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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亮。她没有法国职业妇女那种虚荣。家中大多数家具是她从街上捡来的,不配套但还算和谐,好像由孤儿组成的家庭。
C的性格中有一种悲剧性,而这种悲剧性又被日常生活的琐碎无聊掩盖了。总的来说,这个世界对女人极不公平。女人追求的是感情生活,而一次感情或婚姻的失败往往就会毁掉其一生。C又恰恰是那种完美主义者。我从未见过她的中国丈夫。他们的恋爱史,是和六八年的革命大火连在一起的。他们厌倦了暴力,搭车到西班牙去玩。每回讲起这故事,她脸上会泛起红潮。
我以前来巴黎常住她那儿。她家在巴黎郊外某小镇一条名叫希望(Esperiance)的僻静小街上,院中有花坛和一棵大柳树。当年她买的房子很小,由于孩子们对空间的需要,房子不断扩建,多半是靠她自己的双手,由于经费短缺,不得不经常停工待料。女儿长大搬了出去,房子尚未竣工转眼已空荡荡的。
这条街并没给人多少希望。两年前的飓风把大柳树连根拨起;接着由于连年干旱地基倾斜,房子出现了巨大的裂缝。虽说有保险,但加固工程旷日持久。更倒霉的是,她喜欢跳芭蕾舞,可两条腿拒绝合作。左腿膝盖的半月板刚做过手术,她像只受伤的鸟连蹦带跳好几个月,右腿又出现类似麻烦……
如今她坐在危楼中备课翻译。她本来就是那种紧张型的人,这世界又偏偏跟她过意不去。但她自有办法,除了跳舞,她还写诗搞摄影。至少在审美的意义上,她表达了对命运的抗辩。
八
两年前一个夏日早上,一个住巴黎的朋友带我们去散步。在通向巴黎圣母院的桥上,兴之所至,他用手机给住在附近的O打了个电话。O正好在家,约我们上去坐坐。她年近七十,第二代白俄移民,寡居,本人学过中文,曾是联合国《信使报》主编。我们一起在朋友家过过新年。她反对著书立说,认为写作本身多少带功利色彩,而世界上最伟大的东西是不见诸于文字的,比如基督和孔子的思想。
她家紧靠赛纳河,水面折射的阳光映在玻璃上,动荡不安。她穿着睡衣,花白的头发披散着。她说她病了,把我们让进卧室,拿出几个高脚杯,斟满粉红色香槟酒。她家像个小型的人类学博物馆。卧室桌上放着骷髅,茶几是一块缅甸古墓的棺材盖。
待我们坐定,她说起上周末的一个插曲,手舞足蹈。她不久前接到邀请,请她去看俄国侨民演的高尔基的话剧《在底层》。拎着两瓶香槟酒,她好不容易在一条小街找到那个废弃的地窖。
“它叫天堂街(rue du Paradis),多有讽刺意味。”O怪笑着说。
住在里面的俄国人,衣衫褴褛,眼珠子紧盯着她手中的两瓶香槟酒。她这才发现她是惟一应邀的观众。没有舞台没有灯光,几乎每个居民都是演员。他们走来走去,台词脱口而出。那哪儿是什么话剧,正是生活本身。
演出结束了,她留下来跟他们一起吃饭,只有面包和盐。她带来的高级香槟酒刚打开盖,顿时被喝得精光。那些眼睛在昏暗中转动。“很多年没喝过这样的好香槟了。”有人咂巴着嘴说。坐她旁边的是个年轻妓女,她用身体和男人交换面包。那些人在俄国几乎个个都是专家教授,居然有人用中文背王维的诗,有人用希腊语援引亚里斯多德的话。
最后O花两千法郎买下《在底层》的道具,那是个用从垃圾箱里捡来的材料加工而成的斗篷。O搂着它,在屋里踱来踱去,讲述那插曲的最后部分。分手时竟有点难舍难分,她那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贵族口音让他们着迷。他们盼她再来作客,最好能多带上几瓶好酒。说着说着,她突然把斗篷披在自己身上,像个古老的俄国精灵。
