要各党各派共同负起建国的责任。’我觉得蒋先生的看法,胸襟极远大,于国家有利,故从那时起就死心塌地地为他服务。过去对此问题不敢谈,现在竟已成事实,而无敢再怀疑者!此系国家一大进步。”6月,陈布雷在南京召见《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颇为自信地说:“我们国民党人自己也有所不满,但国民党再腐败,二十年天下还能维持。” 

  但是1947年形势的变化却令陈布雷始料未及。5月,华东野战军全歼蒋军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第74师,中原野战军挺进大别山。战争局势发生逆转,对国民党越来越不利。奉蒋之命,陈布雷数次召集中央宣传小组会议,讨论修改“全国总动员案”。此后,在他的主持下,宣传小组起草了《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对外颁布。此时,各界舆论对国民党当局的批评和不满日益加剧,陈布雷对这一时期的新闻舆论抓得很紧,维持国民党的声誉和地位。他认为《大公报》在王芸生的主持下,对政府的批评恶意多于善意。陈布雷曾对人说:“我如果年轻10岁,就下海再做记者,和他们周旋,不让这般人如此猖獗!”因王芸生不听劝告,陈布雷愤怒地对陶希圣说:“王芸生不是评论政治,他要指挥政府,甚至于指挥最高统帅。”

陈布雷的忠诚,一次次遭受现实的打击,令他陷入痛苦的深渊。他主持宣传小组,当局拨法币100亿元作为宣传经费。当时这是一笔巨款,有人建议换成黄金、美钞,以免贬值。但是他无论如何不答应,认为这与国家法令相抵触。他指示把这笔经费存在几大银行,“如须开支,动用利息”。他经手的公款,手续极为严格。支票和印鉴由他自己亲自管理。秘书蒋君章把每笔应该支出的钱和报告,合成一个卷宗呈上,他自己开出支票,由蒋君章转交受款机构,取回收据,再次呈报他,才算完成手续。他有一本支票开出的记事簿,蒋君章有一本收支详细的账目和卷宗。他真的可以说是做到了“涓滴为公”,与贪污盛行的官场形成鲜明对照。 

  币制改革会议之后,陈布雷顺道去上海,对夫人王允默说:“我家的金器、银元,可以整理出来,去兑换金圆券。” 

  “金圆券?”王夫人不明白。“关金、法币,怎么一下子又出来一个金圆券?” 

  “这是挽救经济危机的措施,马上就要颁布,我们要遵纪守法。” 

  没想到金圆券发行不久,物价就直线上升。10月物价的批发指数上涨到17。5倍。这一情况已经不用下属汇报,王允默也对他说了:“上海正泰新棉布店,最多一天换了16次牌价。职员、工人一个月工资只能买一块肥皂。蒋经国先生在上海打老虎,现在也偃旗息鼓了。” 

  陈布雷用私人积蓄兑换的金圆券变成了一堆废纸。中央宣传小组的公款100亿元法币只换成几千元金圆券。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直接影响到陈布雷周围工作人员的生活,连伙食费都付不出了,陈布雷只得先拿自己的钱给大家垫伙食费,至月终结算时,名曰归还,而实际上再移作下个月的垫款,不足时,再由他垫付。陈布雷长叹一声:“我们为了守法,牺牲了国家利益,牺牲了个人利益,却便宜了金融家!” 

  军事上连连失败,经济形势又是一片混乱,如何是好,出路何在?国民党中不少人认为,失败的关键是丧失了民心。一方面是局势这样困难,而那些拥有特权的豪门却照样发横财,过着奢侈腐败的生活。蒋经国尚且扳不倒他们,国民党还有什么希望?11月4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题为《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提出清算豪门的问题,代表了国民党内多数人的意愿: 

