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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身体情况很糟，他是知道的。他的知觉，象走钢丝—样，一直在清醒与昏迷之间摇摆，随时都会丧失，所以中尉用了极大的毅力才勉强克服身体的极度虚弱。公路就在跟前了；在这个时候失去知觉，那简直是不能容忍的。
如果不是路沟象危险的陷阱横挡去路，也许他还能把握住自己，慢慢地、艰难地爬上公路。伊万诺夫斯基掉进了盖满积雪的深沟里，他立刻感到差点儿没憋过去，猛咳不止，开始流血了。一种粘糊的腥东西从嘴角溢出，一股热血从下巴顺脖子流到雪地上。他趴在路沟边，想：他历尽艰险，用超人的毅力往公路爬了整整一夜，难道是为了在离公路两步之远的地方死去？明天，德国人就要从这里过，他难道不是用手里的手榴弹去迎接他们，而是变成一具死尸在德国人面前现眼吗？难道能想出比这更荒唐的事吗？
知觉又开始悄悄地离开他。现在他的任何努力也无济于事了。眼睛被黑幕蒙住了，在他的感觉里整个世界缩小成一个小光点，这光点越来越小，终于熄灭了。但即使这一次，他仍然有一种东西战胜了死亡，使他受尽了折磨的身体恢复了生命。虽然意志未做任何努力，这光点又亮了，他重又感觉出来周围的雪、严寒和严寒中的自己——极度的虚弱，和全身的疼痛。他马上翻动身子，向前爬了，无论如何也要爬出这个积雪的深沟，到公路上去。只要他还活着，他就应该守住自己最后的阵地，应该在阵地上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到底还是从路沟里爬出来了，侧身倒在路边上，他爬了四步以后，呆着不动了，全身的力气都消耗尽了，他已经躺在车辙里——这—点他是凭身体感觉出来的。汽车想绕开他过去是不可能了。他满意地短吁了一口气，就开始准备手榴弹。
但为了取手榴弹，他又遭不少罪，也许比在路沟时还痛苦。他冻得不听使唤的手指就象完全失去了知觉。他花了好几分钟去解腰间拴手榴弹的带子，但始终没解开。手指只是在胯骨间瞎碰，就是摸不到带子的两头——这实在太可怕了。他为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为这双不听话的手差一点儿没气哭了；但的的确确是。最先不听他使唤的是手。于是他把胳膊挨近沉甸甸的弹柄，使尽他现在还剩下的浑身力气，把手榴弹从上往下向腹版沟里压。只听见嘶的一声，—个东西开了，他的心情众刻加释重负——手榴弹已落在他身下的雪地上。
但看来他消耗的力气太多，别的什么也不能干了。他在车辙里躺了好久，风转起地上的雪尘，在车辙上头飞舞。他想，自已大概会这样被雪埋上。们现在就让它埋吧，他再也不用急着上哪儿去了，他已经到达了目的地，——现在只要能把手榴弹管好就行。他还是用失去感觉的双手模到了于榴弹的铁把，但揭不开销栓。这时，他好不容易把手榴弹顺着车辙挪近自己的下巴，用牙齿咬住已经拉直了销栓的两头。
在别的时候只要用两个手指稍微一动，就能够拉直这已经分开的两头，把它们从弹把里拽出来。可现在，不管他怎样努力，对它们毫无办法。它们奸象冻结在那里，好象已经被焊死在那里。他咬着这些很难对付的铁丝，拧呀、弯呀，足有半个小时，咬碎了牙齿，震破了牙床。大概经过上百次的努力，他才用牙齿咬住销栓的两头、把它们拧到了——起。他—直很怕自已错过了时间，就怕公路上出现汽车的时候自已无所作为。但汽车并没有出现，他做好投掷手榴弹准备以后，就耐心坚定地等待了。
等——几乎成了他在这一夜里遇到的最大困难。他绷紧灵敏的听觉，搜索着旷野上的每—点声音。但是除了风声不停的喧闹，周围万籁俱寂。公路，这条曾经如此吸引过他并迫使他付出过极大代价的公路，现在是空荡荡的。周围的一切都安然入睡了，只有雪尘打在冻冰的伪装服上，发出单调的沙沙声，在慢慢地掩盖他那躺在车辙里的身体。
伊万诺夫斯基听了又听，但什么出没有听到，他开始发愁了。他想，根据种种迹象，到天亮以前看来谁也不会来了。这条公路夜间不可能有车来往，说不定早晨才会来人吧。天亮一定有车从司令部出来或者到司令部去，司令部不走公路是断然不成的。但离天亮还有多久——一个小时还是五个小时，他就弄不清楚了。他现在很后悔把表留在澡堂里。这也许是太粗心大意了吧！不如道时间，他简直无法计算自己的气力，以便维持到天明。
他失去感觉的手指紧紧握着手榴弹把，胸部贴在雪地上。他等着。他几乎没有睁眼睛，不睁也知道：除了昏暗的雪光，周围什么也没有。在这万籁惧寂的雪夜，他紧张的耳朵能听治周围各种声音，但他如此盼望的那种声音，哪儿也听不见。
由于趴着不动，身体很快就开始冻僵了，他十分明白，不等德国人动手，严寒和冷风就把他干掉了。他身体全冻透了，甚至无力打哆嗦了，但他的每一根神经、每一个细胞反而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这个可怕的结局。简单说，他在慢慢地、不可避免地、一步一步地冻死过去。这儿没有谁能给他帮助，给他鼓励，甚至没有谁知道他是怎样走完自己的路程。一想到这，伊万诺夫斯基突然感到害怕、甚至恐惧。他从来没有这样孤单过，困难时刻总有人在身旁，总有人依靠，总是同人一起度过危急关头。而这里却只有他一个人象一条受伤以后又被赶得困乏不堪的狼，呆在严寒的茫茫荒野里。
