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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福地》，我们在罗兹和波兰王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这些资本巨头大都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本来出身下层，社会地位低微，由于能够适时看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千变万化，善于通过各种投机取巧的手段，牟取暴利，因而在很短的时期内就成了暴发户，爬上了社会最高地位；象这样的暴发户，往往比那些旧的贵族资产阶级更加贪婪、狡诈和无耻。如莎亚，他开初不过是一家小商店的掌柜，穷得吃不饱饭，穿不暖衣，住在犹太贫民窟里，后来他做陈货贱卖的投机生意，挣得大批钱后开始办工厂、放高利贷……，就逐步上升到主宰一切的高位。奥斯卡尔·迈尔不远的过去还是布霍尔茨厂里一名普通职工，后来不仅成了拥有亿万资本的棉织厂老板，而且获得了男爵头衔。卡奇马列克虽然出身地主，后来却沦为贫苦的种地者，可是他和那些大量去城里做工的破产农民不同的正是，他看到了罗兹已经“扩展到了乡下”，城里的阔老板要做生意，建厂，就要“大兴土木”，因此他攒钱开砖厂，安装现代化的蒸汽机，很快就成为阔老板。特别是那个棉纱头巾厂老板维尔切克，本是乡村教堂风琴师的儿子，“祖祖辈辈都受强者的欺凌和压迫”，自己小时也放过牛，在修道院里干过最下等的杂活，而他却正因为自己一无所有，“象一只饿狗一样”追求金钱和享乐。他做投机买卖，把同行挤垮，向穷人放高利贷不择手段，就是搞得对方家破人亡也毫不退缩。当他爬上工厂老板的宝座后，就再也瞧不起那些年轻时和他一起放过牲口的朋友了。
二、资本主义社会中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生存竞争在十九世纪的波兰王国表现得十分激烈，尤其是经济危机来到时，对社会几乎所有阶层的生活状况，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就资本家们来说，小一点的企业在危机中往往倒闭本能革命德裔美国哲学家马尔库塞用语。指解除人的心，中等甚至最大的企业也遭到亏损。面对这种形势，他们为了生存、发展和牟利，不惜采取最狡猾、最卑劣和最残酷无情的手段，就是对自己的亲友，也毫不例外，正如博罗维耶茨基对特拉文斯基所说：“罗兹，这是一带森林，是丛林。你如果有一双铁腕，你就要大胆地干，要毫不留情地把亲近的人掐死，要不然他们就会把你掐死，喝你的血，对你吐唾沫。”博罗维耶茨基虽然为布霍尔茨印染厂的发展立过大功，但布霍尔茨的女婿克诺尔在得知汉堡的美棉将要涨价的消息后，为了自己尽多地抢购，却向博罗维耶茨基严守秘密。而当博罗维耶茨基在情妇家里得知这个情况后，他也联合莫雷茨、马克斯抢先去汉堡，因而独获了巨额利润。莫雷茨本是博罗维耶茨基的多年好友，但他趁博罗维耶茨基邀他合伙开工厂之机，利用对方缺乏现金，便从银行家格罗斯吕克那里借来大笔款项，长期不还，以扩大自己的投资额，企图把“好友”挤掉，独霸工厂，后来工厂遭到火灾，博罗维耶茨基面临破产，他又凶相毕露地要退出全部投资，逼得对方几乎处于绝境。博罗维耶茨基自己也是一样，他建厂一半的钱是用了他情人安卡的，可是当他把安卡的钱用完后，竟无情地抛弃她，和一个百万富翁的女儿结了婚。在资本家眼里，金钱就是一切，甚至连女儿也可以当成商品出卖。格林斯潘几次三番要把女儿梅拉嫁给一个她所不爱的阔老板，最后看中了莫雷茨，因为他以为莫雷茨可以霸占博罗维耶茨基的工厂，而莫雷茨则在嫁妆问题上，对格林斯潘大敲一笔。
在这些十分复杂、尖锐的斗争中，由于波兰当时所处的特殊历史情况，还包含着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如银行家格罗斯吕克为了联合罗兹所有的犹太资本家同博罗维耶茨基、特拉文斯基等波兰资本家竞争，就曾多次挑拨莫雷茨和博罗维耶茨基的关系。莫雷茨借他的债不还，他本来很恼火，但他了解到莫雷茨阴谋夺取博罗维耶茨基的工厂时，就立刻和莫雷茨攀亲靠友，表示支持他的行动，说什么“必须让大伙都看清局势，手拉手，紧密地团结起来”，实际上是要把波兰资本家搞垮，把德国人赶走，让犹太人独霸罗兹的工商业。
一些工厂主由于自己掌握的生产工具不够先进，或者仍处于旧的手工业生产阶段，或者经营方式不够灵活，适应不了斗争的局面，在竞争中就必然遭到失败、破产，特拉文斯基的严重亏损和老巴乌姆的彻底垮台便是鲜明的例子。
三、资本家在进行你死我活的生存斗争的同时，他们积累资本最主要的手段，无疑是榨取工人的血汗。十九世纪末的波兰王国，由于大批农民流入城市，产生了劳动力过剩的现象人类为摆脱人人为敌的自然状态，通过订立契约而产生的。强，资本家把雇佣工人完全不当人看待。工人不仅生活条件极差，劳动保健和生产安全也没有基本的保障。在布霍尔茨的厂里，一个工人被机器砸死了，厂主不仅不负法律责任，不给死者家属抚恤，而且当那个工人刚死，工头就强迫其他工人立即在他伤亡的机器旁干活，还威胁说要扣全车间工人的工资，以赔偿被死者的血染污的布料。布霍尔茨死后，工人为他送葬，他的女婿甚至连这一天也要扣除工人的工资。特别是在危机到来，或者工厂老板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时候，大批工人被解雇，生活无着，贫病交迫，命运极为悲惨。布霍尔茨厂里的医生维索茨基一次路遇的一个工人就是一例，这个工人的四个孩子不是给机器砸死就是死于疟疾，没有一个活着，他自己也因事故折断了腿骨，只剩下老伴，孤苦零丁，无依无靠。
