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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心情让人禁不住想要流泪，可同时又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快乐和安慰。
我们拥抱了很久，风把我们吹透了，吹得全身麻木。我轻轻地说了句：“回去上班吧，别丢了工作。你要想跟我说什么，晚上就去找我。”
我松开她，转身跨街走了，像个大男人那样头也不回。
白天，我最后一次去了国宁公司。没有见到钟氏兄妹。但公司里的人看我的眼神都明显地不自然了，我的身后总是一片嘀嘀咕咕交头接耳。我把办公室的东西清理了一番，拿了我的私人物品，把属于公司的东西整理清楚，连同办公室和文件柜的钥匙，都留在了屋子里。
走之前我去找了隔壁的秘书，告诉她我已辞职，办公室里的东西要不要向她清点交接一下？她犹豫片刻，让我回去稍等。十分钟后，她竟然带来两位公司的保安，进了我的办公室一言不发地清点东西，甚至还要求检查我要拿走的那些私人物品，平时那一脸过度热情和天真装纯的笑容，此时一点影儿都没有了。我微微咧开嘴笑了，仔细看她。她回避着和我对视，拧着脸只看那些东西。我这么看她并不是为了谴责，而纯粹是因为好奇。我原来怎么也想像不出她这张总是带笑的乖乖脸竟能做出如此凶狠冷酷的表情。
离开了国宁公司，我乘出租车直接回了家。回家后我给我爸打了个电话。我说爸，我跟钟宁吹了，我今天已经辞了职，跟您说一声。我爸在电话里跟我急了：什么，到底又因为什么？是不是又因为那个叫什么安心的？我说对！我爸说你怎么这么浑……
我没听他说下去就把电话挂了。
晚上，天擦黑的时候，安心来了。我们煮了咖啡，像以前那样靠着沙发，面对面地在地毯上盘膝而坐。我们都没有吃饭，或者说，都没有饥饿感，咖啡因此在嘴里显得很苦。这大概正呼应了我们此时的心倩。苦涩现在恰恰最能让我们为之感动。
安心说：“关于那个孩子，你想知道什么？你想知道谁是他的父亲？”
我淡淡笑一下：“我想我已经知道谁是他父亲了，这事儿不难猜的。”
安心看着我，毫不惊讶，她平静地问：“你猜到了谁？”
我故意沉了一下，用同等的平静，回答：“是那个姓潘的，那个替你还钱的人，对吗？”
对，是那个姓潘的，我其实早该想到了。从那天夜里安心在街角向他哭诉，到后来他替安心还了欠债，他们之间显然不是一般的朋友。如果他是孩子的父亲，一切就都顺理成章，就都能解释得通了。惟一让我别扭的是，这个姓潘的，年龄太大了，他几乎可以成为安心的父亲。
我不想说那男人的坏话，我本可以对他那一脸的褶子好好地挖苦几句的，但我怕刺伤安心。我只说了句：“那个人，你不觉得他太成熟了吗，找一个成熟的男人是不是特有安全感？”
安心先是皱了眉，那是吃惊的表情，继而她笑了：“你猜到哪儿去了，你怎么会以为是他？他是我的头儿，他是在真心实意地帮助我！”
“头儿？”我有点犯愣，“什么头儿？你和他，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安心回避开我的注视，她不回答。她转脸着窗外，也许是在思考应该怎样地回答我，她迟疑得连我都有点不堪重负。我想开个玩笑替她解脱，我想让她知道，我什么都不在乎，在我面前任何事都不必成为难言之隐。
“你们不是什么黑社会团伙吧？”
我的玩笑开到了极致，用以帮她放松神经。安心没有笑，但至少她脸上的线条已被松弛。在夕阳最后的一道余光下那张脸依然美丽，依然娇嫩、单纯和天真，这使她刻意保持平静的声音难免有些不相匹配。
“杨瑞，我告诉你，我没有上过什么广屏师专，也没有到南德的什么中学去当老师。你说的这个老潘，是南德公安局缉毒大队的队长，二级警督，我是他手下的一名警员。”
我的心哈哈直跳，安心说她是警察和她说自己是黑社会一样让人震惊，让人几乎无法相信！就如同我无论如何也看不出安心已经是一位母亲那样，我无法从她那张尚嫌幼稚的脸上，看出她是一个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缉毒警察！
我真的发呆了，再也装不出镇静，我喃喃地说了句：“你到底哪句是真的？”以掩饰自己的惊慌无措。其实，我问这话的同时已经知道，她现在坦白的一切，才是那个真正的安心。
天色似乎比平时暗得要早，也许冬天到了，白昼已经缩短。
客厅里那两个挂了纱帘的窗户上，仅仅残余着些日落的天光，像两只大而无神的眼睛，默默地看着渐渐沉入阴影的我们。我们谁也没有想起去开灯，似乎都希望黑暗能将自己的表情隐藏。
安心的声音，在看不清面孔的黑暗中显出少见的成熟，那低沉而且略哑的语言几乎像是一个沧桑女人在讲述一段陈年的往事。虽然这段往事对她的人生来说只是刚刚翻过的一页，但她说来和我听来竟有一种岁月遥远的隔世之感。
“我六岁在清绵老家上的小学，比正常的学龄小一岁，十一岁升入中学，十七岁参加全国高考，分数刚刚过线。因为我有一块全省跆拳道女子冠军的金牌，所以被广屏公安高等专科学校首轮录取。三年大专毕业，按照公安部的统一规定，公安院校大专毕业生一律下放基层公安机关锻炼两年。在我自己的要求下，我被分到了南德市公安局缉毒大队，当内勤。”
安心对自己二十年人生的叙述就是这样简短、平易、语气单调，单调得让你几乎找不出年轮的痕迹。