九
巴黎是个很难描述的城市。那些敢于描述巴黎的人八成都是游客。他们像牛一样被导游或旅游书牵着鼻子走,因为时间短又不懂法文,自由放牧的可能性很小。旅游正在成为一场人类灾难。单说这旅游文化,就比口蹄疫之类的传染病都厉害。如同戏法,它把假的变成真的,历史变成现实,游客变成居民,白昼变成黑夜,哭变成笑,或者刚好相反,依我看,旅游多少有点儿像我们当年的大串连,只不过背后操纵的是资本。要说资本这玩意儿,看不见摸不着,但闹心。据说若有一天中国成为中产阶级社会,每人都盘算到巴黎走一遭的话,那么巴黎每天要额外接待两千万游客。
我从住处出发,穿过市政厅广场和赛纳河,穿过城中之城塞特(Cite)岛,到达左岸的拉丁区。北京和巴黎同是皇城,但少有相似之处,而巴黎倒是让人想起上海。也许正如法国这个词(France)是阴性的一样,巴黎带有一种阴柔之美。
其实人跟狗差不多,也主要是靠鼻子生活的。记忆深处,气味甚至比视觉更持久。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写道:“……然而,当人亡物丧;往日的一切茫然无存之时,只有气味和滋味还会长存,它们如同灵魂,虽然比较脆弱,却更有活力,更为虚幻,却更能持久,更为忠实,它们在其他一切事物的废墟上的回忆、等待和期望,在它们几乎不可触知的小滴上坚韧不拔地负载着回忆的宏伟大厦。”
在海外久了,对故乡的记忆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抽象,而北京那独特的气味时不时浮现出来:冬储大白菜、煤球炉子的浓烟味、榆树开花时的清香味、夏天湖水的鱼腥味、胡同里厕所的尿臊味和烤羊肉串的辛辣味……巴黎的气味完全不同:处处飘散的咖啡香味、街头烤栗子的糊味、冬天雨中树叶的怪味、让人头晕的女人香水味、地铁里流浪汉身上的酒臭味……
Y这两天反复跟我说,他是画画的出身,他要买个宽敞的单元,重操旧业。有一天拍不动皮包了,他能靠画养活自己。说此话时,他会激动地挥挥拳头,鼓励自己。
巴黎故事(3)
十
M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分到区党校,再转到某编辑部当编辑。一九八四年他编了内部读物《新诗潮诗选》,这套书的出版影响深远,几乎就在此后,“今天派”诗歌得到了社会公认。
我认识M是在这套书出版不久,他约我去坐坐。他的单身宿舍在区党校那简陋压抑的建筑物三楼,潮湿昏暗,充满尘土味。他父亲是铁路工人,家在湖南一个偏僻的山沟里。我猜想,正是铁路给这个乡下孩子以梦想,并把他带向远方。他小个子,圆圆的脑袋,塑料眼镜缠着布。他说话快,字叠在一起,有时还会忽然脸红起来。
M八九年来到巴黎。九O年春我们在奥斯陆开会,决定复刊《今天》,他也从巴黎赶来。这生离死别的重逢,大家都很激动。但很快就发现,彼此之间变得陌生了。他总是处于亢奋状态,思路跟他的眼神一样浑浊。九一年初我到巴黎,M请我和另几个朋友去作客,在他台湾女友租住的单元里。聚会不欢而散。不久前法国《解放报》采访他,他说了些不该说的话。在别人的严厉指责下,他嚎啕大哭。清晨分手时,他脸上满是未干的泪水。
此后我只在巴黎地铁里晃了一眼,没打招呼,只见他敦实的身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关于他的消息断断续续:女友跟他分手,他流落街头,到处跟朋友借钱;几位好友凑钱帮他租了间房子,而他整夜把录音机开得山响,洗澡水溢得满地,没几天就被房东赶了出来。很多年没了音信,据说他漂流到罗马,又回到巴黎。也许有一天会在巴黎街头见到他。
