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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他用他的吸尘器表演洗地毯。他边说边演示，前后折腾了两个多钟头，大汗淋漓，像刚从海里捞出来的水雷。我心悦诚服。当他开出价码来，吓了我一跳——两千四百五十美元，够买辆汽车的。在我犹豫之间，他痛心疾首，一减再减，似乎他因破产而跳楼，刚要开支票，我女儿冲过来，坚决反对。她说我要买，就一个礼拜都不跟我说话。这比什么都管用，我只好谢绝了。
那推销员像泄了气的皮球，闷坐在那儿喝可乐。我过意不去，跟他攀谈起来。他说到自己时为之一振。我俩角色开始掉换，我不再是那个能承受昂贵消费品的有钱人了，而是他。他说，他从十四岁起就当推销员了。如今他开好车，穿名牌，吃香的喝辣的。再过几年他就是百万富翁了。我想起《推销员之死》，看来这出戏该改改了，得有个喜剧的结尾。
六
我家来了个房客。去年秋天，我要去威斯康辛教书，只剩下田田一个人在家，不放心，于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P。初次见面印象不坏。她四十出头，看起来挺文静，细皮嫩肉的。她在大学的生物实验室工作，每天跟细菌打交道。她丈夫另有新欢离弃了她，于是分家卖房子。她临时租了个小单元，居住条件差，空调不灵，每天晚上都一身大汗。我动了恻隐之心，让她马上搬过来，说好先不收她那个月的房租。
待我教书回来，为感谢她对田田的照顾，我从巴黎给她带来手绘的丝绸围巾作礼物。她眉飞色舞，转眼和围巾一起飘然消失了。
她是踩着钟点生活的：下午五点半下班，晚九点半睡觉，早上七点半起床，差一刻九点骑车上班。我算了算，加上中午打盹儿，她每天睡十一个钟头，按她自己的说法是“昏吃闷睡”。周末她倒忙起来，把十岁的儿子接来住，围着他团团转。她儿子踢球，几乎每周末都有比赛，她场场必到，为儿子呐喊助威。
我们一起做晚饭。我掌勺她切菜洗碗，配合默契。我说话，她会像回声般应和，就是拖长了点儿。“这菜挺新鲜。”我说。“可真新鲜，你说它怎么那么绿呀。”她说。“进来只苍蝇。”我说。“一只大苍蝇，它还会飞呢。”她说。“下雨了。”我说。“这儿雨下个没完，天上地上全都是水。”她说。
要说她可算好房客了：从没人来串门，她手脚麻利，爱干净。她轻如风，走路悄悄的，魂儿一般出没，有时怪吓人的。她开起自己房门，毫无动静，好像下决心从此消失了。我琢磨她要么打坐，要么坐在我桌前向外张望。
她虽住在书房，可没见她读过一本书。有时我跟田田看录像，她会探头探脑，可一见暴力镜头，她就大呼小叫，落荒而逃。她更怕我们家的两只猫。一天早上，田田看见P带领儿子像两个蜘蛛人紧贴墙壁，蹑手蹑脚侧行。屏住呼吸，满脸恐惧，原来是哈库四脚八叉躺在过道呼呼大睡。
她有一天兴致勃勃喊道：“北岛，你来看。”原来她从北京拍了一本艺术照。她灿若明星，令人刮目相看。她不停说：“你看看，这多像我，跟别人的艺术照就是不一样。”
我问起她的爱好。她自豪地说：“我嘛，最喜欢古典音乐和芭蕾舞。”可她既无录音机也无随身听，对我那几百张古典音乐唱盘不闻不问，来美国十好几年了，甚至连场音乐会都没去听过。“票太贵了，好几十，你说那玩意儿谁听得起呀？”她解释说，“赶明儿吧，我回北京去看芭蕾舞，那什么气派；再不，买唱盘回来好好享受享受……”
我发现有两个问题是碰不得的。一是嫁人。“美国人只知道SEX，好可怕哟！”她眼镜片愤怒地闪亮。我说那就回国找吧。她跳起来，脸憋得通红，缩着肩膀，脖子往前伸，斗鸡般怒斥道：“没门儿，那些人动机不良，利用我来美国，休想！”再就是房子。因地价攀升，我劝她早点儿买房子。她嘴角倒勾下来反驳我，好像我在跟房地产商串通起来给她下套。
若田田不在家，晚饭变得越来越安静，能听见厨房挂钟嘀哒走动和那只总也打不死的苍蝇嗡嗡盘旋。我对她产生某种同情。她的世界又小又封闭：没有朋友，除了儿子就是住在北京的父母，外加那离弃她的丈夫。“不管怎么样，”她对我说，“我认为他永远是我丈夫。”
今年年初，P从北京探亲回来，因房租问题变得暴躁。她整个变了个人，头上顶雷脚下带火，动辄拍案而起，嗓门儿大，跳着脚跟我们嚷嚷。最后不欢而散，她搬走了。我回到我的书房，会见那些久违的中英文书籍。我坐在书桌前，忽然想到P和她的寂寞。从这儿望去，绿树红瓦在闭合的百叶窗后隐隐闪烁。
他乡的天空（3）
七
C和夫人、女儿一起来我家做客。他夫人漂亮高雅，有四分之一中国血统，还有墨西哥和白人血统，是混血中成功的例子。C在波士顿的赛佛尔（Zephyr）出版社工作，出过我的散文集《蓝房子》英译本和《今天》的英文选集。其实这家出版社就他这么一位专职编辑。Zehpyr 是从希腊文来的，意思是西风。这西风从俄国诗歌刮向中国文学，于是C从编书进入我的生活。
午饭后，我们开车去萨克瑞门托。老城沿萨克瑞门托河散开，码头与火车站相连，当年忙于向外输送黄金和小麦。那昔日的繁荣，折射在西部电影中常见的老朽的木头房子和艳俗的旅游纪念品上，显得有点儿凄凉。
