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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匆匆洗漱下楼，斯坦尼斯拉夫在门厅等我。我们交流有障碍，他比划说要去哪儿哪儿，我点头说是是。我们穿过老城广场，他停住脚，悄悄说斯克沃瑞基（Josef Skvorecky）在那儿，一脸崇敬。我只知道他是著名的捷克小说家，住在加拿大，星期四晚上和我一起朗诵。我被领到市政厅，出示请帖。一进门可傻了眼，人家全都衣冠楚楚——男的西服革履，女的长裙粉黛，只有我蓬头垢面，皮夹克牛仔裤球鞋，还扛着个大书包，像个逃难的。没处躲没处藏，只好硬着头皮跟着上了三楼，来到大厅。市政厅是布拉格一景，可上溯到十三世纪。七百年了，经历了多少朝代多少生死。
市长大人讲话，一口流利的英文。他拿迈克的小个子开玩笑。迈克接过这个玩笑，和他刚出版的诗集《消失》（Disappearance）连在一起。消失，多好的主题，在这个呈现的时代，恐怕没多少人懂得消失的含义。他的女朋友、作家节副主席伏拉斯塔（Vlasta）站在他旁边。她四十来岁，很苗条，热情外向。迈克提到捷克诗人塞弗尔特（Jaroslav Seifert）。今天晚上就是纪念他的专场朗诵会。迈克讲话时昂着头，闭上眼睛，好像在缅怀消失的诗歌和死者。散场后，迈克跟我紧紧拥抱，并把伏拉斯塔介绍给我。我对迈克说：“你看，我早就说过了，你不是真的很成功吗？”
我喜欢在布拉格街头闲逛。往返于招待所和剧场，必经老城广场。正值复活节前夕，露天舞台围满了游客，摊贩在推销彩蛋、传统的木制玩具和水晶器皿。我去服装店，给自己打扮成正人君子，为对付每天晚上各国使馆的招待会，免得再丢人现眼。和五年前相比，布拉格变了不少，越来越商业化，到处是跨国公司名牌产品的广告。但看得出来，捷克人还是有一种自信，没在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完全转向。满街都是漂亮的捷克姑娘，让我眼花缭乱。她们有一种不谙世故的美，这在美国西欧早就见不到了。现代化首先消灭的是这种令人心醉的美。
让我吃惊的是，那么多美国年轻人住在布拉格，甚至有自己的报纸刊物。迈克跟我解释说，这儿生活费便宜，他们可以逃避美国的生活压力。再说，布拉格像三十年代的巴黎，有人说是来寻找艺术灵感的。“可我怎么就没见着一个成气候的？”迈克摇摇头，说。
他带我去看看他的办公室和家。我们离开旅游区，街上人很少，弯弯曲曲的小巷让我想起北京的胡同。迈克抱着一堆书，梦游似的边走边说：“你看，这个世界上只有伏拉斯塔爱我……我在布拉格根本找不到能深入谈话的人。在今天，谁还需要深入的谈话？一切都是表面的，光滑的，假装快乐的……捷克作家多半都是民族主义者，不喜欢一个老外当作家节的头头。到哪儿我都是老外。英国人更可怕，势利保守自以为是。要说纽约是我老家，可家没了，我怎么住得起那儿的旅馆……”
我从节目单上看到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名字，她要和另两个美国小说家威廉·斯泰因（William Styron）、罗伯特·斯通（Robert Stone）在作家节“纽约，纽约”的节目中亮相。我跟苏珊有几面之交。她请我到她家做客，并约好出去吃晚饭。阴错阳差，让我给误了。