十一
L老板个不高,溜肩膀,脸色红润;唇鬓和头发正变白,好像刚从一场大雪中归来;眼睛眯缝,在眼镜后头频频牵动笑意。他在巴黎中国人的文化圈是号人物。他开的那家中餐馆在巴黎算得老字号了,名声在外,主要是本店老板热爱文化——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喜欢请客,每年中秋节的螃蟹宴,一请百十口子。凡路过巴黎的中国人,只要跟文化沾边,都会被他请去侍候一番,好像他侍候的是中国文化。孰不知,多数文化人其实和文化没什么关系,饭碗而已。
他温州人,自幼丧母,父亲把他拉扯大。在香港读完高中,他跑到巴黎闯天下,先厨师后老板。老板娘是他表妹,亲上加亲,夫唱妇随,生意一度红火得很。他这辈子本来和别的餐馆老板没什么两样,但八九年的事件改变了他。他跟着热闹起来。但热潮退去,散的散走的走,把他晾在那儿。在失落的寂寞中,他结识了滞留在巴黎的一帮中国文化人。要说文化和餐饮业素无缘分,虽然文人也得吃饭,餐馆也得靠书画妆点门面。没想到文化竟把L老板搞得五迷三道,欲罢不能。他心野了,有空就跟朋友泡在一起谈天说地。餐馆衰败了,就差桌子长出草来;老婆怨言无声,卷铺盖跟他离了。
去年新年前夜在朋友家聚会。众人皆醉,惟他独醒。凌晨,他开车送我回家。巴黎满街是等车的人,涌来涌去,像潮水一般。他灵活转动方向盘,绕开那些企图拦车的。茫茫长夜,何处是岸?话锋一转,他突然长叹道:“你说人这辈子是怎么回事?一夜间,钱财对我没意义了。到我这岁数,居然也可以另走一条路,再换一种生活方式……”
每次聚会,L老板总是要等餐馆关门,拎着两瓶上好的法国红酒开车过来。进门,打招呼,坐定,尝酒菜,给予应有评价。他在文化圈子泡了十年,对这套语言系统不仅不陌生,还能穿针引线。有时碰见新来高手,他沉默不语,品酒,眯眯笑。
十二
我打电话到新加坡找S。一个菲律宾女佣用英文说:“我们老爷睡了。”我一听来了火:什么老爷?快叫他起来。“我不敢,”女庸呐呐说。
十五年前S到北京开会,在我家小坐,他那时英俊小生,话不多,既骄傲又谦和。
他发表在《今天》上的《下地狱书》独得一九九二年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奖。由于消息闭塞,当一位坐过牢的罗马尼亚诗人代他领奖时,他正骑车在上海的弄堂里钻来钻去。紧接着他和法国姑娘丽丽堕入情网,搬到巴黎来。丽丽有一部分中国血统,会讲中文。我九三年春天到巴黎,正赶上他们的婚宴。那天丽丽的亲朋好友老师同学浩荡如云,代表着巴黎人健康的社会关系;而男方只有我们几个朋友,多少说明了一个东方漂泊者的尴尬处境。
依我看,S是个真正的诗人。如今这年头,诗人大都张牙舞爪装疯卖傻心怀叵测,像S这么温雅沉静的,不多。他用一双忧郁的眼睛倾听别人,专注而充满信任,而他说起话来像个梦游者,似乎随时准备用梦纠正现实。
他们婚后不久得了一子。生活所迫,丽丽不得不放弃读博士,去中学教书。S一边学法文,一边靠教中文赚点儿零花钱。他的头发脱落,背驼了,精神日渐恍惚。我那时住荷兰。有一天收到他的信,打开,竟是空的。我赶到巴黎,约他到一家咖啡馆见面。我们喝着啤酒,从下午一直到夜色来临。他目光涣散,心情沮丧,似乎随时会从椅子上出溜下去。我劝他,更主要的是一种内在冲突——两种古老文明的不可兼容性。
再见