我们直奔老城边上的加州铁路博物馆。这是我保留节目之一，但来的次数太多，以至于到了痛恨的地步。
十九世纪的高科技无疑是火车，它彻底改变了人类地理和文化的概念，使东岸的美国人开始往西眺望了。那时从东岸到加州，乘船要五个月，乘马车日夜兼程也要好几个礼拜，且路不好，非颠得半死不可。
一八五四年，当朱达（Theodre Dehone Judah）收到信，请他去设计加州第一条客运铁路时，他年仅二十七岁。他有个梦想，有一天成为贯通第一条洲际铁路的工程师。同年五月，他和他夫人安娜（Anna）长途跋涉抵达萨克瑞门托，一到马上开始投入工作。第一段铁路从萨克瑞门托向东，铺到聂华达山脉脚下。而聂华达山脉是铁路通向内地的主要屏障，下一步可就难了。
一八五九年，朱达前往华盛顿寻求支持。他和妻子在国会山布置了一间展览厅，展示各种图表草案和调查报告，向议员和官僚们解释太平洋铁路的重要性。但他的提案最终搁浅。一年后他无功而返，回到加州。
朱达进山勘测。当地居民都认为在山里修路根本不可能，只有他的好朋友，住在荷兰平台（Dutch Flat）小镇的药材商支持他。他们俩一起翻山越岭，实地考查。有一天，他们和风雪搏斗，从山上扛着设备回到荷兰平台，疲惫而兴奋，他们终于确定了铁路过山的路线。
带着勘测报告，朱达开始在旧金山和萨克瑞门托寻找投资，但他的游说往往被嘲笑。甚至有人说，朱达发疯的巨大铁路计划将会消失在聂华达山脉的云端。他一再碰壁，终于出现转机。在一次小规模的演讲会上，他以最快的回报及最小的风险说服了在场的萨克瑞门托的商人，六人同意组成加州中太平洋铁路公司，其中四位实力雄厚，被称为“四大亨”（Big Four）包括两年后当上加州州长的斯坦福（Leland Stanford），斯坦福大学就是他用铁路赚的钱建的。
一八六一年十月，朱达再次来到华盛顿的国会山游说。太平洋铁路方案终于通过了，由林肯总统签字生效。贯通州际铁路的庆祝典礼在萨克瑞门托河边的泥泞的岸边举行，很多市民都来参加，朱达也在其中。他准是在暗自微笑——在奋斗了七年后，他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
但在修建过程中，朱达看不惯资本家的贪婪做法，据理力争，最后他和他的支持者被公司辞退，他只拿到十万美元的股份。一八六三年十月，他和安娜乘船离开。四天后，中太平洋公司第一辆火车头“斯坦福州长号”卸在萨克瑞门托的码头。经过巴拿马运河时，朱达染上黄热病，几周后死于纽约。当他下葬时，铁轨正沿他设计的路线深入聂华达山脉。
进博物馆不远，有三个留辫子的华人泥塑在峭壁上运送一桶炸药，他们正准备炸开聂华达坚硬的花岗岩，为火车开道。因劳动力短缺，当时主管建筑的老板打算用失业的中国矿工来填补，遭到他助手的反对，理由是他们没有开山造石的经验。老板反问道：“他们建造过长城，对吧？”事实证明华工吃苦耐劳，出勤率高，工资待遇低。那时的月薪只有三十到五十美元，还不管吃住。华工曾一度占修筑铁路劳力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干的是最苦最危险的活儿。据统计，自一八五四年到一八八二年，有三十万华工在美国修铁路。在铁路带来的美国的繁荣后面，有多少辛酸的故事？如今只剩下一些数字，还有这三尊泥塑——无名无姓。
八
田田的笑那么清纯自然，会让人惊奇。不，我是说让我惊奇。
她十八岁了，生日正赶上周末。星期五晚上，她要请朋友来聚会，希望我回避。当天中午，我请芥末帮忙做寿司，买来酒水鲜花气球。布置停当，老父告辞了，到一个美国朋友家过夜。我每半个钟头给她打电话，已确保无酗酒吸毒火灾之意外。当聚会顺利进行，有一刻田田躲进自己房间。“真无聊。”她在电话里叹了口气，对我说。
田田从我这儿继承的是流浪的命运。她三岁就随我们到英国住了一年，并去了欧洲八国。过海关时她总是昏睡不醒，对国界基本没概念。九五年全家团聚，她从北京搬到美国。她那年十岁，英文一窍不通，在学校的喧嚣中沉默了一年半才开口，没想到初中毕业她竟拿到总统奖。紧接着家庭破裂，她随母亲回北京，上了两年国际学校，去年夏天再搬到美国，和我在一起。
去年夏末，我从机场接她回家，她坐在厨房炉灶旁巴哒巴哒掉眼泪，想念北京和那儿的同学朋友。两天后她和朋友到伯克利过夜，喝得酩酊大醉。我正要去中西部教两个月的书，不禁忧心忡忡。每天打电话回家，她都安慰我：“我挺好的，你就放心吧。”待教书归来，果然云开雾散，她笑盈盈围着我团团转。她已有不少新朋友，功课也跟上了。
她很久不弹钢琴了，这回从北京带来一首电影主题歌《星语心愿》的琴谱，有空就反复练习，只弹这一首。乍听起来这是首挺欢快的曲子。她弹得遍数多了，我都能背下那旋律。
我乐观得太早了。我们聊天时，她对人生意义提出怀疑。我想起我们年轻时，外在压力大，反而缓解了内心焦虑。我给田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