早上我查地图，终于找到“地球”（Globe）书店，每天上午在这里召开新闻发布会。书店以英文书为主，附带咖啡厅。几台电脑沿墙排开，是供顾客上网发电子邮件的，没有椅子，顾客只能像鸟一样站着，免得赖在那儿不动。我抽空钻过去，也想试着跟上这新时代，欲不知道怎么用。请教旁边的美国小伙子，他麻利地用光标把我引进迷宫，一下卡住了，进退两难，顿时一身冷汗。
一个挂满照相机的人跟我打招呼。他自我介绍他叫若萨诺（Rossano），是作家节的指定摄影师。他毛发蓬松，眼睛跟镜头一样亮。他要给我照相，只能从命，跟他满街跑。他照相的方式特别，要不让我站在教堂前的石墩上像个受难者，要不把我关进电话亭像个囚犯。他来自佛罗伦萨，是个典型的意大利人，热情爽朗。为什么住布拉格？很简单，他娶了个布拉格姑娘，刚生了孩子。说到这儿，若萨诺长叹了口气。
记者招待会快结束了。咖啡厅挤得满满的。苏珊·桑塔格坐在主席台上，被记者的各种问题围追堵截，从科索沃战争到全球化问题。她刚下飞机，看起来一点儿倦意都没有，词锋犀利，得理不让人。等迈克宣布散场，我过去跟苏珊打招呼。好极了，她用手拨开滑到前额的一绺白发说。你看明天晚上怎么样？就我们俩，吃饭聊天，没有记者，没有采访，没有照相机。一言为定。
卡夫卡的布拉格（2）
四
“布拉格不肯走，也不让我们走。这个妈咪有爪子。人必须得排好队，或者，我们必须在维瑟荷德（Vysehrad）和城堡两处点火，然后我们或许才能离去。”
——摘自卡夫卡给奥斯卡·波拉克（Oskar Pollak）的信
查尔斯大学创建于一三四八年，是中欧最古老的大学，一八八二年分成德国大学和捷克大学。卡夫卡于一九○一年在德国大学注册，他学习成绩平平。学法律对他来说是权宜之计，犹太人只能选择法律和医学这类务实的专业。
在给友人的信里，他描述了第一次性经验：“那时我们住在泽特纳嘎斯（Zeltnergasse）。对面是一家服装店，卖衣服的姑娘总是站在门口。我二十刚过，不停地在屋里走来走去，为应付头一次全国通考，整天忙于我看是毫无意义而且伤神的死记硬背。那是夏天，热极了，难以忍受。我在窗口，讨厌的罗马法历史总是在我牙齿间。我们终于通过手势联络上了，晚上八点我来接她。可我到的时候，另一个男人已经在那儿。唉，总是如此，我怕整个世界，也怕这个男人。而那姑娘从男人那儿抽出胳膊，做手势让我跟着。我们来到斯楚策宁瑟尔（Schutzeninsel），在那儿喝啤酒，我坐隔壁桌子。接着继续溜达，我尾随在后，到了那姑娘在跳蚤市场附近的家。那男人离开了，姑娘消失在房子里，我等了一阵，直到她又出来。然后我们去了克雷恩萨特（Kleinseite）的一家旅馆。到旅馆以前，这一切迷人激动令人作呕，在旅馆里也没有什么两样。
凌晨，依然又热又美，我们穿过查尔斯桥回家。我，当然幸福，这幸福的含义仅仅在于我那呻吟的身体终于平息了。而最主要的，这幸福在于整个事情并没有更令人作呕，更肮脏……”
一九○四年冬天，二十一岁的卡夫卡开始写《一次斗争的描述》的初稿。他在当时给朋友的信里写道：“一本书必须是我们中间冻结之海的斧子。我相信这一点。”在这本书里，我——叙述者描述了他在夜里的漫游，和一个同学一起，穿过寒冷荒凉的布拉格。而他别的作品都没有像这本书那样，布拉格扮演如此中心的角色。卡夫卡通过夜游所涉及的布拉格的名胜古迹，除了少数毁于战火，和今天人们目睹的几乎没有区别。
查尔斯桥（Charles Bridge）是布拉格最古老最著名的桥，跨越伏尔塔瓦河，连接着老城和对岸。这桥的前身毁于洪水和解冻的冰流。一三五七年，查尔斯四世责成建筑师建起这座桥。