  国家在这样风雨飘摇之秋,老百姓在这样痛苦的时分,安慰在哪里呢?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如故,人民莫可如何。靠着私人政治关系而发横财的豪门之辈,不是逍遥海外,便是倚势豪强如故。不用说到现在还没有人替老百姓施用政治力量,强制他们捐输资财,以戡乱救民,甚至不曾用指甲轻轻弹他们一下。人事上也偏私如故,似乎没有国人置喙的余地。国家弄成这个样子,老百姓人人装着一肚皮的闷气,人心失尽,如何得了!目前少数人这样享受一切特权生活,骄奢淫逸,没有一个人去当兵,一文钱也不肯出,而却完全要穷苦老百姓抽丁纳粮,如何使人心平气服?国事演变到这个地步,势必牺牲极端少数人来挽救最大多数的人。假若吾人能天下为公,用人唯才,疏远小人,罢黜一切害民之官,严办豪强特权之辈,减轻人民的负担。将千千万万人民的负担,放在极端少数豪门巨富身上,令民困得以稍苏,那么人民耳目必然为之一新,前方军心立即因而大振。 

  济南战役、辽沈战役后,大量难民随着涌入关内,风餐露宿,无家可归。陈布雷显得更加焦虑不安。他叹道:“已有二千万百姓流离失所,再打下去真不得了。”“国将不国,一片废墟,三民主义还有何希望?”他向同僚表示:“我一定要劝劝委员长,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跟共产党谈判,国民党或许还能坐半个江山。”陈的副官陶永标回忆: 

  辽沈战役后,蒋介石因伤心过度又连续吐血。陈布雷曾去蒋的官邸探望过两次,并密谈良久。因为陈布雷知道,这种劝和的意见是不宜在蒋召集的会议中公开提出来的。 

  有一次,陈同蒋介石密谈至深夜,蒋送他步出总统府大门,我从侍卫室出来跟随在后,听见蒋介石对陈布雷断断续续讲的几句话:“战局……不利,我们……被打败,不会被消灭,你悲观。”“谈判也保不住国民党的半壁江山。如今,只有背水一战,成败在天了。” 

  事后我发现陈布雷的脸色很难看,回到寓所还自言自语叹道:“成败在天,成败在天。”一连数天抑郁不欢。 

  1948年11月8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举行的总理纪念周发表讲话,仍然决心贯彻“戡乱”方针。他说: 

  自东北军事失利以来,共匪谣言攻势的猛烈已达于极点。不但一般民众受了谣言的煽惑,感到恐慌,就是知识分子也不能认清国家真正的利害,而在心理上发生动摇。前几天南京竟有少数知识分子,公然发表文字,提出和平的主张,这实在是自己丧失了民族精神,完全是投降主义者。……最近共匪指使一班徒众提出两句口号,一是“求温饱”,一是“求和平”。这完全是抄袭苏联内战时代“土地、面包、休战”的三个口号,他们要以此来迷惑全国的同胞,瓦解剿匪的精神力量。……现在的问题就是看我们内部能不能坚定信心,团结一致,能不能振作精神,集中力量。希望中央各部长负责同志坚忍镇定,在军事第一的原则之下,拥护整个决策,共同一致认真执行。 

  蒋所斥的主和派,当然主要是指那些审时度势、深知内战打不下去而主张和谈的国民党上层人物。在陈布雷看来,无异是当着和尚骂贼秃。像陈这样一个忠实追随蒋介石二十多年、自尊心极强而且士大夫气节很重的人,受到蒋介石公然的指斥,精神上打击之巨大是可想而知的。陶副官回忆:陈布雷生前的最后一些日子,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每天开完会回来,总是紧锁眉头,一根接一根地猛抽着香烟;他的胃口也大为减少,以前每餐能食近两小碗饭,现在只能食一小碗,菜吃得更少。晚饭后到寝室,也就是他晚上的工作室,时而伏案批阅文件,时而翻翻报纸又放下,时而又衔着支烟在屋里来回踱步长叹短吁,或吟着杜甫的诗句:“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烟灰缸的烟蒂不到半天就满了,一天要倒二三次。 

  陈布雷的精神和体质已经差到这个地步,蒋介石还催他起草“战时体制”的方案。一向提笔行云流水的陈布雷,这时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他写什么呢?还能再愚弄全国人民吗?连他自己都被愚弄了,怎么还有脸再自欺欺人!他感到心力交瘁,11月11日写了一篇“杂记”: 

  人生总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倘使我是在抗战中因工作关系被敌机扫射轰炸而遇难,虽不能是重于泰山,也还有些价值。倘使我是因工作实在紧张,积劳成疾而死,也还值得人一些些可惜。而今我是为了脑力使用得实在太疲劳了,思虑一些也不能用,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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