资本家对工人不仅敲骨吸髓地剥削，而且肆无忌惮地进行人身侵犯和侮辱。棉纺厂老板凯斯勒在家里开下流舞会，竟强迫许多女工参加，把她们当成满足自己兽欲的工具。在这里，工人所受的残酷压迫几乎和古罗马社会中的奴隶没有什么区别。
正是在对无产阶级进行残酷压迫和剥削的基础上，百万富翁们过着极端奢华享乐的寄生生活。那些阔太太和少爷、小姐们，成天无所事事，更是头脑空虚，作风庸俗，男的一味勾引有夫之妇，女的则以逗犬为乐，有时凑在一起就酗酒，开下流舞会，模仿下等动物的动作……正如维索茨基对他们所说：“烦腻是富人的通病……你们对一切都感到厌烦，因为你们什么都能有，什么都可以买到。你们除了玩外，什么都不与之相干。可是最疯狂的游戏到头来也不过是烦腻。”
总之，在这个社会中，人们拜倒在金钱脚下，而金钱又成为导致种种罪恶的根源。小说一个主人公说得很中肯：在某种意义上，“只有穷人才能独立自主故名。又因后世称亮为龙川先生，亦名龙川学派。主张“事，就是最有钱的百万富翁也是没有独立自主的。一个享有一个卢布的人就是这个卢布的奴隶。……象克诺尔、布霍尔茨、莎亚、米勒和千百个这样的人，他们都是自己工厂的最可怜的奴隶，最没有独立自主的机器，别的什么也不是！”莱蒙特能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出发，分析和揭露这个黑暗社会中的生存竞争、阶级压迫、贫富不均、道德沦丧以及其他一切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表明他的观察是相当深刻敏锐的，小说在这方面可以当之无愧地列入波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作。
可是莱蒙特看不到改变这个社会状况的根本出路。尽管小说创作的年代，正是罗兹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莱蒙特由于他的局限，不仅没有描写工人运动，他所刻画的无产阶级形象和群象也是不成功的。在他的笔下，这些深受资本家压迫的劳动者虽然有时表现了对老板的仇视和对雇佣劳动的厌恶，可是他们对压迫却较少反抗，在自己的同伴被机器砸死后，见到凶恶的工头，就象“一群被山雕吓坏了的小鸟一样”。象阿达姆·马利诺夫斯基这样的在妹妹被老板侮辱后，为了复仇，敢于和老板作拚死斗争的工人，在小说中为数不多。从这方面来说，莱蒙特的这部长篇和他早期创作的一些短篇小说相比，是后退了。
在既对黑暗社会痛恨和不满，而又没有改变现状的根本办法的情况下，莱蒙特有时只好对社会邪恶采取回避的态度，从一些在他看来是品德善良的人的家庭生活中找到安慰，他所描写的老巴乌姆和尤焦·亚斯库尔斯基家中的友爱关系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巴乌姆待人慷慨好施，对年幼的孙辈也很爱护，每当他回到家里，逗孩子们玩，就形成一种十分欢乐幸福的场面，他对博罗维耶茨基曾深有感触地说：“一年有这么一天，就不错了。在这一天里，可以把全世界的生意买卖和生活中的一切麻烦都忘掉，共享天伦之乐。”尤焦家里十分贫困，父亲经常失业，弟弟患了痨病，全靠他在马克斯·巴乌姆事务所里供职和母亲缝制衣裙出卖，或者当家庭教师挣几个钱维持生活。纯朴善良的尤焦每回到家，就把挣来的钱，一文不留地交给妈妈。对于患病的弟弟，兄弟姊妹都极为爱护。象这样生活虽然贫困，但充满了温暖和相亲相爱的社会下层的家庭，和上流社会一味尔虞我诈、你争我夺、自私自利的阔富人家相比，在莱蒙特看来，显然一个是真、善、美，另一个是伪、恶、丑的象征。在这里表现了莱蒙特的人道主义思想观点。三
小说在人物刻画上，也反映了作家的创作特色。莱蒙特所刻画的人物性格鲜明，栩栩如生，不仅充分体现他的创作意图和思想倾向，也大都具有相当的社会典型意义。象布霍尔茨、莫雷茨和维尔切克这样集中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贪婪、高傲、狡诈、阴险和残酷无情的典型性格的人物无疑是莱蒙特鞭笞的对象。布霍尔茨这个罗兹数一数二的亿万富翁因为有钱的。参见“心理学”中的“弗洛伊德”。，他藐视一切，认为他的财富都是自己劳动所得，说什么是他养活了工人；他把工人看成畜生，可以任其驱使、宰杀，对于那些参加过罢工和革命的工人更是极端仇视。在他看来，世界上必然有一部分人象他这样可以穷奢极欲，高踞于亿万人之上，享尽人间的欢乐，也必然有一部分人一无所有，永远受压迫，这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统治者的典型的世界观和生活逻辑，作者对这个资产者的心理状态，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
博罗维耶茨基是一个内心世界十分复杂和矛盾的人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