“南德，是缅甸金三角罂粟种植区通往中国内地和欧美大陆的重要通道，这里发生的犯罪百分之八十和毒品有关。搞禁毒工作的人都知道，南德是毒品进入中国的第一个门户，是一个斗争最激烈最残酷的地方，所以，我要求去了南德。”
“为什么？”我问安心，“难道你特别喜欢残酷吗？特别喜欢过那种冒险的生活？寻求刺激是不是你与生俱来的本能和性格？”
安心摇头：“我给了你这种印象？”
“对。”我说，“像你这种女孩子，能喜欢贻拳道，又去当警察，又主动要求上前线，说明你特别喜欢做一个力量型的人，特别崇拜英雄。你小时候是不是特爱着惊险电影和武侠小说？”
安心再次摇头，她想了一下，似乎想找到最贴切的解释：“不，我练跆拳道是因为我家离我上学的地方太远，我得住校，所以我妈让我参加贻拳道队，算是下了课有人能管着我；我上公安专科是因为我练了跆拳道所以他们要我；我要求去南德也不是想追求刺激。在公安专科上了三年学，除了学会了些法律、侦查之类的专业外，很重要的，是我们熟悉并且慢慢接受了我们内部的一种氛围，那就是渴望战斗。这个氛围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场’，你在其中，就必然被它吸引，被它左右，在它的轨道里旋转。它的引力，能让你不由自主地改变自己。”
安心打开了茶几上的台灯，她在那蜡烛般的灯光中看到了我脸上的茫然。她笑了，说：“真的，是我自己要求去南德的。上次跟你说我毕业后千方百计想留在广屏，那些话全是假的。”
是的，刚才她说过，什么广屏师专，什么南德的中学，那些话全是假的。我问：“那张铁军呢，还有他那个在广屏当妇联秘书长的妈妈，他们也是假的吗？还有那个在南德认识的毛杰，也是假的吗？”
“不，”安心摇头，“在我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的校长病重，我被派去帮忙陪护，认识了他的儿子张铁军。在我毕业半年后，我们结了婚。”
“结婚？”我心里暗暗地吃了一惊，“你和他已经结婚？”我心里吃惊但脸上竭力做出漠然的表情，声音也装得漫不经心：“你才多大？你才多大就结婚？”
“二十一岁。那年张铁军已经二十八了。”
我心里有点乱，我对安心从一个处女的想像开始，随着对她的真实情况的每一步了解，都要承受一次心理的打击。我心烦意乱地问：“啊，在你们云南，女孩子二十一岁就结婚，不觉得早了点儿吗？”
安心低了头，我看不清她藏在阴影里的面孔，但从她轻声的回答中，我知道了那上面的表情。
“不是，我这么早就结婚，是因为，因为那时候，我发现我怀孕了。”
第 十一 章
我得承认，我爱上了安心，尽管她已经结了婚，尽管她已经有了孩子。
从上中学开始，我记不清追我的女孩到底有多少拨儿了，也记不清被我追的女孩究竟有多少个了，但可以肯定的是，我那时怎么也不可能想到我二十三岁时会爱上一个有夫之妇，一个做了母亲的女人。
要是我不爱这个女人，我干吗要在听到她结婚，听到她有孩子的时候这么不开心？而且不管心里怎么别扭，我还是要听下去，我甚至是万分焦急地，满心渴望他，想要听完她的故事。
从安心给我讲述她的故事的那天傍晚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年了。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找不断重复温习着这个故事中的事件和场面，不断在想像中丰富着那些场面的细节。这些细节最终留给我的感受，并不是先前的别扭和遗憾，相反，它竟然奇怪地延续了我对安心的感情。
在安心的故事中，最让她自己万般留恋的，是在南德缉毒大队当内勤的那段生活。我在京师体校街口的路灯下看得没错，缉毒大队那位姓潘的队长已经年近五十，他对安心几乎像一个兄长甚至父亲。他并不是南德人，他的老家是南德以东三百里的沙矛。他在那里出生，上学，从小学上到中学。老潘本来是一心想离开沙矛到省里上大学的，但中学没上完家里就破败了。破败的原因在他生长的那个小镇并不稀罕，那就是他的父亲染上了吸毒的毛病。父亲吸毒之后没有多久，母亲就远嫁他乡，再也没有回来。在老潘十七岁时，父亲有一次注射了过量的海洛因，半夜死在街上的一间公共茅房里，据说死相惨不忍睹。别人将他父亲的死讯告诉老播后，者潘并没有去看，他也不知道他父亲后来是被谁埋了。他从十五岁开始就独自住在学校，再也没有回过家，再也没有把那个因为吸毒而变成疯子和无赖的人当成自己的父亲。
他从十五岁开始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孤儿。中学没有上完老潘就参加了工作。他在沙矛地区公安局工作了将近三十个年头，其中有十五年从事缉毒工作，在他手里落网的毒贩不计其数。在安心下放到南德的前一年，省里把几个反毒斗争比较残酷的地区的缉毒干部像洗牌似的全盘调动，被调者一律举家迁移，所去的目的地也都对外保密。这无疑是对这些干部的一种有效的保护，以防止罪犯可能的报复。老潘就是那时从沙矛迁到了南德。说是举家迁移，老潘实际上是孤身一人来到南德的。因为他老婆觉得南德太偏远，老潘这工作又总是没日没夜的不着家，嫁给一个缉毒警察就跟守寡差不多，而且还担惊受怕，而且还危险，缉毒警察的家属也一向是罪犯恐吓和报复的目标。于是老潘的老婆就带着儿子迁到她娘家大理市去了。她娘家是傣族人，除了傣历新年泼水节的时候老潘请假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