除了一八九○年有两个桥洞被洪水冲垮外，它从历代的战火灾害中奇迹般地幸存下来。卡夫卡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九日的日记中写道：“和奥特拉（Ottla，卡夫卡的妹妹）一起。她的英文老师领着她。过码头，石桥，马拉·斯特拉那（Mala Strana）新桥，回家。查尔斯桥上的令人激动的塑像。桥在夜里空旷时奇特的夏夜之光。”他在致友人的信里写道：“每人心中的魔鬼在把夜啃垮，无所谓好坏，这就是生活：若无魔鬼，你不可能活下去。故你诅咒自己的是你的生活。这魔鬼是物质（从根本上极美妙的那种），已经给与了你，你现在非用不可……在布拉格查尔斯桥上，在一座讲述你的故事的圣像下面有一种解救。这圣人驱赶着魔鬼耕地。当然魔鬼依然狂怒（因此有了过渡时期；只要魔鬼不甘失败），他露出牙齿，用扭曲阴险的表情回望它的主人，痉挛地缩回尾巴，而它被轭具所治服……”
五
我站在牛奶餐厅（Mlynec Restaurant）的落地窗前，灯火闪烁的查尔斯桥近在咫尺。这个咖啡厅过分奢华，有一股暴发户的味道。我在读一本英文版的书《弗朗兹·卡夫卡与布拉格》。作者哈若德·萨弗尔那（Harald Safellner）。书的背面引了卡夫卡的朋友约翰那斯·乌兹迪尔（Johannes Urzidil）的话：“卡夫卡就是布拉格，布拉格就是卡夫卡。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像卡夫卡一生中那个全面而典型的布拉格。我们，他的朋友们，‘幸福的一小撮’，……我们知道布拉格被包含在他作品那些最小的量子之中。”
布拉格作家节进展顺利。作家一个个上台下台，听众掌声起落，剧场挤得满满的又一下子空荡荡。如果卡夫卡还活着，一定会觉得作家节是件可笑的事，说不定会为此写部小说呢。今天整个的活动就叫“布拉格”，都是捷克作家，除了我，晚上我和捷克小说家斯克沃瑞基同台朗诵。我怎么被归入捷克作家的行列？这是迈克的主意。他告诉我，他原计划是安排我和哈维尔一起朗诵。为此他前往总统府，而哈维尔的顾问借口不懂英文把他打发走了。
下午在国家电台接受采访时，主播人告诉我，六八年苏联军队占领布拉格后，我们所在的这个第九号播音室由于位置偏僻，仍在发出反抗的声音。俄国人花了两天的工夫，最后才找到这儿。
今天晚上座无虚席，听众是冲着斯克沃瑞基来的，他在捷克比米兰·昆德拉名气大得多。六八年苏军入侵后不久，斯克沃瑞基流亡到加拿大多伦多，在大学教书，并协助他太太办了一家“六八出版社”，专门出版在捷克的禁书。一个捷克学者告诉我，斯克沃瑞基流亡后，为捷克做了重要贡献；而米兰·昆德拉根本瞧不起他的祖国，自认为是法国人。
斯克沃瑞基得了重感冒，坐在后台，不停喝白兰地。他对我说，他老了，不适合长途旅行。他上了台，一边喝白兰地，一边先用母语后用英文朗诵他的小说《低音萨克斯管》（Bass Saxophone）。掌声雷动，有人高叫着什么，捷克人在向他们的英雄致敬。下半场轮到我，先由迈克讲几句话。他像鸟一样闭上眼睛，似乎在回想往事。
昨天晚上跟苏珊·桑塔格“约会”，没想到还成了事件，传得沸沸扬扬。苏珊的名气太大，又冷若冰霜，更罩上层神秘色彩。摄影师若萨诺让我帮他说情，给他个拍照的机会；瑞典使馆的二秘让（Jan）托我转交名片致以崇高敬意，说他是苏珊多年的崇拜者。我带着重要使命，在她下榻的旅馆大厅等候。九点四十，苏珊才从电视台接受采访回来。“哎，这些愚蠢的问题，真是折磨人。走吧，我饿坏了。”
我们坐出租车去一家名叫“中国城”的饭馆。我发现司机不开计价表，并在城里兜圈子。到了目的地，他要价比应有的高三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