他当然是非死不可了。虽然他神志不清，但这一点对他还是够清楚的；他对此也不感到十分惋惜。什么也救不了他，他也不幻想奇迹，他知道：被子弹打穿胸膛的人在战争里是不会有奇迹的。他现在—无所求，只是希望不白白死掉就行。只是不要先就冻死在这条公路上，而是等到了黎明，等到一辆德国人坐的汽车。万一碰上个将军，那就太好了！伊万诺夫斯基会让他连同阔气的小轿车—起升上天的！最次也希望能碰个上校，或者一个什么法西斯头子。很可能，村子里是个大的司令部，高级人物那儿有的是。
为了这，那就需要活到黎明，熬过这不祥之夜的严寒。这一夜竟是如此地难以度过，他不由得开始害怕了。他害怕冻死在公路上，客怕睡过去或者长时间地失去知觉，害怕妨碍他每一个动作的胸部伤痛，害怕咳重了一声，害怕因此把血流尽。在这该死的公路上，许多危险都可能发生，他必须战胜，或者躲开，用机智绕开这些危险，为了坚持到天明。
他的两只手几乎已经失去了感觉，而现在两条腿又开始冻麻木了。他想活动一下一只靴子里的脚趾，但毫无结果。于是，为了勉强维持身体的热量，他开始用两只结冰的靴子磕打着公路。在寂静的夜晚，身后响起了沉闷可怕的敲打声，他不磕打了。脚一点儿没有暖和过来，心里感到更难受了。他感到正在失去知觉，于是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把手榴弹塞在身子下。此时他不得不把手榴弹看得比生命更可贵。没有手榴弹，他在公路上的存在就完全失去了意义。
在极度的昏迷之后，接着是—阵长时间的极度虚弱。这时他又感觉出刺骨的寒冷，他害怕地打了个冷颤，好象这茫茫的长夜没有尽头，什么高招也无助于他等到天明。但这怎么能行啊！——这种无满绝逐情绪的抗议声几乎从口里喊了出来。难道就这样毫无结果吗？那么多的辛苦努力又为了什么？难道全都白费？但这么多的努力——是物质的“我”的产物，而且这努力本身大概也是物质的，这物质就是他那已经虚弱无力的肉体和被他流掉的鲜血。为什么这么多的努力要在这非常物质的世界坚消失得无影无踪、化为乌有？
然而，他几乎十分清楚，一切都将归于失败，但他不愿这样去想。他愿意相信：他历尽千半万苦所做的一切，总会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在什么东西上表现出来。就算不是在今天，不在这儿，不在这条公路上，而是在别的地方，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在这场战争中，他的痛苦牺牲，也象成千上万的人同样痛苦的牺牲一样，总应该导致—点什么成果。又怎么能不抱任何希望地去死呢？他总是为了点什么才生，才活，才做了这么多斗争，忍受这么多痛苦，还流了血，现在又正在苦难中献身。这里总应该有点什么意义，即使是微不足道，那也还是人生的意义吧。
他突然一下子相信了：会有意义的。一定会这样的，在这世界上任何的人生苦难都不能没有意义，何况是前方战土的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战土的鲜血洒在这块令人不愉快的、但毕竟属于祖国的冰天雪地里。这是有意义的！而且会有结果的，不可能没有结果，因为不应该没有结果。
只要他等到天明就好了……
这时，严寒冰雪已经侵入他的内腑——他感觉到这点。他用还没有完全失去的模糊意识注视寒冷怎样在缓慢地、却又是步步紧迫地征服着他失血过多的身体，他计算自己短暂的余生。有一次，他微微睁开了眼睛，突然感到吃惊，于是再用力睁大一些，旷野上空已经发亮。那象是永远笼罩着大地的夜幕，现在明显地升高了，田野更开阔了，天空蒙蒙亮了，结霜的白桦树相映在天空里显得十分清楚。落满雪尘的公路伸向昏暗的远方。
他对这一切只是迅速地扫了一眼，但眼睛已经感到疲倦，他正想把头放回到雪地上，忽然发现了什么东西。起初他以为是辆汽车，但他定睛细看，觉得更可能是马车。由于看的时间长，他疲倦了，头耷拉到了雪地上，感到心慌意乱，又是害怕，又是希望。一个重大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摆在他面前：马车上坐的可能是什么人呢？要是农民、农庄庄员，那就真是所谓奇迹了：他快要得救了！可这是不久前所不敢相信的，要这是德国人呢？……不可能！他实在感到莫名其妙，为什么德国人要么这清早坐着马车从驻扎着大司令部的村庄来这儿呢？他全力反对这种荒唐的推测。他这一夜什么都想过，但就是没想到会出现这运东西的大车。他跟这大车是毫不相干的。
然而那确实是大车，正向这儿慢慢走来。拉车的两匹枣红大马已经看得清楚了，它们摇晃着短尾巴，轻松不费力地拉着满载麦秸的大车。车顶上坐首两个德国人坐在那儿，摆弄着缰绳，在低声交谈。
伊万诺夫斯基看列眼前炸一切，全身都凉了，呆呆地躺在车辙里，他怎么也想象不到会有这种倒霉事。在做了这么大努力、受了这么多牺牲和痛苦之后，他竟然不是去炸弹药基地，不是去炸身穿讲究的“奥普伦式”上将服的将军，甚至连个带公文包的上校参谋也不是，而是去炸两个赶麦秸车的车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